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向黄河以北地区的大量增兵，使得自1941年中条山会战以来两年多无战事的中国守军第一战区的前沿，飘散起浓烈的火药味。
日本人集结重兵，志在必得，而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上将只是笼统模糊地猜测到日军将会有行动，至于日军的企图、目的和兵力等，均无从知道。
盟军在各战场的节节胜利，已经使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们看到了日本的战败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但对于日军集结了重兵的中国战局，却依然不能乐观。
所以仅仅凭这一点模糊的判断，蒋鼎文也不敢有丝毫的麻痹。
1944年3月中旬。洛阳。
军以上高级将领会议正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举行。会议已经开了大半天，各军长和集团军司令也都有日军似有进攻迹象的判断，但更多的情况也无从谈起。
高级将领会议因着情况不明，没有议题，更难有结果，蒋鼎文在总结时说：“我现在召开这个军事会议，只是向大家报个警，中日开战数年，毫无疑问，现在已到了胜利的前夜，因此，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格外小心。为了防止万一，各集团军、各军的官长要把军官的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等等，尽快向后方转移……”
这时，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站了起来：“蒋长官，既然已判明敌人将对我发动一场进攻，那么，与其坐以待毙，莫如先发制人，立即出动飞机轰炸敌人在黄河铁路桥南端的北邙阵地，拔掉敌军向南岸进攻的桥头堡，然后，再以一部兵力杀过黄河向北岸去，打乱敌军的部署，变被动迎战为主动进攻！”
李家钰说完，有几名军官附和，觉得如此甚好。
蒋鼎文沉思了片刻：“其相[1]此言甚对。从中条山大血战至今，我战区与日军隔河相持已两年多了，两年多来，我没有一日不想杀过河去，把日本人赶得远远的！……”
从武昌起义时就投身军伍的二级陆军上将蒋鼎文，毕业于浙江讲武堂，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谋副官，在国民党军队的战史上载有勇敢善战的记录。他说到这里，自己已激动起来，但很快地，他平静下来，继续说：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与日军对峙两年多，现在的局面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均衡。我战区南岸防线，经过这两年多的巩固和加强，已经成为坚强的防线，说它是血肉长城也不为过！日军何尝不想打过来，将长江黄河流域连成一片？但是他们没有。这是敌军凛于我军威力，不敢轻举妄动而越雷池半步。”
蒋鼎文说到这堵“血肉长城”，不觉自得起来，他缓了口气：“因此，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只有稳坐钓鱼台，在我们业已巩固的防线上迎击敌人，而不必大惊小怪地去四面出击，反而给敌以空隙可钻！”
蒋鼎文坚定地说。
蒋鼎文对这堵“血肉长城”的信心不是盲目的。
第一战区强大的黄河河防兵力部署是：
战区帅旗插在古都洛阳。
郑州至陕县沿黄河南岸之线，约200公里的河岸上，集中驻扎着4个集团军，还有韩锡侯的第9军，马法五的第40军和谢辅三的暂编第4军。
近25万人马，重兵迭次地配备于大约长200公里的黄河南岸，不可不谓一堵血肉长城。
战区还有另一个兵力集团，那就是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上将指挥的3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
汤恩伯设副长官部于叶县，他的兵力部署是：
王仲谦第31集团军驻扎在河南郑州以南。
何国柱第15集团军和陈大庆第19集团军，全部置于平汉线路南段东侧。
此外还有贺粹之第12军，刘昌义暂编第15军及若干杂牌部队。
面对这样密集的兵力和经过休整的部队，又有了防守的经验，蒋上将是有理由充满信心的。然而，打了几十年仗的蒋鼎文，却犯了兵家的大忌。他将战区长官部置于岸边的洛阳城，诚然表达下同第一线将士安危同在的决心，也便于第一线指挥战斗。作为高级指挥官，这种精神固然可嘉，但以他富有的作战经验，他本不该忘记，高级指挥官本人亲临前线，与高级指挥部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高级指挥官在前线牺牲，只要他的指挥部健在，仍然可以掌握全局，不中断指挥，而最高级指挥部被打掉，后果将不堪设想。
蒋鼎文将军更没想到，这一刻的愚钝，不仅使他品到了“走麦城”的滋味，也写下了他军伍生涯最最难堪的最后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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