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信仰已失，基督的精神还在。”

一、“基督的信仰已失，基督的精神还在。”

闻一多自清华读书始确立了基督教的信仰，他早年的重视家庭责任、宽厚待人以及主持正义，都是既符合儒家的伦理原则，也符合基督教的道德规范的。但闻一多的基督教信仰，不是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他没有坚守基督教的教规，也不参加基督教的礼拜，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教徒。确切地说，闻一多的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内心的自我期许。他早年所信仰的上帝与其说是万能的主宰，还不如说是一种道德和正义的象征，或者说是一种力量源泉。它们主要不是来自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而是来自闻一多内心的道德自我完善的要求。虽然形成这种自我期许需要宗教文化的熏陶，即是说在宗教文化或准宗教文化影响下，产生了自我所认可的带有宗教色彩的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成为自我心中内在的律令，但它在实践中产生影响，更多地是取决于主体的内在意志，而不需要教义的外在规范的。这就意味着，闻一多的所谓基督教信仰，虽不如西方基督教信众的宗教信仰的坚定，但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他的信仰听从内在律令的支配，反而因为可以随时增加新的内容而比西方教民坚守信仰来得更为持久、更为坚定。

1923年3月23日，闻一多在致好友梁实秋的信中说：“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已失，那基督教的精神还在我的心里烧着。”^[1]所谓“基督教的信仰已失”，是因为闻一多来到美国后，在中西文化的鲜明对比中，在身受民族歧视的真切感受中，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反感。1922年8月，他在致父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2]同月14日致吴景超等人的信中又写道：“米西根街一带房屋皆着黑色，工厂吐出之煤烟熏之使然也。我们在那里去一回，领子就变黑了。这里对于我最imposing的两个地方是美术学院里的美术馆同支加哥电影园。美术馆之壮丽辉煌，你们自然能够臆想得到。戏园决非在清华看看Fairbanks、Mary pickford或Pearl White的所能梦见的……何以机械与艺术两个绝不相容的东西能够同时发达到这种地步呢?我们东方人这几千年来机械没有弄好，艺术也没有弄好，我们的精力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呢?啊！这里便是东西文明的分别了。西方的生活是以他的制造算的；东方的生活是以生活自身算的。西方人以accomplishment为人生之成功，东方人以和平安舒之生活为人生之成功。所以西方文明是物质的，东方的是精神的。”^[3]且不评说闻一多对中西文明的理解有没有偏颇，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他来到美国后改变了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因而也抛弃了与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信仰。可是，他抛弃的只是信仰的形式(他本来就没有完整的基督教信仰)，却保留了信仰的内核。这个内核，就是他对自我完善的道德自许，是他要做一个于人类有益的、有价值的人的内心要求。这个内核本来就是寄托在基督教信仰的形式里的，现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的形式，而这个内核几乎可以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因此他说“那基督教的精神还在我的心里烧着”。

不过，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形式后这仍在燃烧着的“基督教精神”现在又获得了新的表达形式，这就是艺术、创造和为人类。就在致梁实秋的这封信中，他接着写道：“我要替人们consciously尽点力。我的诗若能有所补益于人类，那是我的无心的动作(因为我主张的是纯艺术的艺术)。”^[4]也就是说，艺术这时取代基督成了他信仰的对象和为之献身的偶像。而艺术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它具有“补益于人类”的价值。他又说：“‘文学’二字在我的观念里是个信仰，是个vision，是个理想——非仅仅发泄我的情绪的一个工具。TheMuse是有生机，有意识，有感觉的活神——伊被忘弃时，也会悲伤，也会妒怨。”^[5]在闻一多的观念里，艺术具有了神圣的意义。闻一多以艺术代宗教，这与他早年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了艺术以新的意义和功能。在他看来，艺术的神圣性使它成了一种符号，一个象征，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审美形式。以这样的眼光观艺术，艺术就成了一种伟大精神的代表，足以容纳人类的终极价值，因而就有了宗教的功能。就像他在1922年9月1日致梁实秋、吴景超的信中说的：“我对于艺术的信心深固，我相信艺术可以救我；我对于宗教的信心还没有减替，我相信宗教可以救我。”^[6]艺术和宗教在这里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功能了。

