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为什么能撑起大唐王朝？

　　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大荔县）人，是中唐时期的著名将领，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最初，子仪由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下级军官），之后屡经升迁，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命为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才被授以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临危受命，率军东讨。他连战连捷，相继收静边、河曲、云中马邑、东陉诸镇。以后又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携手，一举攻下井陉，拔取常山，击败贼将史思明，平河北十余郡，将举兵北图范阳，军声大振。

　　这时哥舒翰兵败潼关，长安不守，玄宗皇帝仓皇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即位。朝廷初立，缺兵少将，郭子仪与李光弼成为当时唯一依靠的军事力量，又被召回行在，谋图收复。凭着他对朝廷的赤胆忠心和卓越军事才能，经一年多的殊死拼杀，终于收复了两京，暂时稳定了局势，得到朝野上下一致的拥护和支持。随后，他又再接再厉，东征西讨，横扫安史余孽，平定地方叛乱，抵御外族侵扰，驰骋疆场二十余年，一次次在危难中拯救了唐朝。正如肃宗皇帝所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直到德宗即位，已经84岁时才被诏令还朝，罢去军职，摄冢宰，赐号尚父，进位太尉，宠在台衡。第二年，即建中二年（781年）六月十四日病逝，时年85岁。

　　郭子仪一生累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大器晚成，其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安史之乱”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即59岁至80岁之间的二十余年。在这期间，他为朝廷所立战功最多，先后被封为兵部尚书、御史大夫、司空、司徒、代国公、中书令、汾阳郡王等，封赏和馈赠都达到顶峰。郭子仪有子八人，女婿七人，都是朝廷重官。诸孙数十人，相继为官者也不少。家族兴旺，子孙荣昌，人道之盛，无与伦比。郭子仪死后，朝廷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天降人杰，生知王佐”，“忠贞悬于日月，宠遇冠于人臣”，“勋高今古，名詟夷狄”。并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废朝五日，追赠太师，陪葬建陵，凶丧所须（需）并令官给，群臣依次赴宅哭吊，德宗皇帝亲临哭送，其盛况空前绝后。

　　在中国历代的武将中，诸如廉颇、韩信等，没有一个能有如此尊崇和荣耀结局的。他们不是被奸佞所谗而弃置不用，就是被主上猜忌而杀身灭族。所谓“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不是没有道理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这似乎也是普遍的规律，只有郭子仪是一个例外，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必有其内在的原因，就是他高尚的与众不同的人格和品行，绝不是偶然的。

　　能否忠于皇上，忠于朝廷（国家），是衡量文臣武将好坏的最基本标准，郭子仪无疑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他的忠贞不渝的品格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尊崇。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朝廷有令，他总是诏之即应，不讲任何条件。正因为这样，朝廷才能任意调遣，运用自如，他才会一次次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一次次在危难关头赴难救险，撑起大唐王朝这座大厦不致倾覆，起到国家柱石的作用。然而在这一点上，韩信就是没能做到。他在汉王（刘邦）被困荥阳时没有去救，汉王很不高兴，后来汉王被困于固陵，他又按兵不去赴约，直到汉王答应给他封地，才肯发兵。

　　永泰元年（765年）八月，叛臣仆固怀恩引诱吐蕃、回纥、党项、羌、浑等三十余万人马进犯京师，郭子仪奉诏至泾阳救急，被数十倍之敌围困，敌人持弓搭箭，密切关注着他的动向，情况万分紧急。他镇定自若，安排东西南北各路防务，然后又不顾众人劝阻，脱下甲胄，只带数十骑徐徐走出营帐与敌搭话，终于说服敌人解围，转危为安。可见他为了国家安危，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才能有这样的胆略。就是在被奸人诬陷失去兵权的情况下，他“仍心在王室，不遑寝息”，直到大历九年（774年），已是78岁高龄的老人了，他还向代宗皇帝上书，陈述自己对防御吐蕃侵扰的策略建议，代宗阅后深为感动，下诏说：“卿忧深虑远，殊沃朕心，始终倚赖，不可辞也。”可见，他对大唐王朝的忠贞之志是始终不渝的。

