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丽文的文学对话

王丽文（以下简称“丽文”）：王老师，您好！您是我们的老领导，但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还是愿意称您为老师。您的散文是我最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正是在您的作品感召下，激发了、强化了我学习散文创作的意念。所以说，您是我名副其实的文学启蒙老师。感谢您拨出宝贵的时间，同我作广泛的交谈，更为有机会向您请教文学创作的有关问题，感到荣幸，感到高兴。

王充闾（以下简称“充闾”）：感谢你的关注。作家的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青睐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儿。我也很愿意与读者就散文创作的有关问题做面对面的交流。

丽文：应该说，我也是摆弄文字的，但过去主要从事公文写作和史料编写，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创作，近几年才开始。那么，请问：从一般的写作到文学创作，主要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要在哪些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充闾：这个问题提得好，可以说抓住了要害。虽然你也是在省委机关从事写作、研究，但与一般的有所不同，应该说属于特例，因为你已经迈入了文学的殿堂。机关有些同志以为，文学有什么神秘的？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每天都在写作嘛！其实，写和写是不同的。不但公文写作不算文学，即便是新闻写作也算不上文学。当然，有些通讯作品文学性很强，那属例外。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写于朝鲜战场，标为“战地通讯”；但那是标准的散文。准确、鲜明，这应该是公文与新闻最本质的要求，再提高一步，还要语言生动。它们的表达方式，主要是叙述；而文学作品需要描写，只有叙述，不成其为文学作品。文学不能只写事、没有人，这个“人”还要典型化、形象化，要有细节描写。

余秋雨有一篇散文，题目是《门孔》。写的是著名导演谢晋先生与儿子阿三的情与痛。作者写道：谢晋的儿子阿三还在世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对于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门孔，是一种永远地等待。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刻。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门孔”成为亲情的载体，成为表现人性美的途径，成为我们了解谢晋伟大人格及精神的窗口。公文与新闻都不会这么写的。接受美学强调，作家要有“成像能力”。如果不能把文字在自己的想象中变成形象，那么，表现能力就只能停留在叙述上。

丽文：这么一点拨，我就明白了。文学应该是形象化、典型化的。怪不得别林斯基说：“创作的新颖性——或者，毋宁说创造力本身——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即在于典型性。”上面说的人和事，都具有典型性。

充闾：你是很刻苦的。由于已经读了古今中外许多文学书籍，而且写出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散文、诗歌作品，就是说，已经从一般的写作进入文学创作，这样，你就会实际体会到二者的显著差异。文学作品有异于公文与新闻，除了典型选择、形象刻画、细节描写，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语言锤炼。语言的个性化极强，同样是大作家，鲁迅的语言不同于老舍的语言、巴金的语言，更不同于赵树理的语言。作家的语言文字能力对作品的出新有直接的影响。语言是散文存在的家。散文的语言，最忌讳的是新闻化。如果说，新闻是照相机，是技术，新闻用语惯于模仿；那么，散文就是绘画，是创作，散文用语贵在创新。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尤其是散文，有人说它是“裸体的艺术”。语言是散文的标志性“构件”，它和小说不同，小说还可以靠情节、故事来支撑门面，散文如果没有像样的语言，其他就无从谈起了，意境、意象、意蕴，无一不是靠语言来表达的。散文语言和日常交流性的语言是有区别的。日常语言进入散文创作，必须经过升华与提炼。散文创作中的语言，往往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变形、凝聚、强化、形象化、陌生化处理，使之更新我们的习惯反应，唤起新鲜的感知。

丽文：散文写作过程中，我也经常想到，要尽量形象、生动一些，但有时写着写着就散了，远离了中心，收束不起来。看来，写作之前还得有个整体的构想，也就是通盘打算。请问：这方面有些什么诀窍？

