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王选兼谈拔尖人才的培养

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有像王选那样的志气,在自己的面前树立这样的奋斗目标: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

党委宣传部的同志给我出题目,要我在博士生导师学习班上谈谈学王选、谈谈如何培养拔尖人才和造就学术大师。我是一名教师,不是什么学术大师,我不清楚学术大师的定义是什么。大师大概就是大科学家、大学问家吧,是对人类科学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吧,至少是引领发展科学的某一方向、有杰出成就、社会公认且德高望重的人物吧。在我的心目中,在中国,我认识的电子学界的孟昭英院士、光学界的王大珩院士,可以算得上学术大师吧!但他们都拒绝“权威”“大师”“之父”的称谓。现在,高校都在谈“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希望学校能很快地培养出科技领域一流拔尖人才及像王选那样的科学大家,早日步入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行列。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也是大家盼望的。今天借这个机会主要谈谈拔尖人才的培养和学习王选的一点体会。

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培养拔尖人才或是杰出人才,使我校在21世纪国内著名高校中有一席之地,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不少人忧心忡忡,危机感很重,担心我校在现在和未来的激烈竞争中落伍了。从认识上来说,有这样的危机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有好几次对我系的青年人说,我们光电工程系(四系)的这老一辈人在光学和光电子学领域辛勤耕耘,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许多方面和国内一些著名的一流大学包括清华、浙大打个平手,我们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并不比人家差。例如,我们研制的天象仪就是一个杰出代表,它与长春光机所的“八大件”被评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光学工程的标志性成就。光电工程系的将来是你们接班,你们能不能与他们打平手甚至超过他们呢?我说,我们这一代也有各个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或代表人物,例如,于美文的全息光学,连铜淑的反射棱镜理论,李德熊的高速摄影,袁旭沧的光学设计,严沛然和伍少昊的天像仪设计与研制,邹异松的光电子成像,唐良桂的航空摄影,苏大图的光学测量,樊大钧和何献忠的精密仪器和机械,查立豫的光学工艺,周仁忠的自适应光学,等等,还可以举出一些学有所长的教授们,我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在国内都是颇有影响的,但他们都退休了。没有退休的包括我在内,还有魏光辉、赵达尊、俞信、曹根瑞、高稚允、张忠廉^[2]等一群人,也都是在光学某一个领域中做出成绩有影响的人物,受到国内学术界承认。但可惜的是,都是上了60岁,快退休的人了。光电工程系的老师在光学、光电子学等领域的成就,国内的一些名牌大学如清华、浙大、南开、天大、哈工大、上海交大等院校也都认可,大家互相切磋和交流。可以这样说,光电工程系成立自1953年成立到今天,这一代人在开创和发展光电工程系是做出了贡献的,我们不能说自己的贡献是杰出或者重大,但可以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无愧于祖国和人民。

