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藜诗创作新论

20世纪40年代，是我国新诗处于最富饶多产的时期，对诗的探索逐渐走向成熟，其中影响最大的诗歌群体当属“七月派”和“延安诗派”了。诗人鲁藜的文学活动始于上海“左联”时代，成名于40年代初，正逢我国新诗进入蓬勃发展的历史关头。他取得的文学成就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诗人们都要为抗敌救亡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且他跟上述两个重要的诗歌流派结缘，在艺术上具有开拓性的历史价值。因此，他应当是一位被历史记住的著名诗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现象。

关于诗历来有不同的诠释，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诗，来源于以宁静的心情，回忆起来的感情。”更准确地说，诗是激情与想象的产物，是播撒火种、智慧与花朵的先锋艺术，要求把生活美与高悟性加以整合，方能显现出艺术创作的灵动之美，使情思和哲理高度融合为一体。在这条诗美创造的道路上，他们面对世事沧桑的苦涩心境往往不被人所理解，为探求艺术美的努力更是永无止境。但我认为，衡量作品的质量的高低，主要是看有无开辟的文化价值，能否代表文字发展的新倾向？

近年来，我负责编选了两部鲁藜的诗选集，还专门撰写过几篇较长的研究文章，原以为该说的都说了，其实不然。这次换了一个新视角，把想说的没有说到的提出来，全文分成经历、作品和历史贡献三部分，再谈我对鲁藜诗歌的总体认识。

一、艰难的人生旅路

我国新诗不像欧美那样经过几百年的绵延发展，不去专门描写大自然的优美风光，未曾以夜莺般的歌声让人如痴如醉；而是从一开始就看重关爱民生和充满活力的现实主义，自觉地把诗歌呈献给时代和人民。这种思想观念和文学走向已经成为我国现代诗人的共同特征。鲁藜所走的道路更是如此，出身与经历决定着他的未来路程，面向社会人生是他的天性与癖好。说到底，他是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人：流浪汉—革命者—诗人。

1914年12月，鲁藜出生于福建同安县的一个农民家中，1999年1月在天津去世。从青年时代起回国寻求出路，便立即投身祖国的革命大洪流之中。他在诗中回忆道：“我本来是一个漂泊者/少年时流落在异邦，在湄公河畔/曾经在黑暗的荒野中迷路的人/才深知一滴火光的温暖。”他在闽南故乡的海滨以乡村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秘密农会工作，被当局逮捕入狱，然后是失业，被迫逃往上海另谋生路，时年仅20岁。因之，在他身上洋溢着对祖国母亲般的热爱，坚定向往革命的渴求，这种赤子的深永情怀构成了诗人后来写作的主调。

鲁藜在上海只待了不到4年，却为日后的前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有幸来到上海北郊“山海工学团”当了一名农民夜校的辅导员，这里是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工读学校，又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一处重要据点，很适合一个归侨青年快速地成长。初到上海时，他为了糊口，曾经自办小报和写小说，结果美梦很快破灭了。他在工余顽强地自修文化，同时写起散文、书评和诗歌，据当年“工学团”的老战友杨应彬（原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回忆说，鲁藜参加金仲华主编的《永生》周刊的一次全国征文和另一个作者同时获奖。鲁藜写的是一篇预言5年后中国的《梦》，到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证实了梦见背后出现“叛徒”的情境，杨赞叹“我真深深为他那战士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鲁藜在上海几家进步杂志上发表的诗作，是把他亲历游行示威的革命实践化进了诗行，正符合“左联”提倡普罗文学的要求，以文学为载体“反映党的主张与战斗的口号”（自述）。由于他的进步表现，先后参加了上海“左翼教联”和“左联”作家的战斗行列，1936年6月和杨应彬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一个衣食无着的流浪汉到成为一名诗人，这种事业上的攀登在主观方面需要凭借自己的才华与毅力。同是闽籍福州人的著名诗人胡也频，早年因家贫9岁失学，当了学徒，做过流浪儿，后来全靠自学成才，所走的文学道路与鲁藜十分相似。胡也频曾与人在京沪主编报刊，成功了，他先以小说成名兼擅写现代派的诗歌，不久遭国民党杀害。鲁藜的人生旅途更为漫长而坎坷，他坦言道：“我的道路虽然坎坷而艰难/但我却要感谢我的命运/我原是荒野一块粗糙的矿石/是你将我抛入熔炉。”（《命运》）他从不怨恨命运带给他的伤害，而是认定生命的意义在于经受各种磨炼，胸怀光明磊落。

