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有几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夫妻作家贺敬之和柯岩、兄弟作家叶楠和白桦。
我第一次见到叶楠是在1982年。时值春夏之交，作为当地报社的记者，我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下属的克一河林业局采访。在那里遇见了林管局党委宣传部的刘勇。他说正陪同作家叶楠到此采风，并约我晚饭后过去一叙。我和叶楠的交谈，从介绍林区情况开始，兼及风土人情，泛泛地，彼此都未必认真。不久话题转及白桦，当我说起白桦的早期作品长篇叙事诗《鹰群》，并背诵了其中某些章节时，叶楠露出几分惊讶，谈话内容便移到创作上来。他说自己本是新中国第一代潜艇工程师，只因为不平于白桦1957年遭遇的霉运，竟然拿起笔来从事创作。不料在1960年代初期，他所创作的电影《甲午风云》，因展示了中日甲午海战那段悲壮历史，塑造了邓世昌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而一炮走红，以至全国上下家喻户晓。叶楠自我评价道，《甲午风云》是他的成名作，而代表作则当数1980年代上映的《巴山夜雨》。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几个好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写得很别致，体现出作家独有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追求，在当时的影坛上别具一格。
接着我们谈到克一河林业局。这个林业局经多年采伐，可采资源濒临枯竭。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及时调整经营方针，开始大规模人工造林，并逐步实现了机械化。经过数年努力，百万亩人工林茁壮生长，已形成新的风景。叶楠对这一情状格外感兴趣，并围绕机械化造林进行了几天采访，回北京后写成散文《绿色的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成为在林业改革关键阶段的一曲催人奋进的赞歌。克一河的机械化造林规模不断扩大，其经营范围竟然拓展到外省，产生过全国性影响。
后来才知道，叶楠那次到大兴安岭，是为电影《傲蕾·一兰》的创作搜集素材。影片完成后，新中国的银幕上第一次呈现出大兴安岭密林深处达斡尔、鄂温克等少数民族的历史风貌。林区人看到后，感到格外亲切。正是因为《傲蕾·一兰》的创作，让叶楠与大兴安岭结下深厚情谊。1986年，经叶楠从中联络，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为团长的作家访问团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访问。20多位团员中，有十余位系各省作协的副主席。叶楠随团前来，因是熟人，见面后自感亲切。只是由于我所负担的任务是陪同第一分团走东线。同行作家有蒋子龙、吴若增、许瑞生诸位，叶楠却不在其中，失去了与他再次深谈的机会。在访问过程中，蒋子龙对大兴安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面对林区绮丽风光，他动情地说，眼前的风光与契诃夫在《萨哈林游记》中描绘的一般无二，是出大作家的地方。访问结束后的第二年，适逢《中国林业报》创刊，我曾约成一、许瑞生、吴若增等为报纸写过一些文字。而蒋子龙却似乎并无有关林业的作品问世。直至2012年10月8日《中国绿色时报》副刊生态文化版发表了他的散文《龙在林海》，才让人眼前一亮。其间似可看到当年那次对大兴安岭的访问在这位作家心底留下的印痕——这让我又一次想起叶楠。
我与叶楠的最后一次见面在1998年。当时《中国绿色时报》的《绿色周末》周刊举办一次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活动，意欲得到作家的支持，便在北京西四附近的一家孔乙己酒店邀请王蒙、叶楠、李国文诸位商谈有关事宜。席间与叶楠相逢，他极感意外，后问知我工作近况，格外高兴，共同回忆起在大兴安岭的几次交往，并相约寻求机会同去访问旧游之地。然而因为某些客观原因，彼此均未能履约，竟成终生憾事。为此，当2003年，我得知叶楠辞世的消息，在悲痛之余更有为他写一点文字的冲动，却亦因忙乱而搁置下来。
叶楠，早年留学苏联，因成为一位从事潜艇机械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而引人注目，又弃武从文，颇具传奇色彩。他从事创作数十年，除在电影剧本创作取得骄人成就外，还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对林业的关注、对大兴安岭的眷顾，在他的创作活动中，虽占有不多的分量。但却正因他的这份情意，融汇于字里行间和言行中的情意，让大兴安岭的务林人认知并记住了他，视之为朋友和文学代言人。在他辞世的这10年间，我也时常想起这位作家。如今将这些记忆诉诸纸笔，作为纪念，也了却我一桩心愿。
（原载《中国绿色时报》2014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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