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老主任

我的两位老主任

朱世能

在上医众多师长中，朱益栋教授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他勤勤恳恳，和气谦逊。不说别的，单就对待工作调动的态度，就很值得记叙：他曾担任内科医师，主攻血液病学，又主持临床内科实验室，教实验诊断学。上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成立病理生理教研室，他被任命为主任。“文革”中一度病理解剖教研室和病理生理教研室合并成病理教研室，他担任主任。以后又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每战一岗，他总毕恭毕敬，有德有绩，令人敬佩。

学生很喜欢听朱教授的课。他上课不单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而且言辞顺章、述理插例，顺口说来，娓娓动听。记录他的讲课内容，等于得了一篇引人入胜的学术讲稿。他平时回答你的问题，或和你讨论学术问题，也都是切中要害，启发你思考。他批改你的作业，标点规范，符号清晰，像读语文老师批改的作文。

朱益栋教授喜欢读书是有名的。在他家里，书橱桌柜放满了书，整洁有序。朱教授爱惜书也是有名的，向他借书的人，都知道要抹挺书面，洁净奉回。

“文革”期间，花甲之年的朱教授，跟着“大部队”下乡改造思想。田间地头，处处有他不服老的身影。休息时分，他和大家打成一片，在与大家谈笑中享受乐趣。有一阵他佩戴的手表因乏电而停走，他还时常带着它。大家无意间问起他时间，他笑答：“我这表每天有两个时间绝对正确。”众人哄笑，他还追问：“是不是？”

笑话归笑话，可这位可尊敬的长者平时处事待人总是认真周到，我就是受惠于他的学生之一。1975年，全国组织第二批赴西藏医疗队。任务紧迫，选人遇到了困难。当时正被安排在浙江湖州“开门办学”的我应召而归，匆忙准备，随团进藏。作为合并后的大病理教研室主任，也真忙坏了他。殷勤关照之外，他再三要我放心小家庭。说到做到，亲自送别之外，在我赴藏期间，他不顾年迈体弱，几次到我家探访。当我接到家信，我总很受感动，想着一定要对得起这位老主任。

朱益栋教授长期患胃溃疡病。“文革”期间做了胃大部切除，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他一直忙于工作，疏待自己。几年以后，消化道症状重现，送进医院，被诊断为“残胃癌”。他自己清楚诊断结果，对疾病发展了如指掌。我们到病房去看望他，谈起他对自己太苛求。他安详地听着，但一脸苦笑，至今难忘。

顾绥岳教授是令我难忘和尊崇的另一位老主任，他一生致力于病理事业，担任过肿瘤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但主要任职岗位是上医病理教研室的副主任、主任，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是外科病理和肿瘤病理的元老。

顾教授一身铮骨，果断行事，对于外科病理检验工作用心良苦，贡献有加，弟子成群，病员惠恩。“文革”后期，他担任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组织上又聘他兼任上医病理教研室主任。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回兼程。有一段时间我被任命为上医病理教研室的副主任，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经常请示，得益匪浅。他除这些职务工作外，院外、市外会诊，加上学术行政会议，十分繁忙，我有事就直接骑车去他家请教。

顾教授的俭朴克己是共睹的。他家人多，他的卧室兼办公室被安排在隔开的阳台内。那时没有空调，真是冬凉夏热。全国各地经常有同道、学生去他家拜访。有一次，一位北京来的长辈严肃地对我说：“你们怎么搞的？你应该向领导反映，改善顾教授的生活条件。”我羞惭地应诺，但一直没有成功。这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愧结。

1980年初，我被派往美国学习。临行前，顾教授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关照。在美国，我一直十分感激和想念我的这些热心的老师们，定期向他们汇报、讨教。

令我极为感动的是，敬爱的顾教授，不顾年迈体弱，不止一次到我家看望。他搭乘公共汽车，还步行一段。我爱人写信来说，她实在感动，不放心老人在外单独乘车行走，就说服他陪他乘公共汽车，一直送他走过他家暗暗的楼道，进入客厅，才算放心。我读到这些讯息实在不是滋味，马上回信请顾教授保重自己，不要这样为小辈操心。他的厚爱加添了我学习的动力，使我终身难忘。

顾教授本身体质比较虚弱，血压又高，后来病倒了。我去看望他，正遇上他从北京回来探亲的长子。子怜父病，当场眼瞪喉开，讲了一通，我很尴尬。但想不到的是过了两周，顾教授病愈上班，专门找到我，当面向我“道歉”，显得十分内疚。我毫无思想准备，听了他一席话，忍着眼泪，心里好难受。这是多么谦逊好心的长辈、良师啊！

顾教授将他的一生献给了他热爱的病理事业。病重期间，他立下遗嘱，捐献遗体。我，他的后辈，他的学生，自始至终站在解剖台旁目睹他的最后壮举，敬仰他的赤心奉献，感谢他的言传身教。

作者朱世能，病理解剖学教授，上医校友会会长。上医1959年医学系毕业，1966年研究生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