抗战爆发后，鲁藜奉命离开上海去接受新的历史考验，正是“生命因劳苦而芬芳/因战斗而神采”（《片言集》）。伴随着抗战的大浪潮他到处漂泊，因有了奋斗目标而不感到茫然，他先去安徽蚌埠、安庆一带开展抗日救亡的民众教育活动，再转到武汉参加兵工厂的各种群众集会，斗志昂扬，朝气蓬勃。1938年夏天奔赴陕北延安，他自谓这“应是我的人生与文学之途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揭开了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一页。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文协”，他遇到了一群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有艾思奇、柯仲平、丁玲、艾青、李又然和萧军等，这些人都成了他的良师益友，在创作上给予一臂之力甚至终生难忘。鲁藜的成名作品《延河散歌》在延安无法发表，当时延安文艺界的门户之见已经存在，散文家李又然赏识这篇新作并且推荐给胡风，第二年便在《七月》杂志以卷首刊出。另一篇代表作《泥土》也是在1945年的延安城完成的，这是一种深深的“延安情结”。没有延安就没有诗人的光荣业绩，任何一篇佳作都有它诞育的历史因素，中外的实例不胜枚举。

在延安时期，鲁藜在政治生活中也受到一次冲击，那是始料不及的厄运从天而降。1943年延安实行整风运动，鲁藜因有海外的经历，加上好友音乐家杜矢甲的牵连，一度受到审查与隔离。他对被怀疑深感不解与愤怒，查看他留下的日记可以窥见其痛苦的心情，他写道：“我知道，我将去受苦，好像苦痛在这一生中永远和我结缘……”（见拙作《鲁藜的诗歌道路》之三）这页长长的日记是伴着泪水与焦灼不安写成的，幸亏这场由康生发动的“抢救失足者”的狂潮很快平息了，诗人才能重见天日，执笔欢唱。

1939年到1942年之间，鲁藜主动请命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和周而复等青年作家到了晋察冀军区参加战地工作，这种血与火的锤炼促使他的创作走上第一个高峰期。与那种出自纯粹空想的浪漫者不同，诗人满腔热情的心愿得以施展，成为一个战争风景的忠实描绘者，“那吟唱雪与村庄的诗人”（罗洛《读〈白色花〉》），像《红的雪花》《夜葬》《旷野的给予》《风雪之夜》，都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杰作。

人生的旅途总是漫长曲折的，祸福无常。鲁藜终于穿过几十年的风雨这样走来。新中国成立初他担任天津市文协主任等要职，他积极投入共和国春天的大合唱，其创作热情不亚于战争年代的勤奋劲头。这时，一方面他凭借以前积存的生活素材，如华兹华斯所说的，“收集阳光灿烂的夏日以备冬季享用”。另一方面他及时写出新人新事（包括去朝鲜访问）的宏篇大作，每个月平均有十来篇诗文问世，可谓高产诗人。他渴望干一番事业以报答祖国的抚育之恩，然而他的诗人气质远胜于执掌行政的能力，他那天真朴实的个性不能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年多后不得不辞去行政职务，到处漫游或暂住北京写诗。他主编的《文学学习》月刊不久宣告终刊，在第一期上他写的长诗《生活》：“时代的诗人们/请你们来写这样的诗/写我们这日常的生活吧。”马上受到何其芳的指责。还有“七月派”诗友阿垅的论文《论倾向性》引来了上下一片斥责声，更令鲁藜深感万般无奈，曾经写信给周扬和田间，要求调北京工作。

