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事新办拜师礼

我在天津说相声是1949年。我爸爸早就给我认了师父了，我的师父是赵佩茹，我的保师是常宝堃，但是我太小，跟着我父亲走南闯北，过去那个社会生活不稳定，吃不饱、穿不暖，这儿住仨月、那儿演半年的，一直没有机会举行拜师仪式，我们行内叫“摆知”，可干了这行毕竟得有个仪式啊，后来我就在天津说相声的那个阶段，在刚解放的时候，1949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正式给赵佩茹先生行了拜师礼。那天是杨少奎先生代拉李润杰为师弟，佟浩如先生代拉西安的张玉堂先生(外号张烧鸡)为师弟。杨少奎本身就是我师父代拉的师弟，佟浩如也是我师父的师弟，我师父就说那就连伯祥拜师一块吧，我是沾他们的光。虽说我从出生一百天就认师父了，可这才算是追补了一个仪式。

解放了，拜师就不能像以前了。在解放前，拜师得“顶大帖”，就是说你这拜师字据写完了，要顶在脑袋上，跪地下给师父磕头。字据写明：如果这个孩子死走逃亡，没有人家师父的责任，还得有引师、保师、代师签字画押，这叫“引、保、代”。

等到解放了，就要不了那些老意识了，那时候结婚都不摆酒席了，所有我们拜师也只是吃喜糖、抽喜烟、吃元宵，给师父三鞠躬。地点就在天津南市，那儿有个群英戏院。大约是坐东朝西这么一个戏院，不太大，演京剧，也演评戏，谁长期在那个地方演呢？就是常宝堃先生那个剧团，叫“兄弟剧团”。有些老观众熟悉，就管它叫“蘑菇剧团”，那是他们的基地，在北京、天津轮流演出。

他们那个团主要演员有常宝堃、赵佩茹，还有变戏法的陈亚南、陈亚华，有口技演员沈军，都在那演出。前半场是演曲艺，大鼓、相声，后半场演“文明戏”，如同今天的相声剧。演出过的剧目有《空谷兰》《一瓶白兰地》《前台与后台》，解放后演过《一贯道》《金戒指》等剧目，在那时候人家就紧跟潮流，与时俱进，这是我佩服的地方。

我和快板名家李润杰是一天拜师的，相声演员彼此好开个玩笑，但是开玩笑要有分寸，不许胡来，不许胡扯八道。我是个晚辈，李润杰先生是个长辈，我跟他开玩笑还得让他高兴。我对他说：咱们爷儿俩同堂学艺，按理说咱们是师兄弟，可我还得管你叫师叔。他就假装生气，说：臭小子，我非抽你不可。可第二天他还请我吃包饺子。

我经常上他家去看他，因为他是我的师叔嘛。以前他就住在总医院对过那块，过去老电台的宿舍。后来他搬家了。

那天我看他去，正赶上他包饺子，我说您这饺子不错，挺香啊。他说你少说废话，我知道你爱吃饺子，快来吃吧。就这么着我就吃上了，我说我昨天和您犯贫，您不但不生气，您还请我吃饺子，那我赶明还拿您开玩笑。他又乐了，说：你快出去吧你。

我们爷儿几个是一块拜的师，那个时候演员流动性很大，都是这演仨月、那说几个月。在天津演了一段时间后，我跟我父亲又回到我的“母校”，山东济南大观园晨光茶社。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那个时候，文艺剧团没有什么国营的。因为我是个戏迷，所以爱拿京剧演员举例子，你比如说马连良先生、谭富英先生、奚啸伯先生，他们可以在上海演仨月，在南京演两月，在北京演几个月，都是流动性的。

1956年以后，各个剧团相继成立，有的是民营的，有的是国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