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写小说已经十年。起步时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在中原这一群年轻的作家当中，并未引人注意。他朴实诚恳，谦逊好学，倒是块做编辑的好材料，就调至《莽原》编辑部工作。一面工作，既要读大量未印成铅字的原稿，又要读大量已印成铅字的中外古今多个流派的作品；一面学习，上电大啃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以补偿历史对他的亏欠；一面仍坚持业余小说创作。三面出击，也够苦的了。好在年轻气盛，各方面都还令人称道。
这期间，读到他的《蛐蛐》，与他起步时的虽有真情但总显拘谨的习作相比，就颇有点儿灵气儿，就觉得对这个李佩甫应当另眼相看了。后来，又读到他的《森林》，是在宣泄一种男儿的阳刚之气，分明是他的自我宣泄，那粗犷，也不是用糨糊粘上去的。我就猜想，他要有一点儿大的动作出手。别看他不吭不哈，寡言少语，却有心计，有大志，内秀呢。我注意到他对同辈写作的朋友不卑不亢，学人家的长处，不嚼人家的馍。总会有名堂。《红蚂蚱、绿蚂蚱》，证实了我的猜想，果然出手不凡。这篇三万余字韵致别具的小说，文体学家也说不清楚它的归属，是中篇小说，还是系列短篇小说呢？这好像也不是无关紧要，留给文体学家去研讨吧。十小节，十个人物命运的片断。真切生动地塑造了“住着姥姥的村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形象。深沉，凝重。
这也有来由。佩甫与农民一起背过日头，与工人一起开过机器。他懂得生活的艰辛、创造的艰辛。经年累月，生活与创造赐予了他深沉凝重的气质。他的气质给了他的小说深沉凝重的调子。他总是写正剧，好像缺乏幽默感。比如《红蚂蚱、绿蚂蚱》中的《选举》，如此荒诞的事件，闹剧、喜剧，都可大做其文章，他却选择了正剧的写法，全是白描，毫不渲染，这就给读者留下再创造的极大的空白，读来或叫人心眼发酸，或叫人笑得发晕。近乎噱头的廉价的幽默，当然要失之于浅薄，还是不要的好。
与佩甫共事几年，又同住一个大院，个人交往却不多。他偶尔来家坐，却不善谈吐，如同他写小说，极凝练，说完了就走，好像怕耽搁我的时间。有次谈起写小说，他自言自语说自己：“思想不能掉下来。”这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如今的年轻人，如此说的不多，即使说，也要换一种说法，说一些玄乎得叫人费解的新词。佩甫却还说这种老话，叫我吃惊。《红蚂蚱、绿蚂蚱》之后，又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孙》问世，现实与历史交错叠印，纵横捭阖，游刃自如，很有点儿大家子气了。
他近年来家几次小坐，话题是希望能给他时间从事专业创作。说是几年的编辑工作确实给了他许多不可替代的补益，但当前有几个东西想写，按捺不住冲动，需要整块的时间，以后如需要，还可重做编辑工作。话依旧不多，却很执着。想起他在《森林》中宣泄的男儿气，那不是用糨糊粘上去的粗犷，想起《红蚂蚱、绿蚂蚱》和《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孙》，有些相信他终会成大器，势头又正旺，就觉得延误了这位人才的黄金时间，也是罪过，也就未敢不同意。
从事专业创作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冒着寒风回到他插过队的村子里（是“住着姥姥的村子”吗？），去寻找感觉，强化情绪。这种寻找，这种强化，我记忆中，他不时插空进行，他在实践着另一句未说出的老话：“生活不能浮上来。”老话大约也不必一概打倒吧。开放，打开窗读现代主义的作品，闭紧门拒绝涌动的现实生活，总不能算是完整的开放。两个不能，恐怕也不仅是为文之道。
佩甫要出小说集，叫我写序，这大约是一年前的事，于是，便找来小说，一一看过。看过后，就搁置在那里，又忙乎别的事情去。一搁置，就经年。催过几次，我很有些不好意思。最近又说集子早已编好，就等着序一起发稿。我也就愈加歉然。乘着龙年春节假日，胡涂乱抹，冒充序言，未知可否蒙混过关。
1988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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