他哪里知道，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批判阿垅的理论错误只不过是一种信号。或许人的命途永远是一种莫测的“异数”，这位流浪者注定要再忍受一次更大劫难的折磨。人呵！有时是十分脆弱的无助的可怜虫。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对付个别桀骜不驯的反叛文人的例子，将其拘禁或长期流放，而在50年代中期的中国竟然发动一场围剿以胡风为首的由革命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称它是一出“文坛悲歌”并不过分。在天津，鲁藜和“胡派”的几位诗友如阿垅、芦甸等一批大小文化人都蒙受了冤案，到今日已无复述之必要了。且说鲁藜与胡风的关系仅仅是工作往来的旧事，据我看到的鲁藜草拟的约稿《我与胡风》里，讲了第一次见到胡风是在武汉一次政治集会上，而且是远远地望他一眼。到1939年12月《七月》杂志刊登鲁藜的《延河散歌》后，他才不断地投寄诗稿给主编胡风先生，在延安时偶有书函来往，如此而已。新中国成立后当然见面多了，并无超出工作交流以外的图谋。反过来说，胡风对鲁藜十分赞赏，曾在北京家中当面夸许他“具有国际诗歌水平”，虽非定论也说明鲁藜的创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后者的心里自然把对方视为文学导师了。这段佳话使人想起正好100年前，惠特曼在纽约出版一本薄薄的诗集《草叶集》，仅有12首诗，却遭到社会上的一大堆臭骂，唯有美国文坛名宿爱默生给了最好的评断，写信称赞惠特曼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草叶集》”，它表现出“自由和勇敢的思想”。胡风是第一个肯定和发表鲁藜名作的中国爱默生，诗人对“为诗而受难”并无怨悔之意，他说过“自与诗结缘/有幸也不幸”。

往事如烟，又不能不重提鲁藜两度被押送天津市郊农场劳改的情景。一个从青少年时代返回祖国追求革命真理的文人，从不争名夺利，自甘淡泊，自比是一条只知耕耘至死的蚯蚓，苦难的命运却让他备尝人间的辛酸。从一个局级干部一落千丈，长达25年沦落人间底层，这种况味实在难以诉说清楚，有一首外国诗描述叛逆者马丁的处境，它这样说：“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与世隔绝的遭到幽禁/这里便是马丁的栖身之所。”鲁藜在军粮城农场住着借来的小土屋，“这里有一个干草铺/有一张小桌子/有一盏明灯/对于我就很够很够”，每天干的累活是淘大粪，拉车下地，日复一日毫无盼头。1955年5月“反胡风集团”以后，他失去了一切，得不到一个亲友的抚慰。在“文革”中由于江青的一句话“鲁藜还活着啊？”每天要被造反派拉去批斗游街，接受不堪承受的奇耻大辱，任人笑骂，对于一位崇尚自由尊严的诗人来说，无疑是精神上最大的折磨。但相比之下他是幸运的，阿垅在“文革”初就惨死在狱中，芦甸患精神错乱而病故，鲁藜没有死，他硬挺过来了，只因为他保持一种不变的信念，他绝不是背叛祖国与党的“反革命”。

我与诗人是同乡好友，也不想为尊者讳，这位革命老前辈并非十全十美，对他故意贬损亦非公道。当家破人散后，身为普通工人的他情绪低落，常与颇多人生失意者交往，因与一位晚报女记者交往，于是又给他加了一顶“坏分子”黑帽，反右时再添一顶大帽子，因而变成了双料“反革命”。试问身为老红军的他何以落到这步田地？谁来承担这份历史责任，非议者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而鄙视之，恐怕有失怜悯之心吧！连他平反后重组新家，也有不少人看不惯甚至把它写进小说，老实无能的受害者打不赢这场官司，诗人临终前留下了一句遗言：“我死不瞑目！”多少人听了感到万分震撼！

沉重的历史，构成了许许多多悲壮的行色。鲁藜就是鲁藜，他并没有被这颠沛流离的命运压扁，反而铸就他坚强的性格，激越的感情，为他迎来另一道瑰丽的“晚霞风景”。

二、天真浪漫的歌唱

诗是一种高雅而神秘的文学，令多少人为之倾倒、着迷，但是缪斯钟情素有天赋的追随者。鲁藜原名许图地，父母希望他成为一个土地的耕种者，他在越南只读过小学而略通初级法文，厦门集美乡师未毕业就加入地下党的“反帝大同盟”，他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当诗人。革命者的机遇却把他推向诗人的道路，在上海的地下经历触动了他的诗情，开始尝试写一些抒情性的战歌，如《我们的进行曲》《在行列里》，反映“千万人的愤怒，汇成一条无私而狂发的洪流”，朝着反动军警猛然冲击，诗之花就在战斗的激浪中盛开了。他的另一些抒情诗如《愤怒吧，炮台湾》，在诗艺上明显受到“太阳社”和“新月派”的影响，而没有找到、形成个性化的创作方向。