充闾：创作的重点在于构思。素材有了，就要考虑如何梳理它、驾驭它，从中发掘出你所独有的感悟和认识。我这里强调的是你所独有的，而不是跟着别人脚步跑，“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这就用得上哲学思维了，哲学可以提供你一种创新型的思维方式，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这个视角切入，再来确定主题，理清思路。待到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层次分明了，再动笔。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优秀的艺术构想，“应该有这样一个点，所有的光会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散文写作也应该是这样。你看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他写自己北上读书，父亲在繁忙中渡江相送到车站。一切都安排停当，本可以走了，却突然想到要穿过铁道去买几个橘子，供儿子路上吃。对于这件平凡的事，一般读者不会留下更多的印象，唯有父亲这个蹒跚、肥胖、行动有些吃力的背影，总也忘不掉。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感直觉造型，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选择。许多诗文并不缺乏真实的激情，而缺少这种视角选择和直觉造型，结果，情感、文脉就流散不定，没能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让所有的光集中到一个点上”，从而削弱了感染力与震撼力。

丽文：前几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您的散文《冰原上的盛事》。文章虽然只有两千字，却能形象生动地把冰原渔猎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展现了民族风情、民俗礼仪、宗教文化的幽远意境，字里行间充盈着您对尊重传统文化与接受现代文明完美统一的理想追求，对宏观的可持续发展的大政方针与微观的行业发展、区域发展的真知灼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传统并不仅仅是历史，同样存在于现实之中。因为传统是现实的构成因素，是通过历史流程而不断延伸的民族生存经验在精神层面的结晶，也是构成现代生活的精神命脉和未来发展的源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照起来，我在写作散文的时候，往往是就事论事，认识深度不够，达不到“小中见大”的要求。

充闾：这是一些写作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主要原因是在写作中把大量的笔墨用在眼前场景的描述上，缺少对现象背后的文化蕴涵、历史背景、哲学感悟的深入发掘；再就是，孤立、静止地就事写事，缺乏创作主体的情感介入，缺乏审美意识的同化，缺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延展能力。这里所说的哲学感悟、哲理意蕴，当然指的是融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智慧、理性情感和思辨精神，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作家面对一种生存境遇或者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这是一种艺术的开掘、提炼与升华，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

你提到《冰原上的盛事》这篇散文，我就结合它的构思与写作多说几句。当时，如果单纯地记述冬季捕鱼这件事，生动的场景也很有看头，但那不过是一篇新闻报道。我所想的却是，要通过叙写冬捕劳动中的歌舞场面和丰收喜悦，传递一种思想观念，展现查干湖畔蒙古族兄弟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可持续发展的、比较科学的生产方式。他们在满腔热忱地接受现代化所赐予的科技成果的同时，还把对于已经融入生命的那种原生态的古老渔猎文化，视为灵性之根、民生之源、族群之魂，视为人类久远的生存智慧，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因此，我在追忆这种源于史前，盛于辽金的渔猎文化的时候，以少量的文字，记述了渔民们以长长的拖网，笔直的带网杆，用于摆动和矫正冰下拖网运行的扭矛，采用锋利而沉重的凿冰镩，还有那运载沉重网具的大马车，尤其是用马匹来转动绞盘以拖拉冰下大网的原生态的捕鱼方式，重点叙述了查干湖人凭借祖先传授下来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智慧，严格控制网孔，坚持每年集中冬捕一个月，保证鱼类充分繁殖，不搞竭泽而渔；绝对制止环境污染，全力打造绿色品牌，保持对自然、对生灵的虔敬。赞美了他们既开创新的前程，又珍视保护固有传统，包括文化形态、生存方式的素朴的价值观，避免了常见的“待到无时想有时”的遗憾。这样的作品，可以引发出读者对于大自然、原生态的基本价值的遥远而温馨的记忆与理解，比起单独地叙述冬捕的丰收情景要厚重得多。

