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四年大学生活

余卜华

我是1942年夏考入交大的。当时的交大本部在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的中华学艺社内（即现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面积大概只相当于现在徐家汇交大老图书馆，可能还要小一些。试想这样小的房子，要容纳三个学院十几个系逾千名师生，其拥挤情况可想而知。在我记忆中，似乎没有图书馆，理工学院的试验场所设在一个小工厂（文华笔厂）内。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居然还培养出数以千计的大学毕业生，有的还卓有成就，真是一大奇迹。

就我个人而言，四年的大学生活，最困难的还是食宿两大问题。我家逃难来上海，原住在重庆路新村一间灶披间，十平方米大小，要住五个人。1941年冬，日军侵入租界后，限我们一周搬走。我父亲没法，只好临时借住在一朋友家中。他们家也很拥挤，我们进去后，只好每天睡地铺。我考入交大后，全家很高兴，但是当时的学校，食宿两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不久，我父母回乡，留下我和姐姐两人在上海读书。那时，读书的环境可谓恶劣至极。我住的地方是一层楼，用木板隔开几间，彼此都无隔音，声音嘈杂得又无法读书和入睡。实在无法，只得买一张公园月票，每天躲到公园里温习功课。就这样，度过了大学一、二年级的生活。

到1944年，我姐姐实在坚持不下去，辍学回乡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上海，父亲朋友家中又住不下去了。彷徨逡巡，仰天长叹。幸亏一个在沪江大学读书的同学救了我。他在九江路一幢大楼内有一间房子，他找了沪江大学两个同学和我四人一起住，雇了一个保姆烧饭，总算解决了食宿两大问题。这时，我虽然每天仍要长途跋涉从河南路乘10路有轨电车到卢家湾上课，但生活总算安定一些，能够有一席之地，安下心来读书写字了。当然，生活仍是非常艰苦，常常吃不饱。特别是抗战快胜利前的一段日子，因晚上没有电灯，只好点上蜡烛看书，我的近视眼越来越深，也是那时种下的恶果。

1945年夏，日本投降，举国欢庆。我从乡下赶到上海，心中无比兴奋和愉快，以为八年的困苦艰难可一扫而光了。出人意料的是“伪学生”的帽子突然戴到头上，但和我常往常来的圣约翰、沪江、复旦、大同等校的同学，因为他们上的是私立大学，就不算“伪学生”，无不兴高采烈。而上海交大、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等所谓“国立大学”的学生，一样读书，就必须甄别，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经过一个同学介绍，我在离交大很近的徐汇中学做了一学期的代课教师并住进该校，以解决我的食宿问题。不久，所谓“临时大学”开学，经过斗争，总算让我住进了徐家汇交大的学生宿舍。也就是说，在整个四年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才真正地过了一段大学校园生活。

最近，重返徐家汇上海交大校园，看到到处绿树成荫，弦歌不辍，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对照我们过去的大学生活，真是天上人间，恍若隔世。我作为一个交大校友，是多么羡慕今日的读书环境，希望今日在校就读的同学们，珍惜大好时机，努力学习，为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而努力奋斗。

【注释】

[1]原载：《校友通讯——交通大学1946届》，交通大学1946届同学会编，1997年12月，第三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