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商贩的生存空间

晚上10点左右回家，从太和站出来，下电梯，在街区与商场的入口处，总会看到一位长者，戴着一顶帽子，坐在一把木椅上，身边放着一台小型收音机，耳机塞在一个耳朵里，手里拿着一沓报纸。头几次见到，以为这位老人像内地有些自行车停车场一样，老人是专门看车的。原来生活环境的习惯性文化，也不自觉地带到香港。当我问一个香港朋友老人的情况，并把自己猜测的看车人的想法给他说，他瞪大眼睛哈哈大笑，香港没有坐在路边看自行车收钱的。他是卖东西的。我没有看到他身边放什么东西，更有些匪夷所思。他让我再多观察观察。

有一天回去，大概晚上11点了，老人还是坐在那里，借着路灯光看报纸。我走到跟前，打个招呼。老人立刻放下手中的报纸，问我要什么？我不是很会讲广东话，他普通话也讲不多，看来沟通有些困难。我试着用蹩脚的广东话给他说自己想与他交流，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走过来一位老太太，笑嘻嘻地问我，先生你要什么？普通话说的字正腔圆，我以为是内地来的老人，要帮我做翻译。她说，先生不懂普通话，来香港七十多年了，她年轻时在内地，来香港才学了广东话，所以讲普通话没有问题。

我们在交谈的过程中得知，这对夫妇在这里出售被香港叫作“糖水”其实就是内地的各种粥，冷的热的，红豆绿豆皮蛋等。以前在大埔墟的界面上喝过各种糖水，我也是有些了解。问价格，她说一盒十文（港币10元），我拿出十块钱硬币给她，要了一盒冻绿豆汤。当我想跟她进去拿时，她说别进去，我在这里等就可以了。出于买卖的规则，我没有再强求，只好继续用生硬的话跟老人交流。老人笑着，一口牙齿都已掉光，一脸祥和，很想和我交谈，但是又不易明白，他试图用比划的方式传递信息给我。不到一分钟，老太太脚步轻健地走了过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有一个白色泡沫做的圆形小盒，上面放一个小勺子。

老太太说着感谢的话递给我。我在接过时问是否可以和我聊聊。老人欣然同意。她说夫妻两个在这里卖糖水已经风风雨雨二十几个年头了。他们以前曾在街市租房卖糖水，后来房价与日俱增，难以负担，而且他们这个小本生意也是薄利多销，实在难以支撑，就选择了这样一种营生。刚开始，他们在路边放一个牌子，推个小车停在路边，每每路人经过，有需要的都会过来买上一盒回去做夜宵。香港人白天工作忙碌，下午茶用过之后，就再没有时间吃饭，回来买一个糖水喝喝，也算一顿饭。以前在店里的生意，被他们搬出来反而有了活路，因为没有房租，他们比在店里卖的便宜，所以在外面感觉更有市场，比在店里还卖得快、赚得多。

说到这一点，老人有些为自己的创意感动骄傲的笑容。她说老公起初觉得丢不下脸面，怎么能在街上卖呢。他一万个不愿意。她给他开窍说，你就出来坐着，她来卖。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方式，老人坐在路边看东西，她则推着小车，立个牌子，来人就卖，卖完回家。有时候快，不到11点就全部出售，有时候熬到一两点还要剩下几盒，就这样一卖就是二十几年。

有收获吗？我没有敢直接问她赚了多少钱。她说还行，以前他们住得比较远，后来申请到了公屋，日子就这样能过下去了，也帮助子女读书安家。现在他们都各自独立生活了。

那你们还不休息，不缺钱花，还费这个工夫。实话说，我这样提问，真的是不懂长者的生活理念和人在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做惯了一件事，如果不去做而赋闲在家，那是很难受的。在我提出这个问题时，老人说，闲待在家里等死啊，子女也说不让干，但是我们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感觉像个没有用处的人，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们两个决定坚决不放弃，就把它当作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不是赚钱谋利的目的。

我不停地点着头，想起香港制度中，对于摆小摊做零售的禁止。在小地方曾经完全依附于本地人所形成的交易圈，在香港也传承多年。不过在全球化和市场垄断的竞争过程中，那些小商贩还是最后没有利润而关门倒闭。大超市琳琅满目的货品不仅选择多样，而且比私人小店的价格低，所以在强烈的市场竞争中，小店自然没有存在之力。

这对老人何以能够在此立住脚步？我继续问她。老人也不遮掩。她说刚刚走出来摆摊没多久就出了政策，不允许私自在外设点，抓住要重罚。他们就不再立牌子，听到有城管过来，他们则快速撤退。后来还是被城管抓到，见两位老人没有其他营生为计，就放过他们，让他们想办法找店挂牌经营。他们知道那是做不久的。他们想了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现在这种，让老人在路边坐在椅子上作为信号，她则坐在对面，把糖水放到里面隐蔽的地方。有人要，就到里面去拿，没有人要，他们就坐着休息。万一遇到城管检查，他们则选择离开而不承认那是他们的东西，没有证据，找不到屋主，自然会不了了之。就用这种办法，他们一天天地经营着。周围住宅区的人知道这一点后，每次路过，见老人端坐，便知道还有夜宵糖水喝，走到跟前，递给老人十文，然后说要什么，对面老太太会意，进去拿出来，交易完成。

附近的住户都非常善良，老人说，他们都在帮这两位老人。有些人主动把报纸给他们，有时候还给他们一些礼物。他们总有感恩之心，可能有些人晚上不需要糖水，但是看到他们在，还是要一盒。那有没有真正被城管逮住过？我用一种曾经在内地了解的城管形象问她。

她说，香港虽然是法制社会，也给这些人生存空间。从刚开始的完全禁止到后来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这种交易的存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那些城管乘机揩油，虽然不抓，总会来吃几盒免费的糖水。老人摇摇头说，不会的，这些人从来没有那么做过。即使给，他们也不会要。而且他们也知道某个人的确是城管，但是返工回来，偶尔也会隐藏身份地买一盒回家当夜宵。香港就是这样。

我点了点头，还想再问几个问题，身后有几位下班回来的人等着买糖水。我不好再去打扰，说声再见。坐在椅子上的老人继续拿起报纸，他的太太也继续忙着给顾客拿糖水。

又一日回来，老太太见我过来，像老朋友一样打着招呼，问我工作累不累，几时回家等，我则问她生意如何，老人总是一脸满足地说不错不错。回家数月再回来，晚上经过，她很热情地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回老家了，家人怎么样等。我则一一回答。和他们的交流，同时也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民以食为天，我经常出入香港的百佳超市，也与收银员打了多次交道，不过从来没有结识到一位可以交流寒暄的人，感觉他们就像流水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温度，没有交流，尽管他们也说谢谢，欢迎下次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