生活的激流才能鼓动诗的风帆，仅有写作才华而失去生活的依托，便不会发出闪亮的艺术光彩。鲁藜在抗战的烽火中到处漂流，正如他自己说的“照亮了我的壮丽人生”。淮河两岸优美的风光和劳动人民的贫苦生活，激发了诗人写出那首名曲《淮河船夫曲》（歌词），此后他又写了大量歌词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转到当时抗战的中心地武汉，他响应诗坛的号召，即兴写出两首朗诵诗《想念家乡》和《中国五一劳动节》，前一首刊于《抗战文艺》。这些作品都为他日后成名作了铺垫，抵达延安这片洒满阳光和歌声的新土地，诗人的盛宴才从这里开始。

当鲁藜进入延安“抗大”后便参加了军内的文学社团“山脉诗歌社”，他不满足于发表一些政治抒情诗，而在军营里写就一组40多首的短歌，胡风把它筛选后题名《延河散歌》发出，堪称一鸣惊人，为他确立了诗坛的历史地位。这表现出一位从海外归来的青年独具慧眼，运用优美自然的语言描绘清凉山的夜色灯光，歌颂“一个从人生的黑海里来的/来到这里，看到了灯塔”，风格清新可喜，成为讴歌解放区的一代名作。紧接着他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军区民运干事、随军记者，真正深入到战场和山区农村，去体验、搜集创作的素材，才能把交织着战火与血泪的跃动的生活之流写成诗篇，他本人惊呼道：“我在旷野上所获得的/是活的诗歌，不是死的鸟。”这一新鲜的比喻为前人之所未言，道出了创作的要义。

据初步统计，仅1940年里鲁藜就发表诗文10余篇（以后情况相同）：《新的土地》《开荒进行曲》《北战场》《大风歌》《为着未来的日子》《献给毛泽东》等。鲁藜正当年轻力壮，他涉足晋东北雁门关外，塞北蒙古沙漠，扩大了艺术视野，进一步锤炼了诗歌技巧。在感情更加充沛热烈的情况下，诗人的眼光转向写长篇抒情诗，例如《青春曲》《雁门关外放歌》《我爱冬天》等，开拓了一代新诗风，曾使朱自清先生在文章里加以称引。《青春曲》歌唱根据地如酒如火的春天秀色，“你烧灼着太行山，你烧灼着我们青春的胸部呵……”它意在鼓动人们“要让生命去沸腾，去斗争”！这种充溢着青春气息和乐观的战斗精神，值得人们称道。

鲁藜的诗不仅充满泥土芳香和战斗精神，而且时常流露出一种天真爱做梦的倾向，胡风曾指出他“天真、沉醉、美梦”的艺术特征。尤其是写悲壮的内容显得很平静，如《夜葬》《纪念塔》之类是基于热爱人生的情愫，拒绝了面对死难与挫折的压抑之情。不妨借用从前描述英国诗人雪莱的话说：“像诗人一样容易激动，像英雄一样勇敢，像妇人一样温柔。”应当说《泥土》更能代表诗人的最高成就，这种成熟标志着他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形式相结合达到了新的层面，诗写得非常充实而深刻，写了一个比自我更宏大的哲理境界。诗云：“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刻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路”，作者自谓这是“经过整风而战胜自己心灵矛盾的自由”，这首诗被人称为诗中的珠玉，突破了历来写小诗的局限性，自由舒展而朗朗上口。好诗人人爱，学者兼诗人李广田把它引用在一篇论文里，青年烈士张志新把它抄写在日记里，模范干部孔繁森也把这首诗当作座右铭，这首诗被传抄之广恐怕是不多见的。

鲁藜的第二次创作高潮是在他进入天津市的初期，恰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他白天忙于做行政工作，深夜里回到家中挥笔作诗，特点之一是再度跨入写长篇宏文的领域，发表后影响很大。《新的旅程》《我们是这样走来的》，其诗风潇洒豪迈，200多行的长诗诉说了革命胜利的实质：“我们是这样走来的/一手拿着剑劈开黑暗而走来/一手拿着真理的旗帜冲过血雨走来……”诗的概括力和感情语流直泻而下，受到艾青的欣赏。1951年鲁藜参加中央慰问团赴朝鲜，同样写出气势宏伟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红旗手》和《党的卫士》。如果不是后来受到“胡风事件”的牵连，正当步入中年的诗人乃是硕果可期之时，猛然间被夺去25年的笔耕岁月，对他个人和我国诗坛都是莫大的损失。另有一些诗作是他内心的自述，像《骆驼》一样“它望着永远要走去的道路”前进。《冬之歌》写一种理想贯注的坚定性：“你沉默地走去，肩负着人生，贯注着理想/去探寻那闪跃在人类灵魂里的星光”，情意十分真切。《希望》更是一种灵魂的呼唤，正义的显示，“哪怕你走到一个悬崖/你也能够飞跃”，诗人在特殊环境的压迫下，最能出现狂野奔放的诗思。

