地下党火线起义

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以60万人吞掉国民党军80万，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解放军创造这个奇迹的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淮海战役前后，中共地下人员已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的许多部门，他们有些人在国民党军队中握有一定兵权，有些人则在国民党军政界中枢机关里身居要职。他们在隐蔽的战线上所进行的秘密工作，削弱了敌人的力量，瓦解了敌人的士气，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中共中央直属的特别党员。早在1946年夏，张克侠即利用到南京送其连襟冯玉祥出国之机，将徐州国民党军的军事部署写了一个详细的材料，转交给周恩来。淮海战役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张克侠利用担任徐州城防司令可以自由出入徐州“剿总”之便，去“剿总”参谋处翻阅军事情报和军事图表，然后将徐州敌军情况及工事图表送往解放军那里。张克侠送出的军事图表十分详细，甚至连徐州国民党军设防工事中各个明暗堡的具体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

无独有偶，国民党国防部主管作战的参谋次长刘斐和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都是解放军的情报人员。郭汝瑰在20年代末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但因客观原因后来与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抗战胜利前后，他重新向共产党靠拢，两次面见董必武，并开始向联络员任廉儒提供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从1945年到淮海战役结束时的约4年的时间里，郭汝瑰与任廉儒见面百余次，几乎每次见面都能提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其中有些是相当重要的战略情报。郭汝瑰担任国民党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期间，曾提供过国民党军作战序列及编制装备、人马数目表。出任国防部主管作战的第三厅厅长后，提供过调归陆军总司令部序列的9个军和炮、工兵情况。调任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后，则提供过国民党进攻大别山后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的配置情况，徐州司令部解围兖州的计划。回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后，郭汝瑰参与了淮海战役国民党的决策指挥。在战役期间，他提供了国民党军解围双堆集的计划，1948年11月底的国民党江防计划，1948年12月初的国民党京沪地区江防要图等。1948年11月9日，郭汝瑰开完蒋介石召集的黄埔官邸高级将领会议后，一次就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9件绝密文件交给了任廉儒，叫他马上转给地下党的有关负责人。

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中共地下党员肖德宣受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派遣，第二次单枪匹马打入徐州国民党军，还担任了第116军参谋长。当他获悉杜聿明部要在飞机、毒气弹的掩护下作最后突围时，他便以执行“特殊任务”为由，派人将已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第44军军长的“随军夫人”送出警戒线，把杜部准备突围的情报口头传递给了解放军。

除单线与中共和解放军保持联系之外，也有的中共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内部结成秘密团体，集体合作开展情报工作。廖运周师地下党的情报工作先是由上级派人来领导，后改由廖运周亲自负责前方情报工作，徐仁负责敌军的后方情报。廖运周把地下人员张士瑞、金克安排在师直属的谍报队和电台，利用国民党的电报密码和无线电暗语译解国民党军的行动信息，然后派张士瑞送交解放军。

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国民党的军用专线电台即“重要军话台”和“次要军话台”，也成了中共地下党的掌中物。重、次两台共有9人，竟有7人是地下党，也就是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直接掌管国民党最高军政机构通话的两个军话台，完全处在地下党的控制之下。军话台内设有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车大奎是负责人。解放军从军话台地下党那里获得过大量机密情报。车大奎曾提供过蒋介石下达的关于黄维兵团突围的指示要点以及宋美龄赴美国之前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谈话内容等重要情报。

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方面始终把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诚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军委和毛泽东一再指示将策反国民党军作为夺取战役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策动国民党军大批起义和投诚构成了淮海战役的一大特点。

淮海战役前，周恩来即指示张克侠，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造成更大的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何基沣也接到叶剑英要他准备起义的指示。解放军华野部队先后派联络员朱林、杨斯德到第三绥靖区协助何基沣、张克侠加强策反工作。

由于双方计划周密，配合默契，第三绥靖区主力部队在开战后的第二天即成功地举行了战场起义。这真是解放军先声夺人的妙举，大战伊始就给徐州“剿总”部队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1948年11月，廖运周师编入黄维兵团开赴徐淮战区，廖师地下党确认这次行动是他们发挥最大作用的最有利的时机。为便于起义，廖运周将不受地下党控制、有可能在起义时找麻烦的第328团从廖师中甩了出去。11月29日，廖师所属的2个团及师直属队，在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实施战场起义。起义的时间选在敌人以4个主力师（包括廖运周的110师）平行地突围及敌人攻击最高峰的时候。

11月28日，黄维把组织4个师突围的计划，向各师师长说了一遍。说完，他走到第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面前，拍拍廖师长的肩膀说道：“老弟，你看怎么样？”廖运周早看出黄维的用意，是想要110师打前锋，牺牲自己，让兵团突出包围。廖运周当即站起来说道：“我完全同意司令的计划，明天早晨用4个主力师向东南突围。如各位信得过，我的110师负责打前锋。”黄维见他这样说，十分高兴，满口称赞道：“还是老弟有办法！”

廖运周立即把这个情报，告知解放军南线第4纵队陈赓将军。

11月29日早晨，黄维命令各军人马准备突围。果然，这天早上6点，在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后，廖运周率领110师向刘庄方向集团冲锋了。说来奇怪，不费什么劲，廖运周的110师就冲出去了。

黄维一见大喜，连忙督令后续部队火速攻进。哪知，当110师刚冲过去，忽然一声叫打，左右两边一齐开火，把正在跟进的部队打个措手不及，顿时人仰马翻，一片混乱。等到黄维明白过来，已悔之晚矣。他慌忙命令后撤，可是这些跟得快的部队已被割成数段，退也退不下来，只好一狠心丢掉了事，除了失去110师以外，又折兵上千人。

