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敌人求经

明代中叶至近代，中国社会经历多重巨变，儒家学者在面对挑战中，开始怀疑传统智慧的合理性，失去了自信。

一方面，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逐步促使封建制度式微，凸显个性自由解放的需求。另一方面，西洋文化和武力的入侵冲击中国人的信心，令他们在自我怀疑中方寸大乱，其势一发不可收拾。

首先出现所谓“启蒙思想”，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及唐甄等学者发出反封建思想的先声，张扬全民道德修养意识，主张人欲和私欲的合理性，力图摆脱传统道德的枷锁。

然后出现清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和国力衰弱，导致列强侵占中国主权，强占中国领土，并用鸦片毒害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于是，一些有志之士以救国图强为名，主张西学中用，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企求借用敌人的思想和技术驱赶敌人。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但仍然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在困难中摸索前行。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一些外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被搬来，否定或破除自己祖宗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开启一个异常而迷惑的局面。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以其实用的精神渗透到民间生活和思维习惯里，不受一小部分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者所垄断；伦理里的三纲五常、天道及以和为贵、礼尚往来的思想准则，仍然像DNA一样世代流传。直至20世纪中叶，中国的广大人民仍然受着家门和师门的教导，崇尚儒家的基本价值，习惯“内省”“慎终追远”“孝敬父母兄长”“和善亲朋”及“忠义为人”等做人方法。

1978年邓小平首次访问新加坡，与李光耀隆重会面。他赞扬新加坡进步，社会各方面的成绩斐然，叫人见了羡慕。李光耀的回答意味深长。他说，我们这小小的成绩不值得羡慕，因为我们今天所取得的点滴进步，是依照我们祖宗遗传下来的做人处事方法，通过勤奋进取而获得的结果。我们的祖宗远离家乡来到异乡谋生，多数都是不识字的劳动老粗。贵方人民尽是饱读诗书及明礼尚义的精英之后，一旦发挥力量，成绩应该叫我们望尘莫及。

我们今天回顾这两位政治巨人的对话，不难领会李光耀的民族深情和礼义之言。他治国用大量资源投入国民教育，务实地教导人民儒家传统修养的价值观念，以孝为先，以信义为用，以和为贵，以尽忠职守及服务国家为高尚人格。新加坡立国之初被称为“亚洲孤儿”，困难重重，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奋斗，它一跃而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靠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民的素质和自觉向上的儒家风范。

所幸，时光流转，中国人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重新继承传统文化，在30年间取得了李光耀预言的叫人“望尘莫及”的经济进步，而且积极展开了各方面的“复兴”行动，包括伦常价值和修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