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我很荣幸参加这一聚会,见到我校的教师队伍又增添了新的血液和新的力量,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我为我校的教师队伍增添新一代接班人而高兴。校人事处要我给青年教师讲话,没有什么框框,随便我讲。我讲的题目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讲5个问题,供各位参考。

（一）大学教师——一个崇高和神圣的岗位

我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再谈我对教师这一岗位的理解。原工程光学系主任马士修教授是一个十分热爱祖国的学者。解放前,他是和陈毅等老革命家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留法9年,获得了理学博士和电气工程师两个学位。30年代初回国,被中法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聘为教授,在物理系教书。日本人占领北平期间,中法大学停办,他与校长作为中法大学的留守人员留在北京。敌伪请他出来教书,他很有民族气节,坚决不给日本人做事,生活非常艰苦。直到抗战胜利后,中法大学复校,他才出来工作。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局势十分混乱,马老的法国母校寄来聘书,邀请他到法国工作。他当时是可以走的,但他还是留了下来。1952年院系调整时,因教学需要,他从物理学专业转到光学专业上。1953年仪器系正式成立,后来又分出工程光学系,他是系的创始人,系里许多课程是他开的。1958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是1953年入学的,是马老的学生;我1958年毕业留校后,作为他的助教,与他一起创建新专业——夜视技术。当时教师只有3~5个人,但在马老带领下干劲很大。他要我接替他开电子光学课,我一边学习,一边工作,1961年写出“电子光学理论与设计”教材,给学生讲课。就这样,我们在系内建起了夜视技术专业。1962年,学校派我到苏联留学,马老和当时系的负责人推荐我,马老对我说:夜视器件的电子光学设计就交给你了。1966年5月,我在苏联列宁格勒乌里扬诺夫(列宁)电工学院获得了数学物理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时,学校已经开始混乱了,学生冲击教师,马老作为工程光学系的系主任,就首当其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戴高帽,批判游街。我作为一个普通青年教师,虽然没有受到冲击,但眼见马老戴高帽,心中十分悲哀。我当时想,二三十年后,我到马老的年纪,可能也会像马老一样被游街戴高帽了。今天的马老,也许就是明天的周立伟。“文化大革命”后,我仍然心有余悸,我的国外联系很多,怕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我在整理自己的信件时,把近二十年来几百封国外通信都保存下来,以便为自己解释。同志们给我开玩笑说,如果中国又来一次“文革”,你绝对是在劫难逃,任何辩解是没有用的。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我们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物质待遇很低,“文化大革命”中更不用说了,教师是归在臭老九一类(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教师的社会地位才有很大的改变,“尊师重教”“科教兴国”的政策使教师们在物质待遇上也有很大的改善,但生活依然很艰苦。20世纪80年代初,我已经是博导、副教授了,但两个孩子只能订一瓶奶。说句笑话,有时实在是没有一分钱了,我和老伴反过来向北大上学的孩子要回给她的生活费。1984年夏初,我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工资升了三级,并被国家教委破格提升为教授,才脱贫了,那时我已经52岁了。生活虽依然拮据,但看到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的巨大变化,内心中充满了希望。粉碎“四人帮”以来,学校的老师热情很高,关心的是学校未来的发展,想的是如何提高学校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

我想起我在上大学时以及后来当助教那段时间,从1957年开始,教师们受到接二连三的冲击,整风、反右、红专辩论、反右倾、“教育革命”,矛头无一不是针对着当时的知识分子——无论年老的或是年轻的。教师们一边挨批,一边照样上课(除非不让他上课)。“文化大革命”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教师队伍的摧残就更不用说了。等到改革开放好日子来了,教过我的老师们都老了,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不少老师工资很低就退休了,有的甚至连副高职称也没有评上。尽管我们这些晚生后辈们待遇有所提高,生活有所改善,但他们还是过着清苦贫困的日子。

