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之后，英、美两国首脑举行的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确定了一个战略原则：美、英两国家共同战略是首先对付德国，其次才是日本。
“打倒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德国一经击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然跟着而来。”
这是两国的战略原则。
蒋介石对此早已预料到了。
罗斯福说过一句话：“没有亚洲，白种人将因此难过；没有欧洲，美国将不成其为美国。欧洲第一，这是美国在任何时刻都确定不移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是通过驻美使馆知道罗斯福这个著名讲话的，作为一国元首，他对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总统深表理解。
至少，《联合国家宣言》的诞生，使中国从此走出了孤立抗战的困境，在世界的范围内拥有了众多的同盟者。
况且，随着同盟国联合司令部的成立，毗邻的缅甸、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从盟军东南亚战区中划出来，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中缅印战区，他被邀请出任战区总司令。
这是本世纪以来中国人获得的第一块属于自己领土之外的势力范围。
仅此一点，多年来疲于国内混战，如今又被日本人的侵略所困的蒋介石，一种民族主义的崇高情绪充斥着心房，使他处于亢奋状态。
但是，当他睁大双眼看着正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战争态势时，满目所见的，却是日军频频得手，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震惊世界的奇迹般的胜利，而盟军却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战端刚开第一周，日军占领泰国全境，迫使銮披汶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12月25日，据守香港的数万英军向日军投降，港督马克·扬爵士举起了白旗；
1942年1月2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陷落；
1月23日，日军南海支队在拉色尔登陆，并占领该市；
1月24日，日军攻占巴厘巴板；
1月30日，日军东方支队占领安汶岛；
2月4日，日海军航空队对爪哇海域荷属东印度洋舰队进行攻击；
2月9日，日军占领望加锡；
2月10日，日军占领马辰；
2月14日，日军空降部队占领苏门答腊岛；
2月15日，日军攻占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新加坡，英军总司令白西毕向日军投降。此役日军缴获各式山炮300多门，高射炮100门，要塞炮54门，步枪6万多枝，汽车1万多辆。日军俘虏的英军各级将校军官和士兵达10万人。而攻击新加坡的日军第25军，动用的兵力只有3万。
5月初，日军占领了菲律宾全境，美菲军近10万人投降。
至此，日本的南进取得巨大成功，西、南、太平洋上的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香港、关岛、威克岛、俾斯麦群岛、新爱尔兰群岛、新不列颠群岛、中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新几内亚群岛等，尽成日军占领区。
纵观太平洋战争初期，这一段对英美盟国来说，充满灾难、耻辱和不堪回首的日子，我有充足的理由揣测出蒋介石由亢奋而失望而沮丧而悲凉的心境，这位精明坚强的委员长对他所企盼的英美军如此不堪一击，恐怕是他在此之前所不能预料的。
我更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无论是那个一直高高在上、发动这场战争的天皇陛下，还是已经下台的近卫前首相，还是此刻被迅猛顺利南进的成功所陶醉的现首相东条大将，都会因此把中国抗日政府的存在视为心腹大患的同时，对坚忍的中国人顿生敬意。
在两个相互关联着的战争局部，南太平洋沿岸疆域辽阔的太平洋战场，日军动用的兵力是50余万人，不及20个师团；而在亚洲东部幅员宽广的中国战场，日军常年保持的兵力高达50—70个师团，总数超过百万人。日军陆军半数以上的兵力被牵制在旷日持久的中国战场，而且还在无休无止地消耗着日本国内有限的战争资源。
千方百计摧垮中国的抗日政府，这是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历届日本内阁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情。
实际上，仅在1941年一年之中，侵华日军就先后发动了豫南战役、赣鄂会战、中条山大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累计出动的兵力达70万之众，但国民党各战区的顽强抵抗，使日军虽有小的进展，但却无法改变大局。
东条已经看到，日军虽在军事上仍占有较大优势，但速战速决地一举摧垮重庆政府的战略目的已不可能达到。
于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于1941年12月在东京多次发表广播谈话，敦促重庆政府“停火”，“媾和”。但都被蒋介石一一严辞拒绝。
不仅如此，当日军占领泰国后，直通缅甸仰光和滇缅公路时，蒋介石竟在重庆主持召开中、英、美军事联席会议，决定派出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参战。
不知专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历史学家们是否作过假设，倘若中国迅速战败或投降，历史会是个什么样子？
当然，我知道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不认为作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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