回顾一下我们的成长,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种十分复杂——希望和困惑交织的环境中成长的,我们是随着共和国成长起来的一代,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当时的青年大都像我一样,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亲身经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受过国耻教育,学习的动力就是科学救国,以自己能在祖国神圣的事业中有一份贡献为最大的光荣。因此,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人怀着报国的心情上学,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勤奋、刻苦、老实、听话,工作是叫干什么就做什么,愿意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故后人以“经久耐用,价廉物美”称呼这一代人。不管后人怎么看我们这一代,甚至讽刺我们“驯服”“顺从”。而无怨无悔、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真诚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确实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我现在想问一下,你能做到吗!)。但是,那时的政策有许多矛盾和失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的心情很迷惘,一方面,国家培养我们,教育我们,希望我们成长,成为人民教师和科技专家、共和国四化的建设者。另一方面,一连串的运动和“左”的政策,矛头直对着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所有知识分子,多读点书是白专道路,学习优秀就是白专。从国外回来的人,不是洋奴,就是“修正主义苗子”。对老知识分子批判打击更大,一个个凡是学有成就的都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动辄得咎,实质上是不要他们为国家做贡献。我们这一代,以我来说,原来在工厂打工,算是工人阶级;上大学时,我是调干生,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读了书后到大学毕业时,就变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知识一多,人就“转会”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等我从苏联留学回来有一点学问时,就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而且还被认为,将来一定会和党两条心,“反党反人民”了。这就是当年流行的逻辑,“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思维逻辑,违反一般的常识,但现实就是这样。我那时感到不知所措,内心十分矛盾,有点报国无门的感觉。祖国和人民培养我,我理应努力工作,把自己的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但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力很大。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大家只能默默地凭良心工作,要想有创造性的成就是很难的。除此之外,我们那时候,物质条件也很匮乏,生活很艰苦,家中上有老,下有小。1979年,我大学毕业已21年了,虽然吃过洋面包,得过国外的学位,但收入比我1953年上大学前在工厂打工时还低。1966年5月,我从苏联学成归国,学校算是照顾我,分配我和一系的王元有老师两家合住一个单元,每家16平方米,厕所、厨房公用。因为是一家三代6口人(父母亲、两个孩子和我们夫妇),便在房间里放4张床,其中2张是上下铺,椅子板凳都是学校的。我花了20元买来一个矮衣柜,权当书桌兼饭桌用了。1979年初,一位英国专家访问我校,一下飞机就向严沛然副院长提一个要求,就是要和夫人一起到我家做客,学校和我都没有办法推辞,只好借邻居(工人)的家权当自己的家接待了他们。那时晚上孩子们做功课占了书桌,我在家只好把床当写字台读书写字,脚都伸不开。1979年,我父亲把乡下的老房子卖了,给了我500元钱,我用400元买了一台西湖牌黑白电视机,另100元买了一台飞歌牌收音机。这两个物件,是我家的奢侈品,如果要我自己买,就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了。到了1984年,两个孩子上大学,日子更艰苦,真是“入不敷出”,那时我大学毕业已有26年了,但还没有使自己的家庭过上温饱的生活。即使这样,我在我校绝对算不上生活很差的,还是中等偏上的。因为我还多次出国,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补助。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教师还是想着祖国和事业,努力地工作和学习着,从早忙到晚。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不管自己的境况如何,还是想要报效祖国和人民。

一个人的成就是受着时代和环境限制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不容易, 50年代,“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不到一年便无声无息了,后来就反右了,我们8531班是全校学习成绩最优秀的班,1/4的同学被打成右派,另有1/4以上的同学受到党团籍处分;接着“红专大辩论”,所谓“插红旗,拔白旗”,实质上把努力钻研和学习优秀的人批倒、批臭。我们班两位被公认成绩最突出、学习最优秀的同学,成为批判的对象,被打成走白专道路和走粉红色道路的典型。一系列的政策,使劲把那些优秀的人往“反动”的方向推。说实话,有时候我真怀疑那些“极左”的人的真面目。我因家庭出身好,个人成分好,仅受到很轻的处分,幸运地过了关,才有今天。

“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知识分子斯文扫地。我大学毕业后,在国内写文章、写教材、写报告,都不署真名,署假名、署单位名,主要是怕被人批判,说成走白专道路、追求名利等。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从苏联回国,看到我的老师、系的创始人马士修教授被批判,戴高帽,非常痛心,心想,将来我也会这样的下场吗?可是我能离开培养教育自己成长的母校吗?我感到十分悲哀。试想,在这样的土壤和气候下能培养出杰出的学者吗?这样的反复折腾能出拔尖人才吗?我有时想,在我们社会,竟然会这样,不干事(不学习、不研究)或者少干事,混日子,反而落得清闲自在,太太平平;某些人甚至专挑干事的人差错,整人者官运亨通。因此,出现这样的现象:不干事、不冒尖,没有人会说你,日子还是过得好好的,大锅饭吃得不太好,但平安无事,没有风险。但问题是我们这些人不甘心,总想为生我养我的祖国干一点事。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政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使我在上面列举的系里卓有成就的老先生们振作了起来。虽然年岁大了,人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都很差,但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辛勤地耕耘着,出了不少成果。我不敢说我们这一代人做得很好,很完美,毕竟是受到了许多约束,限制了我们的成就,但我敢说我们尽力了,无愧于祖国和人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挽救了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倡导使知识分子感到大为振奋,觉得有了用武之地了,大家更加勤奋了。我们的大部分成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得的,我的成果主要也是在这20年内做的,现在又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重视科学与教育,重视知识和人才,这无疑是很正确的政策。我们坚持这样走下去,国家会更加兴旺发达的。