丽文：听了您的讲解，我明白了怎样克服就事论事的路径了。是呀，开始读到人工下网、马拉拖网的时候，我还在想，这里可真够“原始”了，怎么不用机械呢？看到文章后面，才领悟到：这样做，一是防止污染；二是没有声响，不致惊扰鱼群。在散文作品中，思想蕴涵如何渗透到场景描述中去，真是大有文章。您并没有大段大段地讲理性、发议论；而是通过有选择地记事写景，似乎不经意地把思想蕴涵传递给了读者。联想到您的历史文化散文，也同样有这个特点。常见有些散文只在那里讲述史实，叙述故事，那就和史书没啥差别了；您的文章大异其趣，有自我，有个性，从中可以看得到作家的精神风貌、思想追求、人生理念。

充闾：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作家表现与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在散文创作中，交织着客观世界不断“人化”与人的精神不断“物化”的能量互换过程，这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交融互汇，是心智与自然的融合。缺少主观与客观会通融合的散文，顶多是半成品。对于以历史为题材的散文作家来说，史实只是背景材料，宛如登船的舷梯，捕鱼的筐篓，不是说要“得鱼忘筌”吗？真货是你的独特思想感悟。功夫在史外。最忌讳的就是搬弄古代典籍，重复叙述史实，主体性的缺失。

丽文：最近我有幸拜读了您的新作《逍遥游·庄子传》，感觉到其中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书中有我”，里面到处都闪现着作者的身影，说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思想家，可是，您的精神风貌却也映现其中，简直是呼之欲出。记得罗曼·罗兰说过：“从来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发现自己，检查自己，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你读《庄子》，正是这样。而您写庄子，从一定意义上，也是在写您自己，所谓“夫子自道”。记得那天，您在文学讲座中讲了庄子“善用减法”，王向峰老师也去听了，他有一句很恰当的评语：“这个讲座也只有你来做。”

充闾：庄子的思想是艰难时世的产物，《庄子》所探究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在乱世中养性全生，摆脱困境，其中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体验。在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对庄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做立体多面地探索与阐释，容易使读者近距离地了解庄子的成长过程、思想轨迹和性格特点，了解他对于人类文化史、哲学史的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

丽文：对庄子这位文化巨人，我一直怀有虔诚的敬意。三十年前，我曾经阅读过《庄子》。可惜的是，那时候的阅读是囫囵吞枣，我对庄子的感觉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那么不可理解。现在，经过您的叙述，庄子的形象从朦胧变得清晰了：宏观上看，他是一个泯除了物我限界、时空阻隔的气象万千的庄子；具象地看，他是诗人哲学家，他是身着布衣的平民思想家，他是寻觅精神家园之路的旅人，他是故事大王，他是旷世绝版的天才。您以优美典雅却又韵味无穷的语言，不仅使“翁也家何在”的历史难题得到了破解；而且揭开了庄子思想核心之“道”的五张面纱，澄清了庄子思想中那些难分难解的“十大谜团”，把庄子请出历史的书斋、古老的神坛，让他来到大众读者的中间。应该说，这是庄子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奉献。那么，请问：您在创作中，是基于怎样的理念，将庄子思想的普世价值，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的？

充闾：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抓住《庄子》中的一个核心理念，那就是崇尚自然，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这也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说到普世价值，自然应该放眼世界，看看那些世界名人如何认识庄子、评价庄子。我先后选择了三个重量级的人物，引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三个人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个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他说过：“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另一个是德国物理学家兼思想家海森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曾在多次演讲中，援引庄子关于“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会干扰、破坏灵魂的纯朴与宁静的论述。他在《当代物理学的自然图像》中说：“很清楚，这则古老故事包含了许多智慧，因为‘灵魂追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也许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我们现代危机中的人的状况。”还有一个人，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他也曾多次说过：“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

在域外的文学艺术界，庄子思想的普世价值同样产生强烈的反响。我引述了美国作家梭罗、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墨西哥著名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斯的观点和事迹，说明庄子在国外的文学艺术界，同样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热烈的追随者。

