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时间

那年我十四岁，第一次去Ａ城，因为有个亲戚过生日，父亲还带了贴了红纸的挂面，捉了老母鸡。

那时Ａ城公交车分大车和小车。大车又破又旧，来得稀，一路走一路哐当响，只要五毛钱，小车来得勤，也干净，但要每人一块钱。父亲在站牌边站了好久才发现这个规律，问我坐什么车，我说那就大车吧。父亲说他也是这个意思。

于是开始漫长的等待。看着身边的人走了一批又一批，而我们的车迟迟未到，我变得百无聊赖。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看着地上风吹着一个空果冻壳打转儿，一会儿看看头顶电线上栖落的麻雀。我再看父亲，发现父亲也在看我，我就撇嘴摇头，轻叹一声。父亲拍着我的肩说，都等一个小时了，就再等等吧，去早了也干坐着，不如在这里等，我们吃过中饭就回家。

也许我脸上还写着不情愿，父亲补了一句，我在工地上起早贪黑干一天，才十二块钱，在这等一会儿，什么事都不用做，就省一块钱，你就不能等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的时间不值钱。

我沮丧而又羞愧地低下头去，安静地等待大车的到来。后来也许父亲觉得过意不去，作为补偿，花五毛钱给我买了一串糖葫芦。现在我已不记得那糖葫芦的味道和吃它时的心情了，但当时等车的情形如在昨日，“父亲的时间不值钱”的印象，还在脑海。

那年我十九岁，到Ｓ城来上大学。父亲本想让我一个人来，但又不放心。最终还是他送我，为我扛着大包小包。

那时从Ｓ城回乡的火车有两趟，快车六十三，慢车三十五，父亲要坐慢车，理由很简单，他在工地上流一天汗才三十块钱。

火车站在城北，学校新校区在城南，慢车早上五点发车，没有那么早的早班公交，父亲就坐头天晚上最晚一班公交去火车站。那个十月的夜晚，十点十五分，看着载着父亲的最后一趟公交的离去，我迟迟迈不开回宿舍的步伐。

若干年后问起父亲那一夜的情形，他说候车厅晚上不让进，就坐在外面等天亮。有人带了铺盖就铺开来躺着，或是靠着打盹，他是寡手人，就坐了一夜，不知为什么，江南的雾气那么大。

我问，那冷不冷？父亲说，夜深了的时候有点儿，双手护着胸就行，一起等车的人多着呢，不碍事。

父亲说得很平静，但他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在人群中，在雾气里，坐到天亮的那一夜，湿漉漉地在我心头，从此挥之不去。

2009年，我研究生即将毕业，将留在Ｓ城工作。正月和父亲在老家的院子里晒太阳，看着父亲满是灰尘的干枯的头发，我说，爸，我给你洗个头吧。父亲说不用，他的头没那么金贵。我说，脏了。父亲用手捋了捋，看了看，说这算很干净了，你没看到二三月的时候，那时工地上一开工，一天活干下来，石灰、水泥糊得满头满脸，连眼睛都看不到。

我一时沉默。我也捋了捋父亲的头发，已很稀疏。当年那么浓密的黑发，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不忍想象它们是如何被石灰、水泥、烈日和风雨侵蚀，消失在光阴深处。

爸，下半年我就工作了，以后你就别到工地上去了吧。我说。

父亲眯缝着眼，不知看着远处什么地方，摇摇头，伸出五根手指，他说，五年，早就和你妈商量过了，至少还得做五年，等你买了房子安了家，那时我就不做工了，也做不动了。

我自己挣钱买房，不能再让你为我操劳了，我说，拍着父亲并不宽阔的肩与背，其实并无灰尘。

父亲忽然扭过头来看我，说傻孩子，你自己挣要到哪年，我现在做一天工也有五十块钱了，虽说我的时间不值钱，但我做五年工，说不定也顶你工作一两年呢，你说是不是？

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只好看着远方高空里无限灿烂的阳光。我的父亲啊，不管你的时间是贵是贱，于我，都是最珍贵的，只是你把一生的时间都给了我，留什么给你自己了呢？我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