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运昌曾给毛泽东主席办公厅主任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开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父家的亲戚。这些人或者是毛泽东的表兄表弟，或者是表侄朋友，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不久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了后说：“我不管其他领导人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作安排找位置的事，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在奋斗。”于是，在文运昌开的名单上批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民会要说话的。”
毛泽东的批示，完全否定了文运昌的想法，致使他天衣无缝般的安排完全落空。这件事，让文运昌很有些想法。
此后，文运昌的胞弟文南松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毛泽东为文运昌介绍安排一个工作。
文南松大毛泽东3岁。当年，少年毛泽东在唐家圫生活时，与文南松年岁相近，玩得最好。文南松生性老实温和，毛泽东少时最同情和关心他。1949年开国大典刚毕，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就到了北京。毛泽东在询问唐家圫外婆家的情况时，特别提到“南松表兄是一个老实人，我最敬重他”。毛泽连从北京回来时，毛泽东又把一封信和一张自己的全身照片交给毛泽连，并嘱咐他：“一定要送到唐家圫亲手交给南松表兄。”
按说，文南松要求为胞兄介绍工作的来信，毛泽东无论如何会看在他老实人的份儿上予以重视吧。可毛泽东的回信，却又让文运昌大失所望：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当了国家主席的、当年在唐家圫与文家兄弟一起摸爬摔打的毛泽东。想不到他对亲友的处事原则竟是如此！
说来这些事情，都让文运昌感到费解。文运昌和毛泽东的关系，不仅仅是幼时唐家圫的总角之交、少时东山校的引荐之情、青年时期农运潮中的同志之谊，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漫长的岁月里，两人之间的联系也一直未间断过。甚至可以说，文运昌是戎马关山的毛泽东与家乡联系的中间人。1937年年底，文运昌收到毛泽东的一封长信。此时已是党的领袖的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全在与“运昌吾兄”的叙述中表露出来：
……接获手书，……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喜欢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
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难与艰难。……
从毛泽东这些来信中看得出，他显然将文运昌当作了自己可诉衷肠的人。
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吗？毛泽东对文运昌的一连串的态度，说明了他立党为公、不徇私情、严于律己、秉公办事的高风亮节。在党内树立起光辉的典范。由此也可以看出，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一己之私利，完全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能舍弃一切私心杂念，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不给半分优待，亲属也十分理解毛泽东的本意。因此，能够自觉地遵守他的嘱咐。
（参见谢柳青：《毛泽东和他的亲友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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