最后的创作高峰期，亦可称为“复苏期”的重放光辉。正是“锦瑟尘封三十年，几回追忆总凄然”。但是鲁藜并不是那样忧郁、消沉，而是新诗着意从头写，他还要重新唱起“天真的歌”。有位读者来信说，在他的诗里“只有童心，没有白发”。这段时间最长（1978—1998），生活安定，心情舒畅，1983年前后连续出版3部诗集：《天青集》《鹅毛集》和《鲁藜诗选》，此外尚有三本编定的诗稿。雨过天晴，他正迎着新时期的黎明，走入幽静的林中小路咀嚼历史，思索人生的哲理，不忘那“苍茫大地的播种者”，他们“流下的血迹将缕记在时间里”（《春蚕集》）。他感谢党中央“还我灵感/还我生命的彩色”（《黎明及其他》）。

这时期的诗创作分为四大类：反思型、欢唱型、恶刺型、哲理型。

第一类指新时期最初几年，以回首往事为题，《云之歌》开其端而正式宣告诗人重返诗坛，他的诗友和读者群一时奔走相告。此诗跳动着一种真纯的灵魂和欢快的节奏感：“我是云/我轻轻地飘”，每节诗头都有这两句，末节深长地表示：“无论漂流到哪里/我总是把绿色的群山怀念/无论我飞得多高/我总是要回到那亲爱的清澈的小溪旁”，何等轻柔而赤诚的诗作，却是出自苦尽甘来的65岁老人，也是“归来派”老诗人中备受关心的名家。写“云”的曾有泰戈尔、雪莱、冰心和何其芳诸大家，这首“云之歌”又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价值。随后在《补白集》的开头说：“请接受我这撷自被遗忘的野外草花/作为你生活的补白吧，我的朋友”，这是回答人们期盼的心声。这时的大部分作品系整理在农场时积存的旧稿，写他化为泥土的不寻常日子，属于反思的作品，表明他即使在受难的痛苦中并没有完全关闭心扉。《夜》《割稻篇》《湖畔写生》《我爱水》等，均收入《天青集》，著名评论家耿庸为其写序，赞扬这位白发诗人献给社会“以真而善和美的诗”。

他写第二类的诗数量最大，新时期提倡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故诗如涌泉，有唱不尽的万象更新的美景与未来。新的思想事物不仅“再显了奇观”，还给了“白发的老兵以青春与热血”（《思想》），在致难友古达的诗中，反复吟唱“高歌吧，起来吧，前进吧/我们的热血仍然在沸腾”。他歌颂黎明、春天、北京、田野，说“感谢你那温柔的泥土/让我苦痛的生命得以复苏”（《黎明及其他》）。《春蚕集》《复苏集》《方才集》，以及《金色的北戴河》，都是这类高歌吟唱的佳作，《复苏集》荣获了天津市鲁迅文艺奖金优秀创作奖。再如《我的祖国》是另一种长篇感恩颂歌，倾诉他终生不渝地热爱祖国之情，每节反复唱出“我的祖国/我是你的赤子/我的中华/我是你的绿叶”，情深如海，有清风流水般的风韵。此外他还写了一批漫游大江南北的风景诗，透射出诗人那种真挚旷达的心绪，如《长城》《海藻集》《西湖诗叶》《老榕树》。

恶刺诗专指对时弊世风有所针砭，作者需要一副同情心与正义感，喜爱黑暗者对光明盲然无知，倾慕光明者对一切丑类十分憎恶，水火不相容。短篇的恶刺诗有《空架子》，抨击“四人帮”大搞假大空的“理论权威”；《天悲》有感于亲情被异化的愤慨：“给钱就是娘/让房就是爹……”这种被扭曲的“天伦乐”就发生在诗人身旁，绝非虚拟。再有散见于诗篇中的短句：“水中倒影/最高的位置最低”，“腐败开始于繁华中心/真理萌芽于荒寂边缘”，“用黄金换得爱/收获的将是泪和恨”等等。长篇的讽刺诗可举《感遇篇》和《磊落集》为代表，诗人把诗作为批判的武器而非七弦琴，颇有蔑视一切恶端的大无畏气概，他无法面对伪善不公正的现象而保持沉默。《感遇篇》的第一声“幽默”就是：“人间世，有种‘胜利’/由于人性的卑劣/有种‘失败’/由于人格的崇高”，社会上的是非颠倒久已麻木矣，只好采用反讽手法。敢于戳破政坛上两面派的伪装面孔更不易，有这样大胆尖锐的讽刺诗句：“如果你那么高高举着红旗/而你的手却那么黑，那么残酷/谁相信你会珍惜先烈的鲜血/为崇高庄严的信念作忘我的奉献”，犹如一声惊雷打下，顿使百魔现出原形。当初我见到诗稿时规劝诗人别公开发表，一家日报还是登出来了，我很敬佩他代民立言的勇气。如此沉痛的讽喻，坚持真理，来自“心头洒落的血滴”，声声是血！

