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迪库尔干的妇女节

春天，姗姗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塔尔迪库尔干。

空气暖洋洋的，带着泥土的湿咸的气息。窗外中心公园的浓密的树丛，已经萌发了一层浅灰绿色。女人们已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单薄的裙装，男人们还仍然是冬天的装束：皮帽子、短大衣，看着就让人燥热。

早餐后，我在公园边上转了一会儿，看见捷尼肯诺夫·玉素甫从街对面的广场走过来，便站着等他。

“早安！”（我还不会说更亲切一点的俄语）

“早安！”

我们互致问候。感到这样太显得生分了，便抽出握着的手，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早上很暖和，毫无疑问，今天是个好天气。”玉素甫认真地说。

“是的。”我礼貌地附和着，但没有忘记提醒他正事，“今天阿克纠宾斯克的客人要到了吧？”

玉素甫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啊！他们，昨晚我收到他们的电话，说要在阿拉木图过节，今天不来了。”

“过节？”

“是的，难道不值得庆祝吗？妇女节。”

我这才想起，今天是3月5日，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休息，星期一过节，仍然休息……噢！幸福的人们啊！想到我的堆积在口岸等待过境手续的货物，突然感到脑子有点迷糊。

却听见玉素甫说着花的什么事。

他说，鲜花很贵，厂里有四十多位女工，就每人送一支吧！等会儿就去花店买，今天下班发给女工们。

“如果在7日或者8日去买，还要贵些呢！那些可耻的小贩们……”他厌恶地从牙缝里挤出一点唾沫，却发现跟前没有垃圾桶，只好掏出火柴盒，将剩下的几根火柴杆倒在手里，吐好唾沫，小心地关好火柴盒的纸抽屉，装进西装袋里。

我知道这一天是再干不了其他的事情了，心情有些烦躁，四面地胡乱望着。玉素甫好像有点不满意我的这种对节日的态度，问道：“难道中国没有妇女节吗？”

“有啊！也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

玉素甫忽然较起真来：撒利，那不是苏联的妇女节，而是全世界的……我没有接他的话，这也丝毫不算失礼。两年多的相处，我们已建立了亲密的友情，他长我十多岁，在他面前，有时我会错认，当他是我家年过半百的大哥。

我们走在返回工厂的路上。我猛然意识到可能说错了，我并不会说俄语“国际”一词，刚才说成了“联盟”，让执拗的玉素甫为中国人民而愤不平，明明是世界的，怎么能是苏联的呢？

雪化得厉害，到处是水，湿乎乎的。一个俄罗斯小伙子喝醉了酒（一定是有太多女人的幸福需要他祝福的缘故），在我前面摇摇晃晃地走，突然一滑，重重地摔在地上。我路过时，他朝我伸出脏污的手，我没有接，只是抓着衣袖把他拉起来。他耷拉着脑袋，叉开腿对着树站着。我走出很远了，他还那样站着。

市场上人很多，但却没有什么嘈杂和喧哗，卖主只是在你注意他的商品时，才会低声给你介绍：“好东西，非常好的东西！”

穿着呢大衣，戴着皮帽子，外观上已与当地人无异，只是语言上还不顺溜，影响深度的交流。东西太贵！我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些人好像并不是为了消费才购买，仅仅因为手中有些卢布，就要换成什么东西存起来。

有些摊位，写着“元”的牌子，表示只收人民币。市场上，还是中国货居多，当地的产品，多是些旧货。

市场上的所有人都是商贩又都是消费者，分不清界限了。我买了几个大面包抱在怀里，站在出口处等翻译小姜出来，就有几个人走过来问，“多少钱？”

卖明信片和小工艺纪念品的铁皮铺子，也卖花。售货员是位三十岁左右的俄罗斯女人。

选好了花。

一下子要买走几十枝花，售货员好像并不高兴，为中国人介绍俄式“花礼”——如果是给爱人送，一枝就够了；如果是送去朋友家，一枝或者三枝；用不着这么多，也不要送双数（那是给纪念碑送的）。小姜说，是给厂里的女工，每人一枝。请售货员用玻璃纸一枝一枝分别包好。

俄罗斯女人干活十分麻利，一会儿就包装得漂漂亮亮的。我觉着抱上这么些花走在街上太招惹，就用商店的电话叫玉素甫开车来，然后我在一边随便看着那些小工艺品，等着。交款的时候，售货员与翻译小姜低声说话，十分有趣，让我听在耳里。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办合资企业，生产服装。”

“是那个爱沙尼亚人的服装厂吗？”

“不是。”小姜介绍了一阵，俄罗斯女人点着头。

“你有丈夫吗？”

“是的，我有。”我不知道小姜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她并没有结婚，甚至好像还没有对象。

“他在哪儿？”