丽文：这样极其自然的旁征博引，没有超强度的阅读积累和最广泛的知识把握是绝对做不到的。看得出来，博览群书为您的作品增添了灵性，升华了意境，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说到这里，我很想了解一下您读书所积累的经验和规律性的认识。

充闾：对我而言，读书也像创作那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而是压倒一切的本根，是我的内在追求、精神归宿，是生活的意义所在，甚至是一种存在方式。在我的意识中，“天堂应是图书馆的模样”，有好书看，就是幸福。

读书，严格地讲，是纯个人化活动。表面上看，从前的读书士子，高阁临风展卷，雪夜闭门读书，还有什么“红袖添香”，诗酒风流，充满了闲情雅兴；实际上，读书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劳形累心的苦差事。纵使今天再也用不着去“悬梁刺股”，也并不提倡废寝忘食，“三年目不窥园”；但是，起码也要煞下心来，坐稳板凳，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读书看似接受他人的影响，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如果说规律性认识，这里我只讲一点，那就是一切能够使心灵发生震撼的、产生重大影响的领悟，决不能靠灌输，而应该是一种心理的共鸣和内在的贯通。阅读过程中，读者在将自己的感受或思索不自觉地对象化，即化入文本中的情境框架，在审美的返照中完成对自身的观照或者顿悟；同时也是读者生命介入的过程，和创作一样，需要有主体的介入，需要有生命体验。

说到方法，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是一边读一边记的。前年我整理了读书笔记，留存下来的手写的读书笔记有六七十册。这些读书笔记在我创作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写作的命题一经确定下来，那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人物、思想、故实、语言就形成一行行队列，次第地出现在眼前：司马迁、苏东坡、托尔斯泰、歌德、鲁迅、冰心，等等，都会穿越时空界限，不远万里地奔赴笔下，在那里等候调遣。眼前，旌旗招展，鼓角相闻，“沙场秋点兵”，一齐在那里准备出征。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读书是积累，是写作的基础，积累越厚实，写作就越有基础，文章就能根深叶茂，奇葩绽放。没有积累，胸无点墨，理屈词穷，怎么写得出优秀的散文来！正如杜甫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阅读多了，才能博古通今，写起文章来，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得心应手，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这是说阅读是写作的先导，没有读的“耕耘”，就没有写的“收获”。

丽文：这正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得之在俄顷，积之在时日”。

充闾：是啊。我写庄子传记，从搜集资料到完成书稿，表面上看，用的是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其实传记内容的积累、创作思想的积累，应该有半个多世纪。从小时候喜欢听庄子的故事，私塾里背诵庄子的文章，到青年时代运用庄子的生活智慧、大病后的生命体验以及对世俗功名利欲的淡漠，还有三次往返于庄子故里考察的经历，这些都是为《庄子传》的创作做了先期的准备工作；而这几十年古今中外、文史哲经经典著作的阅读，则为最后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储备。

丽文：您的读书、创作，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充闾：一是专一、专精、专注，二是不懈地坚持。专注是空间的有限；坚持是时间的无限。而要专注、坚持，最根本的是必须有定力，必须能够摆脱种种世俗的干扰。我觉得，人生总有一些自性的、超乎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需要守住，需要有一种自信自足、气定神闲的定力。我很欣赏苏东坡的《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所以，尽管当今社会的利欲诱惑像万花筒一样，乱花迷眼，但总能保持相对独立的内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我曾经写过一首七绝：“定力坚心铁样牢，浮名虚誉等烟飘。凭他俗议说三四，珍重斯文慰寂寥。”表达的就是处于俗世而不流于世俗的思想。