最后一类是哲理诗，务必兼顾情与理的交融，能给人以形象美与启迪，为说理破坏诗情实为大忌。哲学家当诗人有之，有时弄得深奥难懂。鲁藜没有专门研读过哲学，倒是爱看一些禅学的书籍，他惯于从生活中提取真理的精髓。晚年多病不能外出已失去当年的激情，拥有另一种弥漫着哲理情趣的内省天地，他又有写哲理诗的成功经验，便经常写下不少格言警语式的小诗，读这种清新凝练的诗作很惬意吧——

“强者的生命如同巨钟/你要砸碎它/却发出山岳的音响”（《补白集》）；“不能让一天空白/天上流云也在地上留下影踪”（《匕首集》）；“石头可以磨亮宝剑/地狱才是冶炼圣者的地方”（《采摘集》）；“如果理论家都成了含羞草/那么人类哲学史就翻不开新的一页”；“荣华常将美丽的生命腐蚀/而泪水却将才华的沃土滋润”（以上《鹅毛集》）；“人生真正的胜负不在棋盘上/而是在时间的长河里”（《微末集》）；“彩霞用不着镶边/真诚不在于词藻”（《彩霞篇》）。诗人的精魂仿佛翱翔在它上面，指给人看清生活内在的真相，提醒你怎样去做人。

真诚无私的诗人不该是孤独的行吟者，而是深爱生活的伟大歌手。鲁藜借《诗与人生》明白宣示：“老了犹不甘于搁笔缄口/热血犹如新潮，号角犹撼心弦。”年已迟暮的老诗人，仍然怀有一颗燃烧不尽的童心，天生一副永不更易的赤子情肠。

三、诗海扬帆树风标

“人生是茫茫一片金色的诗海/灵感是透明的丝网/在瞬息流逝的激流里/去捕捉那非凡的永恒”（《无题一束》），在这首遗作里，大概是鲁藜谈写诗的一种心得吧。诗人毕生追求永恒的诗美，直至去世的前一年才封笔。

他是一位老诗人，始终坚持讴歌战斗人生而依恋“泥土”的著名诗人。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文化素养很高，熟谙戏剧、歌曲、书法多种艺术门类，晚年还在自学英语。复杂的人生风涛造就了这位诗人。他尝言：“斗争越深刻，表现越深刻。”这是写诗的甘苦之言。西谚又云：“演说家是造成的，诗人才是天生的。”回顾60多年来的文学踪迹，鲁藜一生与诗为伴耕耘不息，共计出版10部诗集和两部散文报告文学，诗作近千首。1943年后出版《醒来的时候》《锻炼》《星的歌》。50年代初出版《时间的歌》《英雄的母亲》《红旗手》《毛泽东颂》。新时期出版《天青集》《鹅毛集》《鲁藜诗选》。1999年冬去世后，我们又为他出版两部诗选：《鲁藜的泥土诗歌》（百花文艺出版社）和《鲁藜诗选集》（花城出版社）。仅此便知，他在我国的诗海上扬起了一片巨帆，是一棵不折不扣垂荫后世的大树！

一个优秀诗人在创作中由摸索到成熟，必然会找到他最终的目标。显然地，鲁藜富有鲜明的个性和写作天赋，适合于表现普通人对生活的感知与人生追求，崇高的祖国和朴实的人民始终驻留在他心中，诗人所描绘的爱与恨，对未来的憧憬，正是他自己。许多人写过延安的诗篇，不可谓不激情满怀，唯独《延河散歌》兀然突出，写得特别清新活泼。因为诗的价值不在乎题材，而是那种内心的敏感超越寻常人又经过铸造的结晶品。一个从海外归来的革命青年（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必然热烈向往光明自由的革命圣地，习惯于表现光明与欢乐的生活面，即使经过一番苦难的冲击之后，依然保持这种虔敬的心情。