这大概是教师这一职业的传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事业的神圣性。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条件多么恶劣,我们能看到我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我感到我老师这一代,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可以说是“九死无悔”。我们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这一辈,是踩着他们忧国忧民的有力背脊走过来的。但我们解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群体,并没有辜负祖国和老师的期望。以我来说,这二十余年来,我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硕士和几百名学士,他们大都很争气。我的两个博士生当上了光电工程系的系主任,不少人当上教授、研究员,挑起了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室主任的重任。当年马老派我出国,现在我也派了许多青年学子出国,到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去学习深造。在座的曹峰梅博士就是我的硕士生,她是我派出去的,刚从俄罗斯学成归来,得了博士学位。不少学生和家长感谢我,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教师就是一代、一代往下传。一个人总要死的,马老逝世了,我和系里的老同志,把马老的事业继承下来了,我们没有辜负马老的信任。我已经过了69岁了,总有一天也要死的,但光学工程的事业将会由其他教师继承下来,我衷心希望他们将比我做得更好。这就是我理解的教师的崇高责任,教师的天职。

目前在部分青年教师中似乎有一种浮躁的情绪(浮躁的问题我下面讲),有的还谈不上浮躁,只能说不敬业。他们不安心于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业务不钻研,备课不认真,对分给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尽心尽力去完成,有的上班时人都见不着,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个别的甚至出教学事故:上课迟到,监考不到。我听说,甚至有人上班后锁起门来打牌。我没有去统计这一部分青年教师的百分比,但看到的和听到的使我很担忧。

我常对新来的青年教师说:我们允许犯一些错误,但不可以不敬业;不敬业什么都谈不上,更不用说创新了。我决不容忍因缺乏敬业精神、没有责任心而导致的错误;我希望他们能继承教师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所担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搞好。我在系内曾明确表示不赞成在职的教师经商——搞传销、炒股票、倒买倒卖、当商人等,其原因很简单,若对孔方兄孜孜以求,哪有时间搞业务,想自己的教学、科研呢?教学科研任务不好好地去完成,业务能力一直提不高,在学生中的形象将荡然无存。更主要的是,如何去要求你教的学生呢?我还明确表示过不赞成教师特别是我们的优秀骨干教师出外打工;也曾经说过,像我们这样还安心在学校里做点学问的人,没有一点安于清贫、甘于寂寞的思想,是很难做出成绩的。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有第二职业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如果一个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入社会,尽早转化为生产力,我也是赞成的。总之,我认为一个教师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是无止境的,不把时间用在自己的业务上、科学研究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上,而把宝贵的时间和青春浪费掉,实在太可惜了。

当时,大约是1997年,有人向我做了一些解释;一是青年教师的工资,学校与社会上的差距太大了。以毕业博士生为例,若留校任教,工资约600元,奖金200~300元,不到1 000元;若到公司就职,一般工资加奖金3 000~4 000元,还有其他补贴。二是小家庭中教养孩子的费用很大,学费越来越贵,仅靠两人工资,很难维持正常生活。业余时间打工(而且大部分是技术服务性质的打工,与业务也不是没有一点关系)以补充收入之不足,也是不得已的事、人之常情的事。我听了以后很难过,只能默然不语。前几年,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了一段话:“……我们很大一部分大学教师还过着比较清贫的日子。他们仅仅想的是,自己和家庭有朝一日能过上衣食不愁、说得上小康体面的生活,但从来没有想过与有钱的个体户、腰缠万贯的经商者去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坚持工作着,尽管离开学校到公司谋职,甚至出国,可以大大地改善处境,过上远较目前优越的生活。他们需要理解、支持和帮助,更需要有关领导采取措施改善教师们的生活待遇,不要逼得他们用牺牲尊严的办法来维持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平衡。那样,将是教育事业更大的不幸。”

我曾经说过:“我们当教师的总是这样想:既然当了一名教师,就要尽到自己的天职,把学生培养好,把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做好。不管你怎样想,学生总是看着我们,把教师作为自己的楷模。“为人师表,岂能自轻自贱”;我们还是要讲一讲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讲一讲我们的追求。中国的高等学府,若宣扬拜金主义,置教学、科学研究于末位,我们的社会还会有什么希望?我也希望高等教育的决策者们认真考虑高校教师的状况,使教师们免去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到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上来。”

应该说,这几年来,教师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住房在逐步改善中,科教兴国、尊师重教,已成为国策。访问我校的俄罗斯的专家教授十分赞扬我国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最近,我向俄罗斯的专家们讲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邀请他们看了我的住房,他们都羡慕不已。

