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殉难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

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

尚永亮

(武汉大学)

各位专家、各位代表：

今年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殉难60周年，为了纪念一多先生在新文学史、学术史上的卓越成就和贡献，我们在中国闻一多研究会、闻一多基金会、《文学评论》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等十余家单位的支持帮助下，联合举办了这次“闻一多殉难6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荣幸地迎来了各位专家、学者，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各位代表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在此，我谨代表武汉大学文学院，对冒着酷暑来到白云黄鹤之乡、珞珈山下的学者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对会议的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

闻一多先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与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大师一样，分别构成了独特的文化范型。作为诗人、学者，他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具有某种共性；但作为志士和斗士，作为以一己之身殉其理想的文化个体而言，他更具有独特性。60年前，闻一多先生面对白色恐怖和敌人的子弹，拍案而起，倒在了血泊中。这种大义凛然的行动，不是随便哪个文人做得来的，它展现的是一种胆魄，标志的是一种精神，用鲁迅的话说，一多先生属于那种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是可以作为民族脊梁的人；60年后的今天，一个甲子过去，我们在这里纪念先生，首先要学习和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卓绝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闻一多先生的纪念，便不仅具有了严肃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了突出的现实意义。

换一个角度看，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一多先生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作为学者的广博视野和原创意识。在闻一多47年的短暂生涯中，如果按其身份作一个机械的划分，那么，作为诗人和斗士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在大部分时间段中，他是作为一个学者存在的。只是与一般学者相比，他既具有前期火热诗情的深厚沉积，又包蕴了后期作为斗士的胆魄和精神，因而他的学术情怀便显得格外厚重，同时，也由此形成了闻一多学术与众不同的显著特点。我个人认为，这种特点突出地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诗性的创造。读闻一多的文章，我们常能感到一种源于生命深处的激情，从而给他的论著增添了明心见性的锐利和勃然四射的灵气。简言之，其不少论著尤其是他论庄子、论唐诗的文字，既有对研究对象的同情之了解，又有情韵充盈、自然流畅之文辞，既有真正的艺术感悟和真知灼见，又有研究者性情、志趣、品位亦即自我生命之显现，这不仅是一种研究，而且是一种创造，用苏轼的话说，便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其二是强烈的批判意识。细读《闻一多全集》，可以发现，其中很少不关痛痒的文字，而往往一针见血，充满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既指向现实社会，更指向传统文化，比如他认为儒家是偷儿，墨家是土匪，道家则衍变为骗子，在这三者中，道家尤为可恶，它的遁世“实际是帮助了儒家的成功”，而“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这样一些极具眼光的文字，宛如锋利的解剖刀，虽不无偏激，却入木三分，读来令人痛快淋漓。其三是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这种态度，特别体现在闻一多关于《诗经》解析、《楚辞》、《庄子》校释、《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等论著中，小学的功夫，严密的考证，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得这些作品度越前人，启迪后昆。同时，也使其论著的激情和批判获得了强有力的学理的支撑，而不至流于浮泛和表层。其四是提出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原创性。这一点在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中至为重要，也是导致其学术研究与众不同的一个基本点。具体来说，首先在于他能站在新的角度提出具有丰富学术含量的问题，其次在于他能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予以这些问题以别出手眼的观照。诸如关于伏羲、龙凤、高唐神女传说以及《诗经》的一系列文章，都体现了这一特点，都得出了迥异前人的结论。关于古代文史的研究，王国维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近今学人更将闻一多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归纳为三重证据法，树立为一个新的标竿，我想，要研究闻一多先生的学术理路和学术创造，这是应予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

各位代表，我们今天在珞珈山纪念闻一多，会感到特别的亲切。这不仅因为这座小山因闻先生由“罗家”改为“珞珈”而在海内外声名大噪，也不仅因为闻先生曾在1928年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而在该校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武汉大学是闻先生由诗人转向学者的逻辑起点，他在珞珈山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开创了一种传统，留下了一种精神，这种传统、精神薪火相传，直到今天仍在激励着众多的珞珈学人。可以告慰闻先生的是，进入新时期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武汉大学文学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博士点已由2000年以前的两个迅速扩展为8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两大学科先后成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并正在积极准备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相继建成了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三个校级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跨入全国十强行列。在科研方面，近五年发表论文1500余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31篇。出版学术著作170余部，获得高校人文社科奖等省部级以上奖45项。承担32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和211工程科研项目。由院内教师担纲的一些重大课题和集体项目则连续推出，如宗福邦教授主持、历经18年时间编纂而成的1300万字的《故训汇纂》，在商务印书馆甫一出版，即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在各大报刊乃至中央电视台都有专题报道和宣传；陆耀东教授在主编并推出《中国诗学丛书》(9册)之后，全力投入其承担的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新诗研究”，并获得可喜进展，其《中国新诗史》3卷中的第1卷已经面世，并在北京召开了专题座谈会；由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7册)出版后，好评不断；由学院组织的以闻一多先生诗集“红烛”命名的《红烛学术丛书》(7册)和《珞珈语言文学学术文库》(12册)也相继问世；由吴志达教授主持的1200余万字的《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新近出版，其学术意义十分重大；由文学院承担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子项目“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外文学交流与比较研究”等三个课题正在稳步推进，并形成阶段性成果。所有这些成果，都扎实厚重，充分显示了文学院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实力，也显示了闻一多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的巨大力量。在今天这个会上我谈这些，既是想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文学院近年的情况，也是意在告慰一多先生的在天之灵。

闻一多先生逝世60年了，在这60年中，对闻先生的纪念和研究一直在进行着，而以近30年最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清华大学参加闻一多研讨会，从那时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有关闻一多先生的纪念会、研讨会，大大小小、国内国际，少说也有几十次了吧?通过这些会议，闻一多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持续出版了《闻一多研究集刊》和相关会议论集。这除了广大研究者对闻一多先生的热情之外，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有相当一批学者在组织方面为此作出了默默的奉献。在此，请允许我代表闻一多先生曾经执教过的学院，向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湖北省闻一多基金会的诸位学者、领导，向闻一多研究会的会长陆耀东教授，表示深深的敬意。

最后，预祝这次会议圆满成功，并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