我常常对青年人说,你们太幸福了,能在这样的平和安定的环境下学习,学校和社会对有志向、努力上进的青年人是鼓励的,为你们创造条件并给予种种奖励和荣誉,你们要珍惜啊!我们系的老一辈人,马士修、李振沂、于美文、严沛然、连铜淑、李德熊等老教师带领我们,在提携新人上做出了榜样。系里的老教师和领导对青年学者(如王涌天教授等)的成长和上进是十分高兴的,一谈起他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不是“后生可畏”,怕后生超过我们,而是“后生可喜”,喜后生超过我们,将把年轻人推上去看成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在光电工程系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风气,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和氛围。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要创造一个环境和氛围,尊师重教、关爱教师,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对于一个青年人的成长太重要了。我们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优秀的青年学人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环境有大环境和小环境,目前的大环境总的说来是好的,科教兴国作为国策,有才华的人得到尊重和提拔,再也不会像过去的极左路线把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分子和批判对象了;国家对教育和青年教师的培养十分重视,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思想的自由、创造的自由是最重要的;我们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方面的禁区也比较少。当然大环境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我就不多谈了。

小环境就是在学校和系内,首先,是安居。“安居乐业”这句话一点不错,有一个较好的住房和待遇,才能安心工作;留在学校的青年人,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实际的,因为做教师就是意味着不能发大财,要过相对说来不很富裕的日子,他们看到自己的老师目前的住房和待遇,不会无限地追求高报酬,更不会要求向外资或私人企业的职工看齐。在基本的生活条件满足后,我想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学术和成就。目前在“安居乐业”方面我们与外面差距太大,年轻人工作几年还没房子,工资又低,当然留不下,稳不住。当前,我校的青年教师(博士学位)的工资条上的收入不到1 000元,要维持一个家,孩子要上学,生活是很艰苦的。这样的工资收入迫使一些青年教师在45岁前走两条路:一条路是干几年出国,或调动工作,到外面高工资的单位工作;另一条路是找第二职业或打工,挣点外快,补点家用。我曾在系里多次讲,一个学者有第二职业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做,他能专心致志研究学问吗?但我现在对他们有些宽容和同情了,因为这里确实有实际问题。不过,我还是认为,在科学研究上不专心致志,不一心一意,是很难有大成就的。因此,如何使青年学人安心学术,不流失,倒是今天最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人都流失了,或者有才华的人留不下,还谈什么拔尖人才的培养呢?