自古以来,教师传道授业,释疑解惑,帮助人们摆脱愚昧的枷锁,认识知识的力量,懂得自身的价值,从而树立信心去勇闯人生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努力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和理想。担负教书育人重任的园丁——教师们的责任是重大的。

今天,面对物欲横流,商品大潮席卷社会各个领域(也包括教育界),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教师怎么办?毋庸讳言,在经济浪潮冲击下的今天,的确有一些教师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些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情消退了,责任感降低了,拼搏奋进的精神和敬业精神萎缩了,“师道尊严”向“金钱”折腰了,使“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形象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我深深地感到,“教育”是一种纯洁的社会行为,一旦变成了完全的经济行为,甚至是畸形的经济行为,那么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可估量的。毫无疑问,我们既然选择了教师这门职业,就应该对社会、对国家、对历史负责,并不惜为此献身。唯其如此,教师的职业才是崇高的,教师以其贡献从社会获取相应的报酬也才是应该的;见利忘义,忘掉自己的神圣责任,是绝对不可取的。试想,一个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教师,如果完全被孔方兄迷住眼睛,还谈得上国家的脊梁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吗?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教师应该保持心灵的高贵,守住对科学的热爱、对教育的献身精神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任何一个教师都难以逃脱优秀的道德传统的制约。

“忧国忧民、舍己为群”,是我中华民族遗传下来的文化基因,世世代代积淀在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成为支配他们行为的动力。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脊梁就是那种舍己为群、忧国忧民的人。教师就是其中的一个群体。我深信,不管拜金主义的浪潮有多高,总难淹没中国的脊梁这座道德的珠穆朗玛峰。

（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当一名教师是不容易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对作为一名教师的要求。一名教师,一定要时刻意识到“百年树人”“民族振兴”的历史责任。要放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今天,教师的社会责任是非常大的。“民族的振兴在教育,教育的关键在教师。”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成败得失关键在于它的教育,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教学的质量就在于教师的素质。教师要肩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教师的人格力量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保证。教师的这种人格力量来自学术水平和道德情操的完美统一。广大的教师们以崇高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走在时代前列的学识来引导学生,既是学生的带路人,又是学生的良师益友。

在一篇文章我曾写过这样两段话:“我个人是比较看重教师的身教示范作用的,我自己就是在许许多多国内外的老师们指导下成长的。我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说明他们对我的影响。当我1978年开始带硕士生,1983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时,心中想到:师者,教书育人,既为人师,责任重大,切不要误人子弟啊!23年来,我不敢有丝毫怠惰。特别是当自己步入老年之列,更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希望他们这一代能超过我们。我不敢说我做得很好,但我敢说我是尽力去做了。”

“一个教师,特别是博士生导师,学问固然是第一要素。但是,一个教师的精神面貌和觉悟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所说的‘觉悟’和‘精神’绝不是空洞玄虚的,而是有具体内涵的。这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与科学事业的追求和奉献。‘觉悟’和‘精神’的具体反映是在事业心上,是在教书育人的态度上。很难想象,一个鄙薄教师工作的人能教导和培养学生对于事业的忠诚心;也很难想象,一个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人,能向学生传播理想、道德和精神。一个指导教师,他几乎成天(或经常)与研究生们在一起,他的人生态度、道德情操、思想方法和学术作风时时刻刻在感染、在潜移默化自己的学生们。它是无形的、无声的,而我们的大学生和青年研究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成长,从而逐渐形成了他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当然,毋庸讳言,现在的学生们还受到家庭、社会大气候的影响。”

与普通的任课教师不大一样,现今的指导教师(特别是博士生导师)可以说是与研究生朝夕相处,学生学得如何?人品如何?几年下来,指导教师心中是比较清楚的;而指导教师的一举一动也处在自己所教的大学生、研究生们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实际明里暗里分析品评自己的导师。如果指导教师表现“双重人格”,不讲“科学道德”,忽视自己的品德与修养,忘了自己的神圣天职,不注意自身行为的示范性,就不可能有好的形象,甚至有负效果。

因之,作为一个人民教师,我们必须好好理解“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些话的分量。我们要求大学生和研究生们应该如何如何,首先应该想想自己的身教示范作用如何。因此,真正做好一名人民教师是不容易的,除了自己的学识、治学外,还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真正成为“为人师表”,使我们的学生们专心致志,乐于其学,宁拙毋巧,力戒虚骄,严谨治学,团结互助,德业双修。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三）治学与为人