在工作岗位上，我的所有业余时间，始终专注于读书、创作。那些热热闹闹的应酬，那些多一个人不多，少一个人不少的活动，我都尽力婉言谢绝。什么唱歌跳舞、什么游泳搓麻，从来与我无缘。有人请我吃饭，我笑说：“光是供饭、供菜、供茶、供酒不行，还得给时间耗损补贴——一顿饭两千元。”原本喜爱的诗词以及书法，也因为时间有限，无暇旁骛，而忍痛割爱了。退休以后，大有改善，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创作中去。

我舍不得浪费时间。我有一套简单的生活习惯。饮食、穿着等都本着简单、实用，不浪费时间的原则。在无谓的事情上，一分钟也不肯浪费。每天晚上看完中央新闻联播就睡下，早上很早就起来散步，许多文章的构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有时夜半醒来，获得了灵感，立刻开灯记录下来。我对时间极度珍惜。可以说，从少而壮，由壮而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光阴，未曾一日空度过。没有节假日，就连晚间收看新闻联播的同时，我也要安排做一点健身的活动，如叩齿、梳头、洗脚等。专注与坚持，使我赢得了读书、创作的时间，别人活四季，我等于活了八季。

丽文：王老师，听了您的叙述，我忽然想到了“断念”、“解脱”这两个词汇，这也是您的两篇著名散文的题目。我在您的作品中，常常能够看到您的身影。例如您在研究伟大的文学家、诗人歌德的每一次断念之后所带来的灵魂升华时，借助歌德的思想和语言，表达了自己断绝般般诱惑、向往回归文学、回归本真自我的心愿。歌德不仅积极进取，而且懂得随时舍弃，即所谓“断念”。这也是您写作这篇散文的宗旨所在吧？老托尔斯泰的“解脱”，分明有您退出官场、舍弃官职之后的心路。

还有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上的《留下一片绿荫》，在您的笔下，“绿圣”朱序弼老人，脱开了谋生空间，远离了现实功利的层面，而进入澄明之境的事迹，格外动人心弦。您从老人那双长满老茧的手，联想到法国伟大雕塑家罗丹的手。您说，“同罗丹一样，朱序弼也是以生命创造生命，以生命酬答生命，以生命补偿生命。如果说，罗丹每时每刻，都是在一张张面孔上荡漾着他的创造之舟；那么，朱序弼则是在一片片枝叶上闪烁着自己的生命灵光”；“在他所倾心的绿色王国里，一株株树木沐浴着雨露、阳光，吸吮着浓情蜜意，光鲜、恣肆地膨胀着，日复一日地长粗长壮，把缥缈的云空托举得更高更远。老人把这看作是最宝贵的酬劳，从中获取了美妙无比的成功喜悦”；“而他自己的大部分‘生命之水’，都已化作草浆木液，自身已迹近干涸了，却全不在乎，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这正是您由衷赞赏的人生境界。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生发出了一个念头，朱序弼是在一片片枝叶上闪烁着自己的生命灵光，而您的生命灵光，则是在您的一篇篇散文作品中延展的。朱序弼所倾心的绿色树木王国，就像您已经出版的、正在出版的以及今后还要创作的一册册著作一样。虽然生命的状态不一样，但是以生命创造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

还有，我在阅读庄子的时候感觉到的一个画面，就是在晚钟摇动的黄昏，向着无尽的苍茫，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一缕炊烟的庄子，与您寻觅庄子踪迹的身影别无二致。

充闾：你记得这么清晰，而且提炼得很准确，说明阅读的刻苦用心、深入细致。

这个问题，实际反映了“文如其人”的创作规律。文学创作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散文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生活经验、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它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可贵的心灵史，让人从中感受到作者是在以全部的灵性和感受力去烛照人生，倾注情感，敞开肺腑，追寻美境，其中蕴涵的无论是令人感发兴起还是令人唏嘘、扼腕的人生况味，无不是作者心路历程的外化。

丽文：您曾经说过，如果被流放到一个荒岛上，只要有一本书可以选择，您一定要把《庄子》带上。那么，可不可以说，庄子是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先贤？

