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站着小鸟的人

一

案头放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近午时期》，读了三遍。

以往从未听阿訇说起过，也没有看见译成汉文的教义或典籍提到过他们——在伊历一百年，也就是公元八九世纪之间，在阿拉伯世界，有这么样的一群人。

接连几天，我手不释卷，他顾无暇。自然论者、“圣训”学家和教法学派、理性分析、希腊的学床、自由意志……我思索着这些词句。书中说，“对于广阅博识、思想深邃的学者，则应当是其本人的理智对其本人而非对群众的启示”。话虽有些拧脑子，但还不是完全不能领会。我不想做学者，也无那个能够。之所以用思考来折磨自己，只是想模仿和体会一下，到底有什么乐趣，让那些在思想中浮沉的人孜孜不倦。

以为我们的信仰世界原来就是如此，以为我们的宿命就是在“顿亚”受苦。却不知道，在伊斯兰的信仰体系里，还有个人意志的自由。

而一千三百年前的他们却早已谈到了，只是我们不知。

二

洗罢征尘，阿拉伯战士站在波斯的宫殿和自己的帐篷之间，不知今晚住在哪里才合适。短短三十年，他们战胜了波斯和罗马两个帝国。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和波斯人，自恃有古老文明而经常轻视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如今他们低眉顺目，用刚刚学会的礼仪前来问安。疲惫的战士淌着眼泪跪在粗毛毡上，一遍遍地赞颂真主，缅怀先知的光荣；但阴谋家却悄悄溜进宫殿，把锦被绣褥垫在自己的身下。

刀剑不会说话，何况已经入鞘。

有人不服。是看过亚历山大馆藏典籍的人，和摩尼教义同眠共枕的人，自认是“上帝选民”的犹太人，还有“已被上帝之子耶稣救赎”了的基督徒……他们不解、谨慎地询问，看着没有多少反应，接着就是质问：

“伊斯兰到底是什么？”

再传圣门弟子和教义学者凭着朴素的信仰，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引章据典，可谓苦口婆心。但封不住擅长诡辩、逻辑严密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门生的悬河之口，也浇不灭“有经人”的骄傲之火。因为你所使用的证据，恰好就是人家怀疑和不信的。

这时，他们历史地出现了。他们是一群穆斯林学者，被人称作“穆阿台吉勒”。

他们仿佛一夜之间学会了当时代的所有本事。你看，立论有论点论据，论证时讲究大小前提和三段演绎，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和运动，被他们拿来融化在教义里；还有毕达哥拉斯的肠肠肚肚，都被抖开摊在案上……说天文吗？有阿拉伯版的“日心说”；说方物吗？有《动物志》成书在手；说化学吗？可以告诉你许多种矿物的熔点；还要说数学吗？——对手无言。

没有人比他们更擅长于辞令、能言善辩了。教义学家们松了口气，在树荫下喝着茶，微笑着赞许他们。他们是伊斯兰的另一支剑，是巴格达的一道光。他们很快分布到各个地方，继续着观察和学习，宣传自己的见解，寻找辩论的对手。他们是阿拉伯的新人类，不留胡须，只穿短衫；他们写作诗文，演算数学，采集植物标本，观察动物的思维和反应，在烟熏火燎的实验室，认真地记录实验物的颜色、气味……他们的对手目瞪口呆：这活脱脱就是托勒密们再生啊！低层的民众交头接耳：穆阿台吉勒的人不怕鬼。当时的哈里发这样评价他们：这类学者行为稳重，仪表端庄，举止若定，就像头顶上站着一只小鸟！

三

这些“头顶上站着小鸟”的学者们，正在自己的思想领域向深度和广度进军。

他们首先是宗教学者，其次才是文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所以，他们的知识由信仰出发，还要回到信仰中。然而随着研究的成果不断地出台，他们也将自己摆在了尴尬的位置上。

他们将信仰分了三个层次：感性的、从俗的和理智的。在穆阿台吉勒学者看来，一般的穆斯林大众只能以情感方式在信仰中满足，圣训学家和教义学家往往追随大众的信仰感情（从俗），只有类似他们那样的学者才会有理智的信仰。

如何理智？穆派提出了“人的意志自由”论，认为事物本身存在善恶美丑两个相反属性，人有选择的自由。人不能将弊害的结果归于真主，这是“真主的公正性”原则。还有，“穆斯林犯大罪者介于信仰者和卡费尔之间”的原则（传统派认为，穆斯林犯大罪者是犯大罪的穆斯林，不是卡费尔），根据这个原则，穆派认为，在天堂和火狱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去处，来安顿那些既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卡费尔的人。