“在乌鲁木齐。”

“他也同你一起来了吗？”

“不，他在中国工作。”

“你有孩子吗？”

“不，没有。”

“你为什么一个人来这里工作，这是他允许的吗？”

小姜显然被问急了，谎也越撒越大。听她悄声说，那个人（指我）是我们的头儿，懂一点俄语呢，他听到了可不好。售货员朝我这边望望，神秘地点着头。全世界的女人都差不多啊！

虽然还不到节日，但厂里已笼罩着一片节日气氛。为车间里的女工买来了鲜花，作为节日礼物——这是过去在国内从未做过的事情。当然，最激动的还是从博尔塔拉和嘉峪关来的几位中国女技工。

临下班的时候，给厂里的女工每人发了一枝花，祝节日好！——入乡随俗啊！玉素甫说了一大段热情洋溢的话，有个俄罗斯女工还上台来亲了他的脸。

放假。

又是个无所事事的晴朗的日子。

中午，玉素甫来找我聊天，谈到物价与卢布贬值的问题。

他说：“这很像中国的20世纪60年代，那时物价很高，甚至许多人被饿死。”我不知道他何以了解这些，看来有些事情也只是掩国人耳目而已。

“我们需要十年时间来建设哈萨克斯坦，十年后将不是这样。”他看着我，又补充说：“如果有好的法律，也许用不了十年，那太漫长了！”

我觉着有必要给这个老哥哥打打气，就说：“五年就会有变化。”

“那非常好，非常好！”他显得很兴奋。

“哈萨克斯坦会发行自己的货币吗？”我听到传闻，有些着急。

“不会！”他看我不能完全听懂意思，就在桌上用手指头画着说：“因为我们有许多原料要从俄罗斯进口，不使用卢布我们将付出很多税；而且，贬值这样快，即使发行新货币，结果还是和卢布一样。”

可是，几个月后，哈萨克斯坦就发行了新货币。在哈国国有银行制定的强制兑换比例面前，我们工厂的利润大大地缩了水。玉素甫傻了，我也傻了。

玉素甫到我宿舍之前，已去了楼下中国女技工宿舍，邀请她们七日晚上在塔州宾馆大餐厅“吃饭”，欢度妇女节。这会儿，塔州水利勘察设计院的副院长啦、工会主席啦、车队队长啦、会计师啦、工程师啦一个个地都出现了。奇怪的是，他们不像国内的头头们喜欢“团拜”，而是各串各的门，各说各的祝词，都邀请了中国女同志赴节日宴会，时间和地点与玉素甫院长定的一样——七日晚上，宾馆大餐厅。

工程师尼卡拉耶坐在桌旁，神态有些疲倦。已经是下午了，我也感到有些困倦。

“我的妻子已经回俄罗斯去了。”他搓着毛茸茸的大手说。

这阵子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纷纷迁往俄罗斯联邦。农庄里的俄罗斯人返俄时，当地的哈萨克人不愿出钱买下他们留下的房子，俄罗斯人气极了，开着推土机，把院子房子都推平了，引出好多纠纷。

“你呢？不回去吗？”我问。

“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工作，去俄罗斯，我能干什么呢？”

他问了一些中国有关婚姻和家庭的法律，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当时的情况是，听俄语我能懂个大概，说起来还是困难得多。

“这里不能打女人，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行。有一次我打了我的妻子一耳光，她告了我，警察就把我带走了，我住了十五天的警察局和交了五百卢布。我离婚了。”

“什么时候呢？”

“是在1983年。”

1983年，金卢布时代啊！尼卡拉耶一巴掌付出的代价不小了。

“我的第一个妻子不好，后来的妻子还不如第一个。她太喜欢卢布了，你给她送去一箱子卢布，她认为你还有一箱子放在另一个女人那里。”

3月8日，是正正当当的妇女节，我们这里却冷冷清清，好像节日已过完了似的，没有一个人来访。这是人家的国家，人家有自己的生活啊！中午，我与几位中国女技工在宿舍里聊天，门敞开着，进来一个俄罗斯小伙子，清瘦俊气。他提着一袋书，说什么我不明白，就叫了翻译小姜来。

原来他在推销关于佛教的书。

书用俄文印制，十分精美，并配有黑白版画插图。我说不懂俄文，没有用处，不买。小伙子很诚恳，说自己是教会的联络人，如果我们信教的话，他可以提供帮助。小姜不小心失手将书掉落在地上，他吃惊地捡起来，十分谨慎地在怀中擦拭。

我出去了。后来听说小姜买了两本，二十元人民币。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都在一楼吃饭，那个小伙子又来了，在门口问道：“你们是被我看见过的中国人吗？啊，我向妇女们祝贺节日！”

他立在门口，双手合十。

（原载《西域文化》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