充闾：起码是“之一”吧。我的自在、自如的心境，大大得力于庄子。庄子从人本学出发，要求恢复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即通过超越伦理规范和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感性认识相对性和理性思辨有限性的困扰，使个体生命得以解脱，从而获得的全新的心理体验，对我有重大而直接的影响。我很欣赏庄子那种超脱凡俗、不为名利所执的超拔境界，对于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我有内在的情感契合。有人说，全部中国思想与智能结晶于《庄子》的哲思；起码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渗透力是巨大的。

作为一种生命体验和价值取向，庄子的人生艺术化与“乘物以游心”的诗性人生，为我培植超拔、虚静、自在、自适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滋养；庄子的艺术精神，更成为我治学与创作的一种深度背景和可贵的富矿、重要的领域。至于增强了思辨功能，扩展了经过现代化转换的艺术视野，就更不用说了。我一向认为，孔子是智者，而老庄是超人，他的智慧更高一筹。我学习庄子，生性恬静，淡泊自甘；不愿争执、争竞、争强、争势，不愿趋附时流、崭露头角。待人处世知足知止，讲究分寸，宽容大度，不为己甚，善退让，喜和谐，常予人以保守、谦抑的印象。

因此，身在领导岗位的时候，我的内心曾经为仕途与为文的思想感情与行为方式上，有过冲突与困惑，但最终采取了对于仕途的顺其自然的态度。在我的生命意识中，深刻地向往着精神自由，以诗性的方式生存在现实生活中。因此，在我的作品中，特别是在近年来发表的作品中，庄子在诗化人生的方式中所透露出的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追求，成为品评人物人生境界的重要坐标系。对庄子艺术人生境界的推崇，也为我的散文世界，带来了超越时空的扩展。在艺术表现方式与审美意象的创造上，对于庄子我也多有借鉴，期望读者能够在阅读我的作品时，得到诗意的栖息与升华，完成诗性化人生的体验。

丽文：您谦虚地说自己是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业余“民兵”，可我的感觉正相反，您是作家队伍里“超专业”的作家。如果说业余，倒是更像一个业余旅行家。只不过，您的旅行不是为了单纯的旅游休闲活动，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弘扬高尚的精神追求。所以，您走到哪里写到哪里，这是否和您小时候就树立了一种理想有关系？

充闾：确实有关系。读中学时，我特别喜欢听地理课，特别是阅读了富桂芬老师推荐的冰心的《寄小读者》，于是立下了走遍天涯，写一部像《寄小读者》那样的散文集的愿望。多年来，我曾出访过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四十个国家。不同国度、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文化基因的广泛而深入的游历、观察、探访、调研，身历心感了几十位文学大师的生活遗迹，激活了过去读书过程中留存的记忆，由此引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先后写出近五十篇域外散文。其中，“断念”的灵感来自于歌德的小木屋；“解脱”的理念来自于托尔斯泰安眠的墓地；《一夜芳邻》的意境来自于勃朗特三姊妹的旧居。在泰戈尔长期生活过的小山村桑地尼克坦，我写作了《万花如海一身藏》；在易卜生博物馆，我亲炙了剧作家的艺术芳泽与生命原版。契诃夫的樱桃园，以及聂鲁达、普希金、肖邦等人的故园，都是启发我创作灵感的所在。

小时候，我读过元代大儒吴澄的《送何太虚北游序》。他说：“是行也，交从日以广，历涉日以明，识日长而志日超。迹圣贤之迹而心其心，必知士之为士，殆不止于研经、缀文、工诗、善书也。”他集中讲述了旅行的益处，不是坐在屋里“研经、缀文、工诗、善书”所能代替的。这番话在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要周游四方、走遍天下的志愿。

单从创作方面来讲，旅行的意义也是至为重大的。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在其《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有言：“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古人极为重视文章的气势与风骨，而气势和风骨的养成，光靠读书解决不了问题，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还必须走出家门、国门，以增长阅历，开阔胸襟。所以，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

