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留下一把20世纪50年代的老京胡，我一直把它当成珍品收藏。县老年戏社的人曾几次登门询问这把胡琴的下落，有位老先生还表示愿出高价收买，都被我婉言拒绝了。在我心中，这把京胡已不仅仅有收藏价值，更重要的，它记载着我的个人成长过程和我们家庭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经历。
1950年，跟随“二野”(中原野战军)转战多年的父亲，随西南军政大学北上，参加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后，当时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到前线慰问志愿军，临行留下5把京胡作为纪念，父亲有幸得到了一把。后来，他因战争年代身上多处受伤，提前离休，回老家养病，这把胡琴就一直伴随他，让他倍加珍爱。
从我记事起，经常看到父亲高兴时便拿起它拉一段。开始不懂，只感觉那琴声特别高亢、响亮。后来，父亲每拉一段，就给我讲一个故事，《野猪林》、《借东风》、《将相和》……我这才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琴声里竟还有那么多故事呀！渐渐地，我便成了父亲的知音。上5年级时，父亲和我一个拉琴、一个唱，已配合得相当默契。用今天的话说，那该是我受到的最早的“素质教育”吧。正是这些戏曲故事引导我高中时就读完了四大名著、《史记》、《三言两拍》等古典名著。
1975年，当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袭来时，工作组有位“消息灵通”人士了解到，父亲曾多年在“二野”机关工作，试图通过他搞点“批邓”的爆炸性材料。那天，几个穿便服的年轻人来到我家，在父亲面前指手画脚，大讲“革命形势”。父亲面无表情，似在洗耳恭听。但从他渐渐攥紧的拳头上，我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果然，正当几位说者慷慨激昂时，“砰！”的一声，父亲那只曾扳动过十几年枪机的大手拍在了桌子上，震得茶杯跳起老高。那几位说者冷不防，有好几秒钟呆在那里。从此，我们家平静的生活被父亲这一拍打破了。
几天后，白花花的大字报贴满了我家的围墙，大门口的柳树上装了高音喇叭，从早到晚，黑参谋、拦路虎之类的罪名喊个不停。邻里乡亲也开始小心翼翼地绕着我家门口走。那时，我刚满10岁。
早晨，正当我惶恐地从门缝往外瞧时，一只大手轻轻按在我头上，是父亲。他脸色有些苍白，另一只手拿着胡琴，微笑着问我，几天前那段《空城计》会唱了没有？我点点头。“来，我拉你唱！”父亲拉我到身前，盘腿坐下摆开了架势。我下意识地回头看看窗外，父亲好像明白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大胆唱，唱完就不怕了。也许是为了赶走心中的恐惧，“西皮二六”的过门一响，我就扯开嗓子吼起来：“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一曲终了，我的心果然平静下来。想起刚才的戏词，听听喧闹的窗外，竟哑然失笑。“小子记住，没啥好怕的，天塌不下来！”说这话时，父亲朝外面看了看，那一瞬间的眼神，使我想起了厨房里菜刀的刀刃……
1986年我参加工作，成了一名变电运行工人。上班后这十几年，正逢电力企业发展变化的高峰时期。体制变更、优化组合、竞争上岗、双达标、创一流……我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在迎接一次次变革的同时，也经历着新旧交替中的阵痛。每有危机感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那高亢、响亮的胡琴声和父亲那句刚性十足的话。
初夏的一天晚上，正赶上我值班。午夜突降暴风雨，我驾车与几个同伴去百里外的银城变电站执行抢修任务。一路上，车窗外的大小树木疯了似的扭曲着、摇摆着，狂风裹着密密的雨点像一把巨大的刷子，抽打着车窗。闪电不时把驾驶室照得通亮，瞬间又一片黑暗。我手握方向盘，已明显感觉到车身在风雨中抖动，心不由得一沉。其他几个人也都睁大了眼睛本能地靠向驾驶台。为了缓解紧张气氛，我脱口唱了几句《洪羊洞》中的二黄原板“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我也曾征服了南北西东……”“好！再来一段。”同伴们受到感染，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在大家的喝彩中，我也来了兴致，《占长沙》、《借东风》……浓浓的京腔讲述着一个个金戈铁马的故事，竟忘记了车窗外正雷雨交加。从那以后，“唱一段”成了我们休息间、路途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只遗憾没有胡琴。
不久前，兄弟姐妹相聚，回忆起家中往事，大哥又拿出那把老京胡即兴拉了一段京剧曲牌《将军令》。尽管他的琴技与当年父亲相比差了不少，有几处还跑了调，然而，听着那高亢、激昂的旋律，父亲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来：“没啥好怕的！天塌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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