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我在安徽就待不了了，就从长丰县把我给送回天津了，交给派出所看管，每周要我去汇报思想。不知道是谁，把安徽那边批判我的大字报底稿给寄过来了，大字报是造反派写的，有好多都是无限上纲夸大其词的，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也终究不是组织定论啊。可那时候又特别左，派出所看见这个大字报底稿就很严厉地训斥我。警告我好好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否则立刻就把“右派”帽子给戴上。我就开始受罪了。我爱人这么多年跟我没少受罪，特别是“文革”时期，我被内定为“右派”送回来的那几年，她不但要操持一家老小的生活。还得跟着我担惊受怕。
我那时挣四十多块钱，交给我母亲过日子。我媳妇这边每月挣二十六块钱，自己留三块钱，其余都交给婆婆过日子。
那时我们有仨孩子了，1962年我的大儿子松岩出生，和我一样都是属虎；1965年有的我女儿，老三松涛是1968年的。
我们全家收入加一块只有六十多块钱，不够吃的，那阵收电费按灯头算，有个话匣子(收音机)还要算一个半灯头，用电都要算计，过日子就更别提了。
有时候我媳妇中午挎着破书包回家吃饭，回到家转一圈看看没有吃的，就饿着肚子又回到厂里去上班，到单位还不好意思和同事说没吃饭。这还不是一次两次，是经常的事。想起来都让人心酸。
我有时候攒几双劳保手套拿去卖钱，一毛五一双，卖个几毛钱，去买两碗馄饨，拿个锅多要点儿汤，回来全家泡饽饽吃。
有一回去卖手套，忘带户口本了，人家不收，我心里这个别扭、堵心啊，回家时路过解放桥，看着河面的流水，我当时跳河的心都有。
那年头天天借账，每个月开支了以后，张娘还您五块，赵娘还您八块，再买完米、买完煤，手里又拍巴掌了，没钱了，又得找人借。
后来我妈为了帮着我，给邻居家看孩子，邻居有个胖小子白天让我妈帮着带，每个月人家给十五块钱。
刚回天津时，正提倡“深挖洞，广积粮”，就让我去挖防空洞，街道上有那积极分子，就盯着我，看我偷懒不偷懒，随时准备去派出所给我汇报去。
也有那心眼好的老街坊，看我太累了就说伯祥歇会吧，抽根儿烟，还给我颗战斗烟，那时战斗烟一毛九一盒。
我每周六去挖防空洞，我们行话叫“撞窑”，周日要去派出所开会，跟“黑五类”一块儿开会，听民警训话，警告我们老老实实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表现不好这顶“右派”帽子就随时给你戴上，我天天就和孙悟空戴着紧箍咒一样，我们的行话叫天天“勒着瓜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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