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诗人

诗人是艺术世界终生的劳作者，由于艺术的深邃和永无止境，注定了诗人一生的追寻必将痛苦不堪。回顾行进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众多踽踽独行的大师们的身影，我感到身旁的世界一直都在颤抖摇晃。对人类这不幸的一群来说，诗人应该是天生的思想者。然而作为天生思想者的诗人，却从来很少想到要用自己的思想去拯救那些谬误的事实，很多诗人都认为这不是自己能做的。作为诗人，他的职责是要用尖锐和伤感的言辞去烛照痛苦，他们要把来自这个世界的伤口和疼痛一次次地撕裂给这个世界看。如果不是同样受制于人类懦弱并耽于幻想的天性，我几乎就要认为诗人天生就是残酷倔强的，诗人天生就是专门营造痛苦的。

过分美妙的幻想是对现实的涂改。不妨注意一下人们对那些无关人们精神痛痒的诗和完全逃避现实世界的新乡土诗的轻视和冷漠。只有备尝艰辛才使人肃然瞩目，只有真实记录痛苦，诗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不是备尝灾难之后的精神再生，那么我敢断定所有轻飘飘的幻想都必定是苍白的，令人厌倦的。偏居于自怜自足的狭小角落，绝对不等同于以个人的剧痛去肢解世界。面对世事的不可逆转，面对扑眼而来的灯红酒绿，诗人不可能无动于衷。诗人必须思考，诗人必须以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去抚摸和过滤一切，选择所容忍和热爱的，剔除所否定和仇视的。应该说没有谁要求诗人这么做，要求诗人一定要去热爱和否定什么，但诗人义无反顾地就担负起这份职责了——诗人从来就是人类群体中首先觉醒的那一类人。哪怕被人视为荒唐也好，视为痴傻也好，诗人们仍然要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向人们言说被人们所忽视的，所遗漏的，去寻找不该遗弃而被人们所遗弃的；去重新肯定其中的价值，去拨动那已静止不动的沉寂，去挖掘那种埋藏久远的热情和爱……等等。在不计其数的古今中外的诗篇里，我看到的诗人形象是这样的——诗人们几乎个个都身披热情的黑外套，或焦灼痛苦，或激烈平和，诗人们始终固执地要把痛苦告诉这个世界。从本质上说，我们只能将诗人们看做是这个世界的痛苦的言说者。

这样评判诗人是客观的。营造痛苦也好，揭示痛苦也好，首先是因为世界确实有痛苦存在。同时，更为显而易见的是在这种营造和揭示的背后，其实掩藏着诗人对人类真善美的强烈追慕和渴望。只是就表面看，欢乐似乎早已被诗人们放逐了，欢乐似乎从来就不属于诗人——我将此视为诗人的一种提前支付行为，一种作为诗人必须付出的代价，一种诗人的自觉行动。在阳光里看阴影，在美好里看丑恶，在成功里看失败，在真诚里看虚假，犀利深刻，尖锐独到。这就是诗人风范，就是时代和社会真正需要诗人的根本原因。如果时代和社会不需要这样的诗人，那么这个时代的精神就必定是不健全的，人们的心智就必定是不成熟的。诗人从来就不是时代的对立面，诗人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他是时代的一面钟，一只钹，是时代的一种声音。由于受使命感的驱使，由于受众多先行者精神气质的滋养，诗人对痛苦的揭示几乎成为一种人格惯性。大到国家民族、人类命运，小到个人得失，男女情爱，遗失感总是笼罩住一切，寻找的焦灼总是支配着一切。这确实就是诗人的宿命——注定要从对痛苦的领悟中发现欢乐和美的价值，注定一生都要从所站立的假丑恶中去攀援假丑恶的不可企及的对立面。除非你选择沉沦，没于世俗；除非你不再关心人类的精神自救，而是同样溺于庸碌，否则作为诗人你就无法逃脱，你就无法不去自己正视自己。这明摆着就是一程遥遥无期的苦旅，一次生命短暂而又漫长的艰难跋涉。一切早已注定，一切早就已经不可改变。

享受痛苦是诗人的一种姿态。对于诗人来说，痛苦可以成为一种诱惑，一种巨大的光环。诗人站立的土地和常人就是不同，诗人身居的斗室就是世界的缩影，诗人呼吸的是整个人类情感的脉搏。诗人更多的是一个典型人，他是群体的情感的代表，是思想和语言的集大成者。一句话，诗人既是一个独特的个人，诗人更是一个宽泛的概括力很强的人的代表。诗人言说，他希望世界倾听他对痛苦和悲哀的陈述，他希望人们会因此而变得更美好一些；诗人绝望，他希望这种绝望能唤醒更多的人。诗人是人类意识深处最活跃的细胞，它的作用就在于将人类一次次经历的五味杂糅的剧痛还给人类。诗人弹奏痛苦，他的声音充满焦虑和渴望。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诗人的声音其实是人们心底埋藏的一种共识，是被很多人忽略的大善和大美。虽然这种善和美不都是面目清晰的，但至少由诗人充当了这种揭示和言说的角色，或者至少——诗人已经提醒人们去寻找它。

痛苦的诗人，正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那一类诗人，那些有价值的诗人。

1994.7于云南曲靖

本文系作者为自己的个人诗集《红与白》写的代后记，该诗集1996年10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