我深信，人的经历与文学创作直接相关，这才是创作无可替代的根基。郭沫若的热情奔放，徐志摩的轻柔华美，艾青的雄浑壮丽，都能映照出个人的生活脚步。鲁藜是从劳苦大众中走来的诗人，他能吃苦而不畏生死的艰险，所选择的创作题材正好能充分展示他的文学禀赋。在他的凝视下，敌后战地与北方原野是那么神奇可爱，到处是诗的华苑和感人事迹，因而诗情激昂，在昏暗的油灯下，在村野的小桥边，在行军的路上，他思索或挥毫成篇。他热烈歌唱延安的独特夜色，太行山“血染红旗”的抗战风采；描写人民军队的夜行军，从战场上归来的冬夜，风雪弥漫下的幻想；也写新战士、老连长、同志的枪，写骑马行进的聂司令员，人民拥戴的领袖毛泽东。后来写到久别的慈母、第二代孩子、友善的音乐家和“邻居”……展开的是一幅幅人生的美丽图景。

鲁藜的艺术风格孕育在解放区的环境里，出于时代的呼吁和本人的美学爱好，力求在朴素自然中寄寓着理想光彩，我称这种格调为浪漫的现实主义。实际上从来没有纯粹的现实主义，因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象征派，所有诗人都离不开社会生活的诱发力。他刚到延安在“抗大”军营里写诗，起初也写些政治抒情诗，如《狗的悲剧》抨击汪精卫投靠日本人的卑劣行径。此时，他正在思索开拓一条新的诗路，他一直反对那种大喊大叫的普罗文学，这是鲁迅先生所持的态度。鲁藜决定并付诸实现的诗歌主张是：“向我所尊重的时代，读者的心灵，诉说衷曲的质朴的诗风。”（《鲁藜诗选·序》）事实证明，缺乏理论见解的诗人是蹩脚的。

当时诗人并不知道这种探寻能否成功（《延河散歌》公开发表时，鲁藜正活跃在晋察冀边区），但他还是沿着这条新路走下去，于是大获成功，作品琳琅满目：《青春曲》《纪念塔》《夜葬》《敌后诗叶》《素描》《同志的枪》。清醒的创作意识，丰厚的生活源头，必然造就如是艺术胜景。诗人在《冬之歌》透露出他写作的天机：“我是来自粗犷的莽原/我的意志仍然在高山大河。”鲁藜很少写海而偏重写山河的秀色和草木的爱意，赋予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战斗风韵。鲁藜的诗所以清新自然，是因为它打开了诗窗放进高山大海的亮丽风光。所以，胡风感到十分兴奋，在为诗人出版的第三本诗集《星的歌》跋语里，指出其风格特色：“它们是从人民底海洋、斗争底海洋产生的，但却是作者用着纯真的追求所撷取来的精英。”诗友阿垅又作了进一步概括：“他底心永远向着爱：爱星也爱土地，爱风也爱雪，爱野花也爱武器，爱战斗也爱梦想。”（《醒来的时候·片论》）鲁藜自称他爱写“天真的诗歌”，是为了报答祖国母亲的赤心。

可以说，诗人的这种天真浪漫的风标，清丽朴实的情致，到了中、晚期基本上没变。难得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政时，淡泊名利不与人争斗，自比“只知劳作”死后又回到泥土里的蚯蚓，只学走在沙漠上的一匹骆驼，崇敬飘雪的纯洁无私（诗的化身，水仙的灵魂）。在他的身上依旧散发出久在人间的泥土气味，跳动着一颗对祖国人民忠诚的红心。纵然他两度下放农场，他的灵魂铠甲就是忍耐，并不绝望，写得较早的《夜》正处在“不幸的漫长的岁月里”，竟能忘我而愉快地“继续向黑暗走去”。他看到的湖边白杨树依然很美，“你是光的苦恋者/因此，你才是美的化身”（《白杨树》）。甚至于他把军粮城农场当作田园诗境，写了《我爱我的小屋》《我爱水》《月夜》这样优雅甜美的诗；他告诉读者即使身处逆境中，也“不能熄灭他灵魂中的火焰/他那不熄地追求真理的信念”（《他爱他的大粪场》）。总之，这位饱尝人生苦痛的老人，他的内心时刻充满着美的感觉，谁能相信诗人的天真浪漫到老来依旧如初。