他们只认《古兰经》，不注意“圣训”，认为托伪太多。他们还猛烈批评圣门弟子的“党争”，直接指出圣门弟子的过失以反驳各派弟子拥戴者们的溢美之词。这使得穆派把自己放在了所有教义学派的对面。

矛盾的激化是穆派奉行的第一原则——“真主独一原则”。真主无始自有，其他万有都是被造的。《古兰经》是被造的吗？你们要回答！

阿拔斯王朝的前几任哈里发并没有干预各派学者们的唇枪舌剑，穆派起初也无意“参与朝政”，他们是以思考为乐事的一群。著有《动物志》的查希兹还特别提醒同伴要避开朝野是非，专事学术。到了哈里发麦蒙时代，情况变了。

哈里发麦蒙是个好学的人。他学习古希腊的哲学和罗马的行政，对异邦的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是以书册之重付等量黄金报酬的人，开“百年翻译运动”先河……如此种种，他对穆阿台吉勒学者心怀好感是自然的，也有立穆阿台吉勒为“国派”的念头。几番示意，穆派学者终于坐不住了，他们接受了邀请，来到宫廷，完成了“在野党”到“执政党”的飞跃。

学者掌握了权力图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要解决全民的认识问题。题目是现成的：《古兰经》是被造的吗？从伊朗到埃及，从亚美尼亚到也门，管你是苏丹、法官还是学者，这个问题就是考察干部的唯一指标。无数人接受了拷问，数以万计的教义学者和伊玛目受到纠缠折磨；含糊不明的投进监狱，坚决否认的被送上刑场，国家机器参与学术问题，还能有什么好方式呢？穆阿台吉勒走到这一步，已跨出宗教，也偏离了哲学，陷入了他们起初极力避免的权力中。写到此处，我忽然想起毛泽东来，他的“《红楼梦》里有阶级斗争，县级以上干部都要读一读”和“《水浒传》要交给全民讨论”的论断，真是异曲同工啊！

艾哈迈德·艾敏写道：穆阿台吉勒是想让全体穆斯林都变成哲学家。真主没有造化一个人人都是哲学家的民族，如果有，对这个民族不知会不会是好事。

受到迫害的圣训学者和教义学派终于等到了麦蒙之后的第三位哈里发当政——穆阿台吉勒开始倒霉了！

他们从此消失。

一千多年来，伊斯兰世界再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四

中午又去了寺里。

拜后下殿，站在台阶上，望雪花落在空了的院子里，无语。

“安色俩目尔来库目！”抬头看去，见阿訇立在二楼廊下，微笑，像在等我，“来喝个茶吗？”他叫我。

室内很雅气。外间是学习室，长条桌铺着藏兰丝绒布，整齐摆些厚大经书。让到里间，二师傅也在，拿手道色兰，落座喝茶，说些方方面面。

茶过三碗，我问：“打听个‘穆阿台吉勒’，知道吗？”阿訇听罢，笑容收敛，沉默了一会儿，道：“有呢！大经上有呢！‘穆阿台子垒’啊！”

阿訇用纯正的阿语说了他们的正名，有种遥远的沧桑蒙在上面。阿訇说，在大经（教义）里，很多地方都提到过。他们都是辩论家，对付异教徒，他们有一套办法，但对教门里的事，太粗太乱，大伊玛目是批判他们的。“他们成事的时候，把好多遵行都取掉了。”

阿訇还讲了“大经”上对他们在文学、哲学和科学上的记载。“确实记载着吗？”我问。阿訇去外间搬来个抽屉一样的厚书来，翻找着，“你看，这不是吗？”他给我指着、念着。我像个庄稼人一样凑在满纸的阿文前，听着，不住地点着头。“那么，经上怎么评价他们呢？他们是卡菲尔吗？”

“嗯——？”阿訇偏过头来，一脸正色，“他们是穆斯林，也是贤人啊！”

真主啊！

虽然穆阿台吉勒当权时曾过分地迫害过“圣训”学者和教义派，后者翻过身来，当时也没有轻饶过穆派人。但在传世的典籍中，还是给穆派学者们一个公道的评价。他们是穆斯林，是我们的先贤。

但我仍有一种惋惜！

就像艾哈迈德·艾敏在“近午时期”里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把穆阿台吉勒看作是自由党，把圣训派看作是保守党。自由党高举火炬，率领人民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保守党紧随其后，不断约束人民的行为，匡正前进的方向。那么，伊斯兰世界，不会是像今天这个样子。

而事实是穆阿台吉勒在“保守党”复辟后一蹶不振销声匿迹，“保守党”一家独大，一千二百多年稳稳地控制着伊斯兰世界，直到今天。

巴格达的那道光啊！

那天下午，我和阿訇喝着茶，聊着科学和教门。窗外雪下得正紧，一时时空流转，仿佛是在千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