丽文：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文学作品，我大多数也都拜读过。那些人物形象、动人场景、名言警语，给予我的不是短暂的审美享受，而是长久的心灵导引。

充闾：散文着力表现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文学永远是国民前进的灯火，担负着塑造国民性的神圣使命。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写照与思考。

丽文：这样的思考，反映在您的创作中，还有一个创新问题。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叶芝，说他在七十四年的整个生命历程中，葆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使得他的诗作不断地创新，永远在变化，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他的创作历程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大量的好诗，可是内容、风格显著不同。19世纪90年代他倾向浪漫主义；后来接触现实多了，诗风转向遒劲坚实；晚期更趋成熟，哲理性强了，想象力激增，大大发展了象征主义。由于他的特殊成就，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那么，请问：这种创新意识、创新精神是怎样培养的呢？

充闾：就一个作家来说，要实现创新，就必须不断地超越自我。我觉得成功的作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举成名，后来便一成不变，呈静态发展趋势；还有一种是螺旋式攀升，生生不息，始终处于动态之中，有一种流动之感，飞扬之势。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一种作家和作品，因为他们总是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总是呈现新的面貌。而不是像南宋词人批评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实，即使是新帽子，年年拿出来，一成不变，也没有什么看头。物质的东西可以复制，比如裁剪衣服，仿照别人的样式裁剪下来也能很好看；但精神的东西不可以复制。所谓创作就是不重复，不重复别人的，也不重复自己的，这就要不断地创新。

“叶芝现象”表明，要想不断创新，实现自我超越，必须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具有开放的心态。叶芝难能可贵的是，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心灵是不能闭塞的，闭塞了就难以接纳新的东西，就断了“源头活水”。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已有成果的问题。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要有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人的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锐减，更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经常处于自我陶醉状态，而无视差距和薄弱环节；名声大了，到处都来约稿，不愁没有地方发表，难免出现粗制滥造现象。所以说，成功是一个陷阱。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必须靠自身的勇气和毅力，靠着一种鲜活的、开放的心态。为此，我特别关注并乐于接受各种新的事物，汲取新的营养；有意识地阅读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学习它们的长处；结交一些年轻的文友，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知，汲取活力，激活思想，尤其重视卓有见地、具有思想锋芒、肯于给我挑毛病的诤友。这样，就可以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奋进的精神。

创新来源于创造性的思维。中国传统社会，在文化心态上，是以过去来定向的，每当重大社会转型期，人们对固有东西的留恋远远大于对新事物、新文化精神的渴望与追求。以经验对抗理性，以人情冲销法制，以从众心理代替个性特征，已经成为普遍性的障碍。鲁迅先生说过：“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以后如要创作，第一要观察，第二要多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接触西方文史哲作品，受益匪浅。哲学理论的学习，有助于思辨能力的提高，而且可以提供崭新的视角。日常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偶然与必然。偶然，是创造新的世界的机遇，而必然是规律，“想象中的事物，按本质说，是不存在的”（萨特语）。

丽文：您过去也曾强调过，散文要有哲思。记得我在写作散文《染教世界都香》的时候，就是运用了这一思想。不是简单地描写桂花的绽放与陨落，而是将哲思理趣渗透到作品中去。我从王溥的《咏牡丹》、陆游的《海棠》和李清照咏桂花的《鹧鸪天》中得到启发。“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易安居士以桂花的色淡香浓，来比喻人的内在之美更为可贵。里面还有一层寓意，比起朝中的名公显宦，李氏门第并不显赫，但其清高脱俗，如同桂花的宜人香气，却可以成为中秋之冠、花国一流。

充闾：由于散文中涵容了这样一层哲思理蕴，一下子就提升了它的内在精神，所以这篇散文一刊出，就博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并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当年的散文选本。看得出来，你的创作前景是很好的。