我衷心希望我们的青年教师在成长路程中在治学与为人方面都有进步,成为从思想精神到科学素质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这是时代的要求,祖国的期望。在当代社会,变革、竞争、发展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主旋律。科学和技术需要个人的聪明才智,但更需要群体的力量。科研活动的方式由“个人”向“群体”的转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迫切,这必然对科技工作者的品格、道德等素质提出新的要求。历史重任必将落到我们所培养的具有高层次学术水平的跨世纪新人身上。时代要求我国未来的科技专家认识到自己肩上的重负,以不畏劳苦的攀登精神去提高自己的素质,以自己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为建设四化做贡献,为振兴中华拼搏。

我曾在《科学研究的途径——一个指导教师的札记》中详细论述“治学与为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简单谈三点:

一是“做学问中学做人,做人中学做学问”。我认为,为人与为学,实质是一致的,一个人的学问密切联系着他的为人品德。无论做人或是做学问,重要的是求真。唯有存真,才能至善、至美,“做学问中学做人,做人中学做学问”,就是希望我们教师在为人的品德和为学的学风中追求真善美,追求卓越,使自己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二是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反对学术不端行为。在进行科学研究、撰写论文时,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它的要点就是在科学研究的专论中,必须先说明前人有什么研究成果:他们的发现、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的发现、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结论。这是一般的常识。但在当今教育界和学术界,学术不端行为比比皆是:剽窃他人成果占为己有者有之;引用他人创新见解而不注明出处者有之;伪造数据、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者有之;搞伪科学、反科学以及缺乏科学道德的人更不罕见。其结果,往往是身败名裂。我希望各位警惕啊!

三是力戒浮躁,反对急功近利。我上面说的学术不端是指在研究学问时不能洁身自好,科学精神失落和道德修养缺失。浮躁之风和急功近利是指不愿做深入的研究,浮夸,追求数量和速度。有些教师,为了快点提职称,快点出名,发表论文追求数量而不讲质量。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使研究浅尝辄止,永远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当然,这里有机制上的问题,但我希望我们的教师要甘于寂寞,深入钻研科研和教学。我们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有自身固有的规律,每一个新的发现都是艰难的,有时也许要奉献一生。

（四）人生就是奋斗

作为一个年纪比你们大的人,我趁这个机会与诸位交流一下人生的经验。

第一是勤奋。我不承认我是一个有很大学术成就的人。这绝不是谦虚之辞。因为我的成就比起前辈科学家是很渺小的。但我承认我是一个勤奋的人,一个执着的人。我曾经向青年人谈过,只要你们像我这样努力和勤奋,你们的成就便会远远超过我,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天赋。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学习研究,没有双休日,也少有假期,“板凳要坐十年冷”,甘于寂寞,孜孜以求,钻研业务和学问。做学问是很苦的,一旦开始研究一个课题,可以说日夜都在思考问题,如何突破自己,突破前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写照,追求科学的真理,百折不挠,无论多大挫折,绝不后退。当然,这样的生活很枯燥。但一旦获得科学创造的成果,到达山峰上,这是人生最难得的、最难忘的快乐。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勤奋,无论他多么有天赋,也是不可能有成就的,或者是昙花一现而已。因此,我最看不起的人是不勤奋的人,得过且过的人,混日子的人。

我有时非常羡慕我的研究生,一天到晚能有充足的时间学习和研究,多幸福啊!我经常告诉我的研究生们,搞学问需要一种安定、宁静的心态,准备坐长期冷板凳(板凳宁坐十年冷),一步一步、一滴一点地下功夫钻研,才能有所成就。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只有不浮躁的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而终生追求无悔的人才能有所成就。故每个研究学问的人应该耐得住冷清和寂寞。因此,“学案最高唯寂寞”,甘坐冷板凳,就成为古往今来万千学子的座右铭。