其次,是工作条件和学术氛围,能否发挥自己的专长,做出学问和成绩来。工作条件很重要,但可以慢慢创造;学术氛围主要是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和领导是否真正重视学术,重视人才建设,而不是放在口头上。特别是单位的领导,信任和爱护知识分子对于这个院系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光电工程系曾经比较红火,心比较齐,这与当时的李振沂系主任的领导分不开的。他退休后,我们许多人至今一提起他,都赞颂他,我个人是以他为学习榜样的。我说不出李振沂主任在学术上有多大成就,因为他主要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但他是熟悉系里业务的,而且光学领域的知识面也比较宽,更主要的是他了解系内每个人的特长。他的最大优点是爱惜人才,我亲眼看到,有些人对他不尊敬,有的与他吵得脸红脖子粗,但他并不放在心上,依然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推荐他们,这是很不容易的。我有时想,也和同事和家人讲,如果不是李振沂主任当年向兵器工业部里保荐我,我能有今天吗?1978年初,从英国发来了两封邀请信,邀请我参加两个国际会议并宣读论文,李振沂主任竭力推荐我,不同意找另外的人代替我出国。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组团出国手续非常麻烦,最后由王震同志签发,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画圈,批准由兵器工业部和电子工业部联合组团,由我率团出国。非常凑巧,在会议上,我和美国的一位教授的研究工作非常接近,我们两人先后做了报告,但会议论文集选入了我的论文,而他的论文落选了。这位美国教授还来函邀请我赴美讲学。这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国内当时看得很重。回国后,兵器工业部负责组团的同志很高兴,因为我平安地回来了,而且为国家争得了一点荣誉。他才告诉我实话:说你们的李主任对你真好,当时有人怕你“跑了”,是李振沂主任为你打保票,你才出了国。后来1980年升副教授,1982年由我领衔申报军用光学博士点并获得成功,1983年评上博士生导师,1984年人事部和国家科委选我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教委破格晋升我为教授,都是与李振沂主任竭力推荐分不开的。我非常感激李主任,但我想,最好的报答是学习他的精神,以他为榜样,帮助青年人成长。当然我的一生受到了很多前辈和老师的帮助,在这里我不一一细谈了。现在,有不少受到我培养或帮助的青年人感谢我,我对他们说,这是我作为老师应该做的,我也是在前辈老师及领导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其次,在我们系的小环境里,主要老教师的认识比较一致,在系内倡导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学风,反对拉帮结派,钩心斗角。我认为,一个学风正派的人不会去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即使意见不合也不会拆人家的台,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各搞各的学问吧。我劝年轻人不要介入老教师之间的矛盾,做自己的学问是首要的事。因此,一个学校和系院内要倡导好的学风:比勤奋,比团结,比贡献,向在教育战线上敬业的人、有奉献精神的人、有成就的人学习。在这样的氛围下,拔尖的人才会留下来。我想,若是一个院系领导或是学术带头人像“武大郎开店”那样,嫉妒比他更出众的人,怎么可能把优秀的人才留住呢?若是一个单位老是“窝里斗”,大量时间花在内耗上,这不可能出成绩,也不可能留住人。

上面讲的是外部条件(外因),我想,更主要是内部因素(内因),是作为一个学者和学术带头人的素质和品格,即学术素质和思想品格(精神气质)。因为研究科学是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和开拓,学术素质和才华、专业知识和聪明的资质当然是必要的。一般来说,经过研究生阶段学习及实际教学与科研的磨炼,我们的青年学人还是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能力的。虽然有的青年学人自视甚高,觉得自己了不起,我想还是应该清醒估计自己为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品格:事业心——对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敬业精神;进取心——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精神状态——朝气蓬勃,随时准备以自己的才智迎接并战胜困难;批判精神——对现有知识和流行观念的不满足,以及急于试验自己判断力的迫切心情。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学者),最基本的品格有两条:对科学的热爱和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当然,内在的干劲、勤奋的态度、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主要是对科学专门家而言。对于一个科学组织家,既要求他(她)具有博大精深的科学才能,又要求他(她)有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更要求他(她)思想品德高尚,具有宽广的胸怀。三者缺一,就很难把事情办好。实际上,我们现在要求团队的带头人,科学专门家和科学组织家兼而有之,既要自己从事科学研究,又要带领一支队伍去完成科研任务,确实是担子很重,学术素质和思想品德的要求是很高的。

