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家关鹤岩同志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等五首革命民歌，并加了按语。同时这五首革命民歌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后来又被灌制了密纹唱片，还编入了大中小学音乐课本。甘肃人民出版社率先将这五首革命民歌编辑出版，随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版发行。这五首革命民歌，用音乐手法向全中国和世界人民传播了延安精神，至今仍然传唱不衰。

“自力更生闹革命，开展了生产大运动。”歌中的“自力更生”正是延安精神的核心。这五首革命民歌的改词、填词、编曲的作者之一就是人民音乐家关鹤岩同志。

关鹤岩同志一贯注重宣传延安精神。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创作了混声四部合唱《延河照样地流》、独唱《走进村来不用问》、女声无伴奏合唱《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等边区人民喜闻乐唱的歌曲。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少年儿童创作的《丢手绢》深受儿童喜爱，不仅唱遍了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冀鲁豫等广大解放区，而且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各地儿童中传唱不衰。

2005年12月25日，我那个兵儿子、军旅作曲家、解放军理工大学政治教导员范忠东从南京打来电话说：“爸，关鹤岩伯伯逝世了。”噩耗传来，我不相信，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扬杨子江晚报》上看到的。听后我还是不相信。去年我和赵志鼎老战友去西安看关鹤岩同志时，他还很健康，怎么会“走”了呢？于是我拨通了关鹤岩家的电话询问，其四女儿关伊琳用低沉的声音答曰：“是真的，我爸是12月19日中午12时10分，因突发性心脏病不幸逝世，享年85岁。”我听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并自言自语：“关老师走了，关老师走了。”去年我们从宁夏去看他时，他较前些年显老，满头白发，但精神很好。那是5月上旬的一天，他起床较晚，我们不好意思打扰叫醒他，只好在客厅等候。家人轻轻叫醒了他。得知我专程来看他时，他满面笑容，一面打招呼，一面对他夫人舟冰大姐说：“这是忠东的父亲，你不认识了？就是1999年从宁夏来考西安音乐学院的范忠东的爸爸。”舟冰大姐说：“想起来了，忠东穿上军装后，还来家看过我们几次，这孩子忠诚老实，在我家住了几天。”我说：“关老师和你都对他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关心吃住。”关老师曾对我说过，舟冰比她年长，是韩城人，年轻时是个歌唱演员。舟冰大姐的精神不如前几年，我第一次见她时她不用人扶，还可以从四楼下来上街买菜，现搬到了一楼，走路由保姆扶才行。

关鹤岩同志祖籍辽宁省开原，1942年奔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西北文工团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关老师进行了认真学习。他曾亲历了大生产运动和新秧歌运动，那时年仅21岁。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关鹤岩同志从延安大学文艺系调到西安军管会，主管音乐艺术工作。是年10月在党的关怀下，他亲手创办了西北五省的第一个音乐期刊《群众音乐》（《音乐天地》的前身）。他任主编，为西北乃至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音乐创作人才。大家熟知的“儿歌大王”——著名儿童歌曲作家，《一分钱》《小鸭子》《六盘山高黄河宽》《嘀哩，嘀哩》《红太阳照山河》《好妈妈》的作者潘振声同志的儿童歌曲作品，就是在关鹤岩同志的重视与扶持下发表在《群众音乐》上的。在为《群众音乐》创刊100期举行纪念活动时，潘振声撰稿还提及此事，对关老师异常敬佩。

关鹤岩同志是我国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音乐家，曾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音乐科副科长、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西北分会主任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兼陕西音乐团团长，陕西省歌舞剧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他还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四届常务理事，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音乐专家，并荣获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关鹤岩同志在延安时就享有盛名。解放战争时期我从晋绥吕梁第十军分区调到第一军文工团时，对关鹤岩的名字就熟悉起来,但我并没有见过他，只是唱过他的一些歌曲作品。真正与关鹤岩同志相识并结为挚友，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羊城音乐花会”期间。那时我是宁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关鹤岩是陕西省音协主席。后来我俩书信往来不断。在他的倡导下，“西北音乐周”得以举办，于是我俩接触得更多了。特别是继“长安音乐会”之后，在宁夏、青海举办的“塞上音乐会”“西海音乐会”上，我们在一起见面，交流思想就更多了。关老师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延安精神。他既是党的高级干部，又是著名音乐家，在音乐上颇有建树，但从不居功，从不骄傲。他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朱德同志在描绘延安精神时诗云：“只见公仆不见官……”关鹤岩同志正是从延安走出来的毫无官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特别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早在延安时就为青少年创作了游戏歌曲《丢手绢》，后来又为青年人创作了《我们是革命后一代》等歌曲。上个世纪70年代，关鹤岩同志亲率音乐工作者到延安深入生活、观察生活，联系工农兵广大群众，用音乐宣传毛泽东思想，歌唱传播伟大的延安精神。他与文艺工作者一块改词、填词、编曲，整理出了陕甘宁边区的五首民歌，成为传世的红色经典民歌。