古往今来的学术大师们,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固然有种种因素。但决定性因素,仍在于他们能潜心学海,苦苦思索,数十年如一日,不求闻达,视名利如草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种崇高精神和卓越品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是环境和机遇。我是很幸运的。其一是年轻时代留学苏联,靠自己的奋斗得了学位;其二是回国后主持我国第一代夜视像增强器的设计,而它的结构正是我在苏联提出并研究的,为自己的事业奠定了基础。“文革”结束后我被邀请参加英国的两个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外获得较好的影响;我提出的关于宽束电子光学的问题在我主持下大部分完成了,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得到了国家级奖励;我与俄罗斯科学家共同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的完成,特别是我提出了一种求解时间像差的新方法,使我的学术工作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被认为“创立了自己的科学学派”。我被国外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并当选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最根本的是我赶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好时机,我国实行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国策。“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我们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文革”时,在干校,我偷偷看书,被某领导看到了,他批评我“没有钻研农业,做一辈子在农村务农的准备”,我说,我被送到苏联留学是为了将来更好地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要我在农村待一辈子,那上大学、出国留学都白学了。我心中十分苦闷,后来张铁生白卷事件出来后,我更失望了,感到国家的希望和个人的前途都很渺茫。自1958大学毕业到1977年20年间(26~45岁,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我仅发表三篇文章和报告是用自己名字的署名的,是在苏联用俄语写的。而我在那期间写的教材3部,技术报告5~6篇在国内都是用集体署名或假名的,因为怕被扣“白专道路”“成名成家”的大帽子。但1978—1998年20年间我却发表了大约160篇论文。其中有136篇次被SCI、EI等收录和检索,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带来的。因此,要是没有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便不可能有我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今天。我们要把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锻炼成长。至于说机遇,每个人都会遇到,有人重视,把每一次机遇视为锻炼自己、使自己成长的好机会,努力去奋斗,得到了成功。

第三是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健康的心理。我希望青年学人走踏实而艰难的路,不投机取巧。向一切有成就的人学习,不妒忌他人,同时也支持和帮助别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打倒你,打倒你的只有你自己,成功者常常面对的是对自己人格的挑战,人们之间最后拼搏的,是各自的人格力量。人生没有两全,你得到多少,就得付出多少。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

任何一个人,一生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没有挫折的人生很难说是完美的人生”,也许是这样,但有谁希望自己倒霉、受到挫折呢?我衷心希望青年学人,遇到荣誉和赞美,淡然处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飘飘然。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要灰心,不要被人一压就垮了!压力越大,越要争气。任何时候都保持信念和真诚,保持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永远不放弃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一切官爵虚名都是过眼烟云,只有事业永存。

（五）两点希望

一、我希望新的一代青年人,要珍惜大好时光,不要失去时机。要利用自己年龄上的优势,充沛的精力,对周围事物的敏感,又无日常琐事缠身,趁早努力,去追求,去探索。要知道:“科学是偏爱追求它的年轻人。”我这些年一直向我的研究生们强调:一个青年人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投身到学习和科学研究中去,不应该将宝贵的时光消磨在游戏式的生活之中。要严格要求自己,也要当一个严格的老师。我非常相信古训:“教不严,师之惰。”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现在,大家都为了电冰箱、汽车、洋房去追逐,去竞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但是,也还有不少人不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他们追求理想与真理,得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

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前辈老师们绝大多数工资低,有的退休后过着清贫的日子。但他们一直坚持在教学与科研岗位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直到退休,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条件多么恶劣,无怨无悔。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事业的神圣性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我们青年教师应该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二、我希望你们在今天祖国进入跨世纪的历史时期时,多想想自己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来报效祖国,来回答未来的挑战。我们的国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在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知识分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祖国为青年一代特别是青年学者的成长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要知道,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和研究生,政府和人民在每个学生身上要花许多钱。在我上大学时,领导告诉我,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是10个农民的血汗,一个留学生一年是30个农民的血汗。当然,现在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不管是你,还是我,今天各位能上大学、当教师,都是祖国和人民的哺育和培养。我们的知识理所当然应该献给祖国和人民。我觉得,人民向你们和我们高要求是很自然的。因此,不论是你们或者是我们,都要对得起祖国和人民寄予的厚望。

我相信,我们的新一代青年学人——北京理工大学的青年教师们是不会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的。我还坚定地相信,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一定会成为祖国优秀的人才和优秀的人民教师,我还希望在你们中间出现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甚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注释】

[1]本文是2001年9月与北京理工大学青年教师的一次讲话,根据记录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