总的说来,对于青年一代学者的能力和水平,我并不担心和怀疑,当然学术素质是需要不断磨炼提高的。我担心和怀疑的是我们的青年一代学者的思想品格或精神气质即他们的心态,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意志。目前,社会上的急功近利、虚假浮夸等不良风气,对青年教师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埋下了学术不端的隐患。而急功近利的心态、浮躁而不踏实的作风、缺乏敬业的精神将使他们失去锲而不舍的意志,从而不能专心致志、如痴如醉地投入自己的研究。这是要使他们知道并逐步解决的。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思想工作很薄弱,过去还有一些批评或自我批评,现在有个别青年教师,听不进善意的批评,而且缺乏最起码的“自尊尊人”的品德。既然不听,谁愿意再向你提意见呢?这样也妨碍了他的进步。我觉得,学校的老一代的教师们,都是有“自知之明”的,对年轻人是很平和的,很愿意帮助的,很愿意把“道”让出来,让年轻人上去。

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要倡导合作精神。现在世界进入“大科学”的时代,即科学活动的规模大、耗资多、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团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进行研究。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特别是我们从事工程科学,任务不是一个人——孤家寡人能完成的,而是要带领一支队伍,团结合作,去攻克难关。这就对他在学术作风上、组织领导能力上和思想品德上有较高的要求。如果外部条件创造好了,而内因也比较好,再加上一点机遇,我想,是能出一些拔尖人才的;如果从事的课题很前沿和项目科学价值很大,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很大,也许能出杰出人才的。

从我上面所讲的可以看出,要造就新一代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杰出人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有环境、条件和土壤;还需要有内因,真正成功者还可能要一点机遇。但是,像目前的体制和政策,出点论文,小打小闹,还可以;但普遍状况是,升教授打短平快,快出文章;得大奖太难了,拿个小奖,写些论文,评个教授,就满足了。学校里像毛二可教授、马宝华教授等有一支真正的团队,为一个大目标共同奋斗,那还是不多的。此外,学校在升职称上,在一类、二类人员的评估上都对论文规定了一些要求,来督促大家努力工作,各种奖励制度也鼓励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其积极面是毋庸置疑的。但发展到如西方“no 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就出局),以论文来计算成绩也加速了“急功近利”的趋向,不追求深入的、高水平的工作,不踏踏实实干,而求表面文章,这也是难于出高水平大成果的一个原因。我讲这些,并不是批评当前学校的制度和政策,制定制度和政策总有一定道理,而是说这里有不少矛盾需要注意,不要光看一面。另外,我希望不要一刀切,人才是各种各样的,有人长于分析,有人长于理论,有人长于实验,有人长于工程,有人长于管理,还有人长于开发……不要有人拿得到大项目,就是香饽饽;拿不到的人(搞理论拿大项目很困难),就是不能干。我想,不能这么说,是否应该采取一些宽容的态度和政策。

因此,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出大成果,要出第一流水平的人才,我觉得实在很难,这确实不是靠个人努力拼命可以做到的。当年搞两弹,是中央抓的,集中了我国物理学界一大批优秀人才——物理学界的精英,大家团结奋斗,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为国争光,不计名利,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把个人的努力汇合到集体的洪流中。后来出了7位院士,其中确实有个人的作用,但主要是时代造就的。我国目前的“神光”计划,即发展激光核聚变计划,即将开始第三期工程,每期工程投资几亿元,也出了好几位院士。我说这些话,不是泄气,而是讲实际情况,真正出拔尖人才需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我想,在体制和政策上还需要进行一些改革,以利于拔尖人才的培养和学术大师的造就。

关于学习王选,王选院士的事迹很动人,值得我们学习。但我想,最主要的是学习他的精神,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精神:一定要使自己的方正出版系统在中文排版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而且在彩色图像处理和彩色出版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我觉得,人是有差异的,不要一学王选,都去搞开发了;不搞开发,就是不认真学习王选。我认为,重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有像王选那样的志气,在自己的面前树立这样的奋斗目标: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