关鹤岩同志喜欢民族民间音乐，但并不排斥西洋音乐，对于1956年毛泽东同志《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精神，学得深，学得透。他常说：“作为音乐工作者，必须热爱民族音乐。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的同时，对西洋音乐也要善于学习，取其精华。这样才能繁荣音乐创作，才能做到毛主席讲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国音乐界刮起了一股反对西洋音乐的歪风，几乎所有文艺团体的西洋管弦乐队都被取消。对此，关鹤岩进行了坚决抵制。他说：“音乐的民族化,并不是排斥西洋音乐和乐器，而主要是看音乐作品的思想内容。”于是，西北五个省仅有的陕西乐团与中央、上海等三个乐团活跃在我国的乐坛上。陕西乐团的保留，对我国交响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北音乐周”是在关鹤岩同志积极倡导下举办的，是继1980年“羊城音乐花会”之后，轰动全国的一个重大举措，对繁荣音乐文化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继1982年“西北音乐周—— 长安音乐会”之后，宁夏举办了“西北音乐周——塞上音乐会”。关鹤岩同志亲率以陕西乐团为主体的演出代表团，为宁夏带来了高雅而又通俗易懂的一台交响音乐，不仅使宁夏人民听到了优美的歌声，而且使大家欣赏到了世界名曲德沃克的《自新大陆第九交响曲》。同时他们首演了陕西作曲家司文虎同志的钢琴协奏曲《南泥湾颂》，用音乐宣扬了延安精神，听后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交响乐的指挥是朱少伯、仇明德。他们的指挥线条清晰，技艺娴熟，对乐曲之速度、力度与情绪的处理非常恰当。对于这场演出，关鹤岩同志高度重视。在银川红旗剧院排练走场时，关老师亲临现场，边观看边指导。他对演员异常关爱，要求严格，足见其治学是多么严谨。当时我作为宁夏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观看了他们的排练走场，并聆听了关老师的讲评。他那与人为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指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观看排练后，我向关老师提出访问几个演员，他同意后立即把“小夜莺”彭媛娣和小提琴首席马伯骏等同志介绍给我。他还对女独唱演员说：“小彭，好好讲，范主席采访你们，他要为你们写文章。”采访中得知马伯骏原是西北人民艺术学校的毕业生，我很高兴，我和他早在1948年临汾时就是老相识。演员们对我说：“陕西乐团、陕西歌舞剧院有今天，关老师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是我们的老团长、老院长。”马伯骏向我提供了许多有关资料，于是我写出了题为《管弦齐奏“夜莺鸣”》的评论，发表在《宁夏日报》上，关老师和演出团的同志们看了都很满意。

观看了陕西演出团的成功演出，我受到了鼓舞与教育，特别是在关鹤岩领导下，由司文虎作曲的《南泥湾颂》宣传了延安精神。当时我对作曲家司文虎、小提琴演奏家马伯骏、女歌唱家“小夜莺”彭媛娣等人说：“关鹤岩是我的良师挚友，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关老师堪称是用音乐传播延安精神的传播者。”他们赞同我的看法。在悼念关鹤岩同志时，他那平易近人的老延安、老八路、老领导、老人民音乐家的光辉形象，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

悼念关老师，我们要学习继承他用音乐传播延安精神的优良作风，牢记“只见公仆不见官”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

关鹤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战士，我国当代人民音乐家，生前是陕西省文联名誉主席、陕西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他的逝世不仅是西北音乐界，而且是全国音乐界的一大损失。我作为关鹤岩的挚友，对他的逝世感到万分悲痛。关老师“走”了，但他那高尚的人品和不朽的音乐作品将永放光彩。

2006年1月于宁夏吴忠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