这一下，给敌人精神上打击不小。按当时的态势，如果廖师不起义，整个第85军集结到双堆集东南，则又是另一种情况，战役会更残酷。廖师的起义也影响了第12兵团军心，一般军师长无不泄气。接着23师黄子华在阵地上向解放军投降，虽有种种原因，但主要是廖运周起义的连锁反应。

同样，解放军地下党人员在策动敌军投诚方面也发挥了特殊作用。周镐、王清翰策使孙良诚反正即为一例。

1947年10月10日，军统少将（中共特别党员）周镐受命调查孙良诚与李济深“私通”的情况，周镐借机向孙良诚指出了弃暗投明的出路。淮海战役开始后，周镐前往劝降已被解放军包围的孙良诚部，在与解放军有联系的孙部副军长兼260师师长王清翰的内应下，孙良诚率部向解放军投诚。

在围歼黄伯韬兵团时，地下党员国民党第44军第449团团长肖德宣，主动放弃前板桥和碾庄车站的所部阵地，为解放军攻占碾庄核心阵地闪开缺口。当第44军防御阵地全线动摇时，肖德宣策动赵壁光第105师残部投诚。肖德宣本人则率第449团2500人全部投向解放军。

1949年1月10日，解放军再次对被围的杜聿明部发动了猛攻。第72军及第116军师以上军官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最终出路问题，会上主“和”派与主“战”派相持不下，时任第116军参谋长的肖德宣发言说：“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我们这几夜听到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是可信的。还是为那些无坚可守、饥寒交迫的下级军官想想吧！黄维兵团、孙元良兵团突围的结果，将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于是，72军军长余锦源率部投诚。

打入国民党军队首脑机关的中共地下人员，还对国民党军队的决策指挥施加影响，有意诱其失误。

淮海战役前后，蒋介石身边的军事智囊人物刘斐和郭汝瑰，利用“居君侧”的有利条件，影响蒋介石的战略决策。从国民党“徐蚌会战”计划的酝酿制订，到杜聿明部被围陈官庄，刘、郭二人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决策。“徐蚌会战”的两套方案是由郭汝瑰具体拟定的。其中“固守徐州”，集主力于徐蚌铁路两翼的“攻势防御”案被杜聿明称为中外战争史上所未有过的“出奇的方案”。由于这个方案事先已为解放军方面掌握，未及全面付诸实施，即因解放军的迅速进攻而落空。

在徐州“剿总”从徐州撤退的问题上，由于杜聿明疑心郭汝瑰“通共”，故有意避开郭、刘等人而与蒋直接达成“撤而不打”的密议。然而，当杜部撤出徐州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一带，淮河一线蚌埠方面的解放军又向北退却时，蒋介石以为形势好转，求胜欲陡然上涨，恰在此时，刘斐巧妙地从旁指责杜聿明有意避战，只想逃跑；郭汝瑰则旁敲侧击，极力强调杜聿明须求战而不能避战。于是，蒋介石一改初衷，命令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并令李延年向北推进，协助杜聿明共解黄维之围。实际上，蒋介石这个变撤为打的决定，把杜聿明部推上了绝路。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官对决策指挥机构亦有微辞。当黄伯韬兵团被歼时，孙元良就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邱清泉则直接叫嚷：“国防部里有共谍！”

纵观淮海战役，国民党军战略上的失误多于战术上的失误。这些失误的形成，是与参与决策的中共地下人员的影响分不开的。

淮海战役中，中共地下人员的另一大功劳是破坏国民党的物资供给，削弱其作战物质基础。

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国民党不仅派重兵驻守，而且在此储备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因此，解放军方面把捣毁国民党军在徐州的军用物资作为一个重要军事目标。

1947年12月，解放军鲁南军区徐州情报站的地下交通员权兴周，在徐州一酒楼结识了一位有厌战思乡情绪的国民党军驻九里山军火库的后勤班长。权兴周鼓动他说：“既想回家，临走前干脆把军火库搞掉，一来可以出气，二来可以给老百姓除一大害，立个大功。”在权兴周的帮助下，这个班长一举爆炸了九里山军火库，炸毁步枪4万支、军车80辆、药材400箱、汽油200多桶，弹药无算。

由于连年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濒于山穷水尽，军用物资更是供不应求。九里山军火库的爆炸，实际上是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前予敌以釜底抽薪的打击，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当解放军攻取宿县，切断徐蚌交通后，徐州杜聿明部的物资供应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物资储备不足，后方补给线又被切断，这是徐州国民党军被迫撤退徐州的原因之一。而在撤退途中被包围时，杜聿明部粮弹短缺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30万大军被围在一个方圆不过20华里的地方达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尽管国民党军事当局出动了几乎所有的军用运输机和民航公司的飞机，但空投到位的粮弹仍然是杯水车薪。空投食物充其量不到实际需要量的三分之一。各部先是宰杀牲口，继则吃麦苗、树叶、树皮。在饥饿的威胁下，杜聿明部官兵悲观绝望，矛盾激化，各部之间为抢到有限的空投食物，不惜武力相向，闹得水火不容。解放军则巧妙地利用敌军的困难，主动向国民党士兵提供干粮食品，准其伤病员和难民出入包围圈采购粮食，由此借机发展和派送地下人员进入包围圈。到杜聿明部彻底崩溃前，解放军的地下工作人员已几乎遍布整个包围圈，国民党军已经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