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兹在兹三十年

陈建云

庞荣棣女士虽然不是所谓的“学界”中人，然而一提到《申报》馆主、报王史量才研究，她却是不折不扣的专家：出版《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和《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专著两部，发表关于史量才生平志业的文章数十篇。这些成果令我国新闻史学界瞩目，媒体称誉。

因为是史量才原配太太的内侄孙女缘故，庞荣棣女士幼年时曾在上海铜仁路史公馆住过一段时间。“白发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她从老人那里听到了一些有关史量才的奇闻轶事。1984年3月上海市政协举办“纪念史量才先生殉难50周年座谈会”，庞荣棣女士应邀列席。新闻界领导和前辈对史量才的高度评价使她大为吃惊，遂萌发了写一篇纪念这位亲戚的文章之念，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当时她已年届不惑，不但家务缠身，而且所从事的工作与新闻史没有任何关联。一个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马汰嫂”要研究中国现代报王，困难可想而知。史量才先生为坚守人格、报格而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身后萧条，精神不彰。庞荣棣女士曾说过：“将一位被时间尘埃淹埋了半个世纪英杰的音容笑貌、豪气胆识、人格魅力展现在后人面前，把他为社会作出的卓越功绩、慈善义举展览到当今的‘历史画廊’里，唤起今人对他的崇敬怀念和精神追寻，是对史公的最好纪念，同时也成了我这个‘追星’者的道义和责任。”正是这份弘扬史公精神的道义感和责任心，使庞荣棣女士知难而进，30年来念兹在兹，不弃不悔，终成史量才研究专家。也正是这份道义感和责任心，使她走出自己的书斋“思量阁”，四处奔走宣扬史公，缅怀史公，促成史量才纪念碑亭重建、纪念馆设立和铜像安置。

史学研究首重文献资料的搜集，尤其是第一手材料的挖掘。在有关史量才及《申报》资料的搜集、挖掘方面，庞荣棣女士确实做到了傅斯年所要求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当初涉足史量才研究时，她还是上海市建工局的一名职工，只能利用星期四厂休日去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厂休日这一天，她要先准备好两个儿子上学前的早点和一家四口的晚餐，然后多次转车横穿上海，到徐家汇藏书楼看整套的《申报》。为了节约时间，她不外出吃午饭，啃几口面包、喝点白开水继续埋头阅读、摘录。后来藏书楼中午停馆，她就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碗面条，然后伏在油腻的饭桌上整理上午摘抄的笔记。为研究史量才她提前退休，访问过继史量才担任《申报》总经理的马荫良、与史量才同车中弹受伤的沈士廉，拜访过王中、王维、陆诒、陶菊隐、徐铸成、孙道临、刘海粟、郎静山等新闻界文化界前辈，实地考察过史量才故居、遇难处与墓地，踏破铁鞋，艰辛备尝，获得了不少鲜为人知、富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为撰写史量才传记打下了坚实基础。庞荣棣女士对史量才研究的执著与勤奋，让我们这些专职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的人都感到惭愧。

庞荣棣女士研究史量才，可谓近乎痴迷，乐此不疲。我们每次见面，她言必“史公”，忘情忘形。她给我多次讲过发现史量才与蒋介石合影照片的经过，尤其生动。有一次她在徐家汇藏书楼查阅材料，工作人员送来的一包材料其实不是自己所要的，不过她也没有退回，随手打开后里面掉下一张照片，捡起一看，竟是蒋介石召集上海各界领袖到南京开会时的合影，上面既有蒋介石也有史量才。关于史量才触犯蒋介石从而招致杀身之祸，坊间有多种说法，但是没有两人会面的确凿证据。现在意外获得物证，自然狂喜不已。她赶快在笔记本上画下照片的大样，并标明人物的位置。可是，等她借到照相机再去藏书楼翻拍，却怎么也想不起那包资料的编号。自己三番五次去查找，工作人员也帮着翻查，“这张照片好比一滴水融入大海”，就是不见踪影。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了她的一块儿心病，一想起就懊恼后悔。2003年，《上海滩》杂志转给她一封信，是《时报》馆主狄楚青的外孙写的。她到狄楚青的外孙家拜访，主人给她看一张从《大成》杂志上撕下的一页纸，上面正是那张融入徐家汇藏书楼资料大海、自己苦苦寻找了几年的史量才与蒋介石等人合影照片。每次讲到这里，庞荣棣女士都是眉飞色舞，高兴得像个孩子。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常想，庞荣棣女士何以能够30年如一日，执著、专注于史量才研究？除了道义感和责任心，肯定是有真快乐在其中吧。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不知不觉间，庞荣棣女士研究史量才已走过30年，成果丰硕，令人敬仰。作为后辈和同道，祝愿她健康长寿，成果不断！

注：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史量才研究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