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其芳散文札记

知识分子在通向革命的征途中，无情地解剖自己的弱点是十分可贵的，但如不能做到实事求是，而是苛刻地类似在上帝面前的“忏悔”，那就过犹不及了。何其芳在40年代写的一些序跋类的散文就有这种倾向。他在《〈还乡杂记〉附记二》中，对他自己这部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有明显个人特色的散文集，就采取了基本上否定的态度。更为甚者，在《星火集·后记一》中，他更全面地系统地批判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种种表现。他说：“《高尔基纪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那篇短文中，我以颇为抒情的笔调讲了高尔基的善良、乐观，与从他可以得到鼓励。其实高尔基的主要精神哪里在这些地方。他的伟大之所在倒是罗曼·罗兰的那篇《向高尔基致敬》说得好，在于他的事业是与下层民众紧紧地相结合着的。”这是一篇优美抒情散文，在这篇散文里，他分别写出高尔基善良、乐观的品性，以及他的作品给读者以鼓舞和信心。何其芳说：“对于这样的人，假若我们真有了理解，而且深深地为他所感动过，我们会变得更好一些，我们的心灵上会减少一些卑微、愚昧、污秽、狭小、自私自利。”我们认为何其芳所总结出的高尔基的上述特点和从中得到的鼓舞和信心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难道无产阶级就不要善良和乐观吗？我们固然要看到高尔基的突出之处是“在于他的事业是与下层民众紧紧地相结合着”，但也不排斥在高尔基的身上确也存在着善良与乐观的品性。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他上述品性也应是首肯的。

何其芳还说他“从个人出发的思想情感之反复谈论，快乐呀，过去呀，私人问题要善于处理呀，等等，这些都说明最经常、最根深蒂固地占据着我当时的头脑里还不是忧国忧民，而是忧己忧私。”何其芳这里所说的倾向，是指他在本时期写的《论“土地之盐”》和《论快乐》两篇思想杂谈。在前一篇思想杂谈里，何其芳剖析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如在关键时刻的软弱，向上爬，个人奋斗和虚伪等等。他认为书籍是知识分子写出来的，但反过来书籍也影响着知识分子，正因为这样，他呼吁“我们需要更多的有着正确的观点的新的书籍”。在后一篇思想杂谈里，何其芳批评了当时在延安有少数尚感到不快活的同志，他认为“我们生活在延安应该是快乐的”。这是因为在延安的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且从残酷、艰辛和黑暗当中清楚地看见了美好的未来”。何其芳说：“艰苦地，而又快活的，这两者并不冲突，因为工作将带给我们以美好的未来，而在工作着的现在，它本身也给予着快乐。”统观这两篇思想杂谈，即使在今天，我们认为也不失为是极好的谈修养、鼓斗志的好文章，怎么能谈得上这是作者“忧己忧私”的表现呢？它明显地表现出这是作者在作脱离作品实际的过于拔高的自我批判。