丽文：谢谢您的鼓励。对于我来说，文学之路刚刚起步。几年来，不断摸索，不断实践，有甜头，也有苦头，有时是前路迷茫，有时是柳暗花明。

王老师，我看到，您在退休后写的作品，一部比一部有新意，出新裁，上品位。由此，我想请教一个有关退休的问题：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在工作岗位上待习惯了，退休以后会感到无所事事，不知道怎样打发时间。我现在也即将面临着退休，那么，怎样才能把退休后的生活安排得既从容，又充实，更有意义呢？

充闾：有一个蝴蝶与蜜蜂的寓言故事。说的是没有目标的蝴蝶，像个散漫的游魂，整天轻飘飘的，不知为何而生存、为何而飞翔，自然就百无聊赖；而辛勤劳作的蜜蜂，为了酿造一公斤蜂蜜，需要飞上四十五万公里，几乎等于绕地球赤道飞行十一圈，要在一百万朵花上采集花粉，但是，由于它有明确的目标、高尚的追求，即使付出再大的艰辛，也感到心安理得，其乐融融。

一个人，退休与否，都必须有明确的努力方向。认准了方向，就会感到有奔头，有意义，有价值。从你的主客观条件看，退休后也不会感到失落，因为你志在上进、提高，读书、写作。这是永远忙不完的神圣事业，时间充沛了，只会干得更好，出更多的成果。

上面所强调的，是如何从主观上适应退休这个新的境况；其实，还应该从客观上看到退休所带来的便利与优势。时间充裕了，而且可以由自己支配，这样，便于做出系统、长远的安排。此其一；其二，心态宁静了，免除了外来事务的纷扰，可以静下心来，读书、思考、写作；其三，年龄大了，有精力、体力、记忆力下降的劣势，但另一面，也有阅历增加了、政治成熟了、辨识能力提高了的优势。李先念同志说过：“人生要到六十岁，才能懂事。”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极端重要、千金难买的。

现在人的寿命长了，如果按九十岁计算，还有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是人生的三分之一，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阅读很多经典，可以写出很多作品。我是2005年退休的。如果说，这十年，创作上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过去所无法企望的成就，那就和上面说的充分发挥退休后的优势，有直接关系。我在退休以后，丝毫没有懈怠，而是以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的心态，依旧是把读书与创作当作生命的存在方式。日有所进的积累，不仅带来了丰厚的创作成果，也给我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丽文：难怪好多人不仅深深景仰您的才学、智慧，而且，由衷的敬重您的立身行事、处世为人。您退休以后积极进取、不断超越的心态与修为，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榜样。

充闾：刚刚完成《逍遥游·庄子传》的时候，一位文友问我：“这已经是你的创作制高点了，你是不是还要写下去？”我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讲了钱锺书先生关于“宁恨毋悔”的遗训。《围城》重印之后，杨绛先生问他，还想不想再写小说？钱先生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后悔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番话的核心所在，我体会是必须不断超越自己；否则宁可不写。有人说：“一本书写完了，作为写书的人算是完成了任务；但书的生命却是刚刚开始。”这部《逍遥游·庄子传》无疑正是这样。现在，许多读者已经开始在议论它，解读它，品评它，这不能说与作者无关。作品如同孩子，对于自己孩子的毁誉、褒贬，父母自然关心。所以，准确地说，书写出来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我继续围绕着庄子其人其书，开讲座、写文章，而且还在深入精读《庄子》。前几天，我购进了一部四百万言、八卷本的《庄子纂要》，还有《庄子鉴赏辞典》与《老子鉴赏辞典》，正在从头认真解读，凡有新的感悟，一一记下；然后再静下心来沉思。

丽文：这样的思考表明，您在酝酿新的创作计划。可不可以透露一点信息？

充闾：计划确实有，尚在思考中，“良工不示人以朴”嘛，相信您会理解的。

丽文：再次谢谢您。希望以后能够经常聆听您的教诲与指导。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