除了艺术，“创造”也成了闻一多的新的宗教。他在1922年12月4日致吴景超的信中写道：“死有何足畏呢?不过我同你一样是个生命之肯定者。我要享乐，我要创造。创造将要开始，享乐还没有尝到滋味，就要我抛弃了生命到那不可知的死乡去，我怎甘心呢?……我失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我还是个生命之肯定者，我的神秘性mysticism还存在，所以我还是有宗教的人。”^[7]在闻一多看来，创造具有神奇的力量。人的创造虽然比不上上帝的创造，但同样具有神秘性，从无到有或者无中生有的创造过程包含着无穷的奥秘，在性质上接近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上帝创造人类和世界。信仰创造的人，一般会是个对生活怀着敬意、精神上奋发向上的人。闻一多信仰创造，这反映了五四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也反映了闻一多当时积极向上、渴望有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他期待着投入伟大的创造活动中去，接受宗教般的洗礼，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提升。

艺术与创造真的具有这样的神奇功能吗?显然不能这么绝对地说。闻一多之所以把艺术与创造抬高到宗教的高度，是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它们与人类的存在联系到了一起。艺术和创造都是指向人类存在的，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为艺术和创造指明了意义的所在。也就是说，艺术和创造是为人类的，它们在为人类的过程中获得了意义，具有了神圣的价值。闻一多的宗教信仰从一开始起就有了为人类的性质，比如在个人婚姻遭遇不如意时，他在致其堂弟闻家驷的信中说：“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以上帝为父母，以人类为弟兄罢。”^[8]艺术、上帝、人类，在这里具有了三位一体的同构性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可以包容人类的最高价值，具有远远超出一切具体的个人存在意义的意义，远远超出一切具体的个人存在价值的价值。由于艺术和人类有了这种抽象的因而接近无限的意义和价值，它们才足以充当与上帝同等的价值代码，为世间一切规定尺度。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断言，闻一多的信仰基督教或后来的转而信仰艺术和创造，本质上是一样的，说到底是他需要有一种远远超出个人力量和个人存在价值的精神尺度，由这一精神尺度赋予他的存在以不平凡的意义，使他的个人努力显得有价值，人生变得充实。他的生活中的一切磨难，包括婚姻的不如意和留学中的挫折，与这伟大的精神尺度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借此转移了个人的失落与苦闷，得到了精神的安慰与激发。从这一意义说，无论艺术、创造还是人类，对闻一多都起到了宗教信仰的作用。

闻一多最后是皈依了“人民”。“人民”在闻一多那里，显然有了更为具体的社会内容，标志着闻一多20世纪40年代思想的新发展。但从思想逻辑上说，“人民”两个字当与“个人”相对的时候，其抽象性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它凭着超个人的抽象特性，可以容纳一切超乎个人的意义，由此它能够充当个人的价值尺度，一切个人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中可以从“人民”那里获得自我的确认，对自我做出价值评判。我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民”成了闻一多的新的信仰。稍有不同的是，“人民”比“人类”更多地联系到了社会斗争，所以闻一多皈依了“人民”后，他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需要宗教信仰或者类似宗教信仰的精神尺度支持的人，他的人格是一定趋向崇高的。所以可以说，闻一多的信仰基督教和后来转而信仰艺术、创造，立志为人类奋斗，最后皈依到人民的怀抱，构成了他人格的信仰基础，成了他此后行动的精神源泉和强大的心理后盾，使他在即使遭遇巨大威胁的时候也能从这些远远超出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信仰中找到精神的补偿，而置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于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