王选提出,要制定挑战性的目标,这个目标既是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的,又是在科学上具有重大价值的,我认为是很正确的。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体会。我在大学毕业后,一留校就转到搞夜视上,一些专业名词如电子光学、光阴极等都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那时并没有感到害怕,反正不懂就学吧。夜视技术的核心是变像管和像增强器,是把光子变为电子,电子又变为光子,从而使不可见的光变为可见、极微弱的光增强。变像管和像增强器的设计涉及电子光学理论和系统设计,是当时的热点。国内许多单位和学校都研究,但难度很大。我出国时把攻克这个难关作为我的任务,后来导师要我改方向,搞超高频电子光学,当时这是很时髦的课题,而与导师合作也可以较为轻松拿到学位。我不愿意,因为这不是我出国的目标,而我的心眼很死,学成了回去没有用;若回不了母校,我这个人也太没有情义了。后来,我在苏联提出研究同心球电子光学模型,从理论上把宽束电子光学的一些特殊问题弄清楚了,得到了苏联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解剖越南战场上缴获的美军夜视仪器,才发现它的电子光学系统正是我在苏联提出研究的模型。“文化大革命”中,我还是偷偷地研究,借“学校武斗”和“复课闹革命”的机会整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写教材。当时国家正组织夜视“二四会战”,兵器工业部便要我带着一些人挑起像管电子光学系统的设计与计算的任务,理论模型是我、程序是方二伦、计算是冯炽焘,三人通力合作,这一工作完成得不错,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填补了国家的空白,专家们的评价也很高。后来我国从国外引进了第一代微光技术,所有的都引进了,就是电子光学设计软件人家不让引进。至今兵器工业搞夜视的工厂和研究所,都是用我们的程序,当然这20年经过了6次改进。80年代,我们一方面完善了计算软件包,另一方面在这一领域建立起我们的一套理论体系。1993年出版了我的《宽束电子光学》专著,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大物面宽电子束聚焦和成像的著作,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和三个国家图书大奖。1994年又出版了《宽电子束聚焦与成像——周立伟电子光学学术论文选》。如果总结我自己,我想,一是自己还是有点志气的,一定要攻下这个碉堡来,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体系。二是我研究的正是国家迫切需要的,也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今天总结起来,我能做出一点成绩,是自己一直有这样的信念,要在电子光学上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这个目标始终鼓舞着我,努力地、锲而不舍地去实现这个目标,并且把个人的理想、志愿、兴趣及爱好与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

王选院士还有一条经验:“取得重大成果后,使参加的人员,尤其是主要人员得到荣誉和物质方面应有的回报。”这无疑是正确的用人之道。如果我们青年学人的工资每月能达到2 000元,奖金每月能发到2 000~ 3 000元,加上有住房,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年轻人也能留得住;可是我们做不到。据说,王选的方正公司的主要研究人员年薪不会少于十万吧,有的可能更高,而且奖惩分明,形成良性循环,优秀人才自然不会缺乏。如果我们能把收入和住房解决了,我不相信我们留不住人。我还是一开始的说法,先研究如何把人留下来,使从教的老师能过上较为体面且有尊严的生活,并创造培育优异人才的氛围和环境,才谈得上培养拔尖人才、造就杰出人才或学术大师的事。

当然,我们都希望学校能出几位学术大师。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有一条很重要,是希望自己的研究和成果,汇入科学的海洋,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承认。发表学术论文、培养拔尖人才、造就学术大师,过去都被批判为名利思想,事实上,这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部分,把这当作名利思想来批判,来扼杀,是违反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当然,对于名和利,不能看得太重;我们要正确引导,使我们的青年学人面前有个大目标,向好的榜样——品德高尚、有杰出成就的学术大师学习。

我心目中的学术大师,前辈们如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和玻尔等,在中国就是像钱学森、邓稼先、王大珩、孟昭英、王淦昌那样的学者,既有博大精深的科学素养,又有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而且思想品德高尚,具有宽广的胸怀。他们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自然而然形成的学术大师,当然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达到的。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努力向他们学习,朝这个方向前进还是可以的。

我讲了很多,讲的都是心里话,不妥当的地方,请予批评指正。

【注释】

[1]本文是在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学习班上的讲话,时间是1999年1月14日。

[2]张忠廉教授退休后,在校内创建了一个学生课外学习光电科技的实验基地,成绩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