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丢了一块钱

我的朋友托德欠我一块钱，欠了整整十二个月，恐怕永远不会还我了。每当遇见他；我便感到他已经把借过我一块钱这事儿忘得精光了。他见到我时，还是往常那副坦率友好的神气，那块钱全然不在他心上。照此看来，我永远没有希望讨回来了。

在我这方面，托德欠我一块钱这事儿，我可一辈子也忘不了。当然我相信，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但我怎么也不能忘怀。我不知道别的人会如何看待这类事，可要是有人借了我一块钱，直到进坟墓那天我都会记得。

让我讲述一下经过吧。托德借钱的日子是去年四月八日（我特别提到这个日期，或恐托德万一读到这篇文字呢！），当时他正要动身去百慕大，需要一块钱付出租汽车费，于是我借给了他。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而又自然，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说了一声：“给我一块钱，好不好？”我回答说：“没问题。一块钱够不够？”我相信，事实上我完全明白，托德伸手拿那一块钱时，他是打算还的。

他从百慕大的汉弥尔顿寄了封短信给我。我满以为一拆开信就会看见里面有一块钱，然而事与愿违。他只是说那儿的气温接近一百度，乍看这个数字，我差点误会了。

三周后托德回来了，我到车厢门口去迎接他——当然不是为了那块钱，我的的确确很敬重他。我想，离别了三周之久，要是看见有人在站台上迎候他，心里一定会感到热乎乎的。我说：“咱们叫辆出租汽车到俱乐部吧。”他回答说：“用不着，咱们走着去就行啦。”

当晚我们一块儿度过，畅谈百慕大的见闻。我心里想着那块钱的事儿，口里没有说——简直没法说出口！我问他百慕大用的什么货币，美元是否与它等值（我略为强调了美元两个字），但我仍然不好意思直接明说。

过了好些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俱乐部里见到托德），我才意识到他已经把那块钱的事儿忘得个一干二净。一天，我问他旅途上花费了多少，他说没有记账；过了几天，我问他回来后是否完全安定下来了，他说差不多忘了那次旅行的事。因此我明白：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尽管如此，我并不怨恨托德，只是把他列入那些欠我一块钱而又忘了偿还的人的名单上。到现在，这类人的数目很不少了。我对他们的态度没有改变。然而，要是我能忘掉钱的事就好了。

我经常见到托德。就在前天晚上，我还同他一起上馆子；他高谈阔论波兰问题，毫不在意地说到波兰永远不会偿还债务了。你或许以为这足以引起他自己想到还钱吧，对不对？可是，并不是那么回事。

与此同时，一个念头——相当恼人的念头，开始不时浮上我的脑际：如果托德会忘记欠我一块钱的事儿，很可能——起码从理论上讲是如此，我也欠过别人的一块块的钱，现在也记不起来了。也许这也有了一长串名单。我愈想愈不是滋味，如果我一旦忘怀，今生今世必定不会再还人了。

假如确实有这样一些人，我希望他们明白地讲出来。当然不必一齐讲，而是一小批一小批地讲，最好按字母顺序，我将立即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纸上。我不打算包括那些在桥牌桌上借给我一块钱的人，我也不考虑（事实上我尽可能避免考虑）那位借与我三毛钱喝杯苏打水的人，那是上月我去底特律运动家俱乐部的事。我总觉得，对于越过加拿大边界后所感到的一路劳累，喝一杯苏打水是再美不过了，而那位出三毛钱的人心里明白，我完全对得住他。但是在我动身去百慕大的情况下，倘若有人借与我一块钱付出租汽车费，我是一定要还的。

不仅如此，我想发起一场运动，一场“重返诚实”的运动，以便让一切临时借用的一块块零钱得到偿还。让人们记住，世界上繁荣强盛之邦，均建立在绝对诚实的基础上。

最后请允许我特别提醒一句：凡本文的读者，请不要粗心大意将本书乱扔，别让蒙特利尔大学俱乐部的托德少校瞧见了。

宗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