　　郭子仪每临战阵，都万死不辞，毫无惧色。但是，当朝廷给他封赏晋爵时，他却再三恳让，固辞不受。广德二年九月授太尉，十一月授尚书令，他都上表恳辞，让之再三，说自己“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赏厚”，“一人之身，兼官数四”，这样下去会乱了国家法度。所以他愿效法古人，“以身率先，大变浮俗”，使谦让之风兴行于世，让那些“贪荣冒进者”也“各让其所兼之官”，这样，天下文明可致，“太平之业可得而复也”。代宗皇帝览表十分赞赏，说这样的事迹应该“宣示于外，编之史册”。后来他的儿子郭晞因功加御史大夫，他也上表固辞不受。他这种“窃惧满盈，曲从德让”都是出于至诚，并不是做做样子，最终都辞掉了。然而韩信却不是这样。他开始在项羽那里做执戟郎中（负责警卫的官），他嫌太小，跑到刘邦那里，被刘邦拜为治粟都尉（管粮饷的官），他还嫌小，又跑了。幸亏萧何发现，连夜追他回来，推荐给汉王（刘邦），才被拜为大将军，重用起来。谁知他还不满足，后来在攻下齐地时又派人向汉王要“假齐王”，惹得汉王大怒，幸亏张良、陈平怕激起兵变，“蹑汉王足”，汉王明白过来，才立他为齐王。与郭子仪比起来，他就差远了。假如韩信也能像郭子仪那样，不居功自傲，有谦让的品格，就不一定会走到被杀身灭族的地步。我们现在的好些官员，有一点成绩，就觉得了不起，便想作为升迁资本，千方百计地跑官、要官，看看郭子仪的事迹，是否觉得汗颜呢？

　　郭子仪为朝廷立了大功，引起中官鱼朝恩、程元振之流的忌恨，多次向皇上进谗毁谤，罢免了他的兵权，但他还是不怒不恼，仍然谦称自己“德薄蝉翼，命轻鸿毛，累蒙国恩，猥厕朝列”，毫无怒色地向皇上谢恩。大历元年（766年）十二月，有人盗发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捕盗未获，很多人怀疑这是鱼朝恩派人干的，担心郭子仪会领兵报复，构成事变。郭子仪本人也心里明白，但当他进见皇上的时候，却只说自己长期领兵在外，不能禁暴，兵士残人坟墓的事也是难免的，这是上天的谴责，并不是人为的祸患。大家听了才不再担心，朝廷也因此安定下来。像这样宽宏大度的事，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比如廉颇，他虽然也是“赵之良将”，对赵国的忠贞不渝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却没有这样的度量和涵养，当他得知蔺相如被拜为上卿，地位超过自己时，就大为恼火，发誓要当面羞辱他。幸亏蔺相如明白事理，一再谦让，才使他最后明白了自己的过错。他还曾经因为看不惯幸臣郭开的卑劣行为，在一次侍宴时当面斥责他，从此便引起郭开的记恨，最后被郭开进谗诬陷而削去军权，逼迫逃往魏国，再也没有起用他。他们两人的不同结果，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郭子仪“身长六尺，体貌秀杰”，这是说他的外表之美。其实他的内心，也就是他的品行、人格，比外表更美。他的父亲郭敬之就是朝廷命官，历任五州刺史，自己又是武举高等，科班出身，条件是很不错的。但他却不骄不躁，默默无闻地在基层地方做了几十年的中下级军官，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快60岁了，才被委以重任。在随后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充分展示了他崇高的德操，卓越的才能和谦让宽和、雍容大度的人格魅力。他有勇，有谋，既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武将，又不乏文士的风雅和韬略，其实是一位出色的儒将。史臣裴垍说：“汾阳王事上诚荩，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很多叛贼只要一听说郭子仪起兵讨伐，往往不战而自溃。凡是跟郭子仪打过交道的人，没有不佩服他的。他与回纥叶护太子所部只是在收复两京的战役中有过交往，因此在泾阳被围时，回纥兵士见了他，都自动放下武器，跳下马来，齐拜于地说：“果吾父也。”田承嗣在魏州称霸一方，傲狠无礼，但当郭子仪所派使者到来时，他西望而拜，说：“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李灵曜据汴州为寇，往来公私财赋，都被他劫掠一空，只有郭子仪派人押送钱币过境时，他不但不敢截留，还派兵护送。能让夷狄如此崇拜，豺虎如此佩服的人，古今都是少有的，这就是郭子仪人格的魅力。因此，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原本是他应有的结果。

　　郭子仪是一位古人，他的忠贞不渝的品质，谦让宽和、雍容大度的人格和涵养，以及披荆涉险在所不辞的精神，都是令人钦佩的，堪称为一代人杰，千秋典范。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