晚年的诗作自有更深沉的痛苦与欢乐，形成一种明朗而沉静的情趣。他笔下的云和刺猬都含有极深的寓意，把他一生的遭遇都糅进了诗中，有人称后者“是弱者的《离骚》”，但与常见的发泄满腹怨愤不同，更无激怒的思想痕迹。这就是鲁藜的一贯风格，不喜欢诅咒对立面，他爱做各种梦，但不是那种梦幻性的。如果说有明显的变化，在《泥土》之后他更爱使用这种哲理诗的诗式，诗与哲理本就是近邻，诗人深知如何把美学与哲理的两翼驾驭起来，使之“能够逾越忘川而翱翔”。诗人曾广泛地向前人学习，例如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小诗，阿拉伯古代波斯人的诗集《鲁拜集》（均有手抄稿）。他从泰戈尔的《飞鸟集》里领悟意象美，从冰心的小诗中吸收精巧的技艺，再对历史人生、社会风情作出多层面的观照。这里不可不举两首好诗《果实》《贝壳》。鲁藜早期写过《野花》和《红的雪花》这种相当朦胧美的短诗，而《果实》似乎更隐晦些。有意把“我”幻化成“一棵快活的小树”，全身的器官变作树的枝叶、花朵和“红色的果实”，可以推知因敏感性的偶发造成了深度的象征意味，这种精美的诗比较难写。再如表面上写贝壳的血痕泪痕，它“是拾自人生的海洋”，“一颗热烈而痛苦之心的模型”，无非是借物写自我，妙在最后四行揭示出人生的艰难与生命的价值：“正因为它是生长在沙砾与苦水里/它才孕育了纯洁的明珠/正因为它是来自黑暗的深渊/它才那么爱抚光明”，想象奇丽但诗风清朗优美。

另一篇潜心写成的杰作《写给我的台灯》，著名诗人牛汉十分赞赏它。像中外的大诗人那样，要将浓烈的情波放进精当的形式里，抒写的对象用变形的想象力加以组合。我们看到这盏台灯长期陪伴着我，是“唯一的知音”，实际上是诗人一生浮沉的见证。通过对台灯的深切倾诉，似一阵风过后揭开了老人的内心秘密，是“我的灵魂的独白/我对历史的感慨”。其诗情与手法均属独造，震动力极大。相同的还有《磊落集》《冶炼篇》等，都采用整齐的“两行体”或四行一节的形式，很亲切地讲述人生哲学和生命意识的真谛。诗人扶病坚持写作不仅是职业爱好，更是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多留下些赠礼，也为的是向世人展示这种长篇诗体的威力。无疑，这种“鲁体”的哲理诗是对我国小诗的新创造，围绕一个题目可以自由伸缩，在神性的诗世界里驰骋。它好像由一串串“思想珍珠”连缀而成的特制艺术品，是从久历人生沧桑的痛感中化育出来的。

说到此，又要转回本文开头说的流派问题，也就是历史评价。鲁藜的诗独树一帜，在“七月派”中影响较大是公认的，无论写什么都是血泪人生投影在内心至深的自发流溢，是诗人生命真实的吐露，被他点触到的大自然景物和普通的小动物，都深深地打上个性的烙印。他的艺术实践恰好反证了“主观战斗精神”的灵性，以及体现“诗在生活中”的普遍性、大众化。鲁藜很少写专文谈诗，以诗论诗则比比皆是，最主要的理论主张可看这两段诗话：“呵，诗人/永远是时代的尖兵/永远不能是命运的宠儿/……诗人以自己的血泪/铸造辉煌的诗章”；诗“有琉璃而自然的旋律/有纯洁而燃烧的诗魂”，这就足够了，从根本上说，他终生歌唱战斗人生的严肃性，为新诗独辟一条个性化的道路，理当确认他是20世纪新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进行比较的话，艾青是我国新诗界的海神，在感情的海洋上激起惊涛骇浪；田间是抗战时期的战神，擂响战鼓召唤民众向前；那么鲁藜就是解放区天空升起的一颗诗的大星，抒写人生感情的波澜。因为，他们各自形成雄浑壮丽、激昂凝练、清丽质朴的三种类型的诗品，这一点拙见是符合史实的，难道不是吗？

2001年5月写成

收入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天津作家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