更为突出的，他此时彻底否定了他在《论本位文化》中所阐明的“个人”发现的观点。他说这种观点是抽象地谈着“人”。也就是说，他已放弃了早先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批判，并一笔抹杀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的伟大意义，他沉痛地宣布：“在当时，从文艺见解到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大体上自有一套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方法，自成一个系统。这种立场与方法，这种系统，当然是和客观真理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不符合的。这是由于出身、生活、教育（对于我，尤其是过去文学作品的影响）所构成的。”这样过于严格的自我批判，也同样见于《夜歌和白天的歌》等作品中。他希望读者“带着一种严格的批判的态度来读”。何其芳的上述态度是真诚的，我们并不怀疑这点，但由于这种自我批判走过头，这不禁使我们依稀地感到这是不是类似一种“原罪”思想在作祟。所谓“原罪”思想原本是基督教清教徒所信奉的教义，他们认为人生而就是有罪的，因而人的一生就是赎罪的一生。从中国的文化传统说，我们不能断定何其芳就有“原罪”思想，因为中国并没有这样“原罪”思想的历史遗产。作家李陀说：“或许会有人觉得追求道德修养并不只为中国的儒家专有，例如西方基督教也强调它的信徒要讲道德修养甚而为此有意追求苦行。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基督教强调‘原罪’，它的修养和苦行是一种灵魂上的洗涤，其目的是救赎灵魂，这是一种为了神，为了来世而进行的道德追求。而儒家与此相反，儒生的道德修养完全是入世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使人的内心的秩序与封建秩序达到一种完美的和谐。”^[1]我们认为他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曾经在《论本位文化》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儒家伦理思想的何其芳，怎么又会不自觉地陷入它的泥淖呢？我们想其原因不外有：（一）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处于正统地位，通过官方的宣传和强制推行，以及历来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自觉遵循，经过代代传递，它已成为意识团沉淀在人们的头脑中了。因此它才能以不自觉的潜意识形式表现出来。（二）极“左”思潮的外在动力，可以起到诱导和催生作用。前团中央书记杨述，于1942年曾写过一首诗《抢救运动中赴延申诉途中》，就不胜感慨地说：“梁鸿窜海曲，贾谊屈长沙。时明主义圣，何事走天涯。”^[2]这实际上是要以儒家伦理思想匡正知识分子。如刘再复所阐明的，他们要求知识分子“通过自省而进行残酷的自我抑制，无情地窒息精神上的自由意识和创新意识。这种自我抑制造成了自我实现的最大心理障碍。”^[3]何其芳在作自我剖析时，也许没有残酷的自我抑制感，如他经常所强调的是一种真诚表现。但这恰恰说明了他的下意识在起作用。虽然“原罪”思想和通过自省而实行的残酷的自我压制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范畴，但这中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老作家本自认为无罪，但却在压力下由最初被迫认罪而到后来居然自觉地认为有罪，这种过程很说明了问题。老作家巴金谈起这方面的体会说：“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也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只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为了赎罪，巴金说：“我抓住我的唯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4]投身革命洪流的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但这种改造绝非通过苛责自己，彻底否定一切的方式来实现。“四人帮”正是利用知识分子头脑深处的儒家道德修养的意识造成他们内心的自我虐待，以致使他们进行着无休止的忏悔和认罪。

何其芳为什么那样越来越严厉地批判自己，否定自己呢？显然是因为他背的包袱越来越沉：一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二是接受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教育，三是写过《画梦录》等等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由于自己心智被套上枷锁，加上外在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的推波助澜，他只能一步一回头地踟蹰不前了。他对自己的成名作《画梦录》的态度逐渐变化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1939年艾青在《梦·幻想与现实》一文中批评过《画梦录》，说他“有旧家庭的闺秀无病呻吟的习惯，有顾影自怜的癖性，词藻并不怎么新鲜，感觉与兴趣都保留着大观园小主人的血统。他之所以在今日还能引起热议，很可以证明那些旧精灵的企图复活，旧美学的新起的挣扎，新文学的本质的一种反动”。对艾青的批评，何其芳作了答辩，“你说了一些刻薄的话，你替我那些故事分了一阵类，然而你却没有发现它们的基本共同点：由于一种被压抑住的无处可以奔注的热情”。又说：“我承认我当时有一种虚无的悲观的倾向。我承认我当时为着创造一些境界，一些情感来抚慰自己，竟大胆地选取了一些衰颓的、纤细的、远离现实的题材，我承认我当时的文体是一种比较晦涩的文体。然而我的‘血统’和‘大观园的小主人’实在毫无关系。公平的说法是我当时接受了一些欧洲19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和文学作品的影响。然而如鲁迅所说的，尽管同样是颓废，欧洲文学里所表现的和中国旧文学里所表现的很不相同，因为前者还是由于一种对于人的热爱和不满。”^[5]我们认为何其芳的答辩还是中肯的，是和他一贯认为的做人要诚实是一致的，是符合《画梦录》描写实际的。然而到1945年写的《星火集·后记一》时却说“《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那时也显露出了我当时那种顽固地留恋旧我的坏习气”。这态度上的巨大变化确实是令人深思的。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老一辈作家，因为他们毕竟不能超越时代、超越个人，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因而打上时代烙印也是天经地义的。人们通常认为，何其芳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走过的道路具有典型意义，证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难性具有普遍意义。原则上说，这大体上是对的，但我们认为还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艰难过程既要排除来自“左”的方面对他们的歧视，又要克服自身的沉重因袭。

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与翟大炳合作

【注释】

[1]李陀：《张洁笔下的现代儒生》，《读书》1985年第12期。

[2]杨述：《抢救运动中赴延申诉途中》，《诗刊》1981年第2期。

[3]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4]巴金：《再谈真话》《随想录》第2集。

[5]《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