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与善后

这里的“救灾与善后”，指曾国藩在攻克南京前后，对江南等省的难民救济，以及战后的各种善后安排。

从1860年6月10日，到1865年5月27日，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整整五年，他的管辖区域，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所有军政大事，都在他的职责范围，救灾与善后，他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但是，要命的是，这个时候的两江地区，已经被太平军蹂躏得奄奄一息。作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的头等大事，就是募集军队，收复失地。带兵打仗，最最重要的就是军饷与军火，而这些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来保证。但是，十几个省份，十几年战乱，无论是朝廷的国库，还是省里的地方财政，早就已经空空如也了。

等到打下南京，民间盛传、朝廷指望的“长毛金库”，经过百战余生的湘军将士挖地三尺，结果证明是空穴来风。来自民间的勇丁必须及早遣散回籍，一是基于政治目的，免得朝廷猜忌，二是出于经济考虑，赶紧节省军饷。可是，遣返将士，必须归还欠饷，10万将士，积欠军饷500多万两，一次发清，绝无可能。滞留一月，又是一月的缺口，滞留半年，又是半年的漏洞。这样一来，曾国藩的“救灾与善后”，就显得非常的力不从心，不如人意。

除了财力，还有很多原因，算起来，人力、精力、心力和能力，似乎都有不足。

先说人力，有用之才，大多招兵买马、冲锋陷阵去了，有些还已经血洒沙场、马革裹尸了；后方大营，老弱居多，还不断有人死去，或者升官而去。留下的，料理文笔的书生居多，独当一面的干将不多。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回复老友郭嵩焘的亲笔信中，不禁大发感慨：“金陵善后事宜，乃无一足观，盖公私扫地，荡无一存。无财既不可为悦，而从事诸人，亦实乏经纶草昧、条理始终之才。”这是说手下无人，那么，对他自己，又作何评说呢？

再说精力，自从1853年担任团练大臣，直到官拜两江总督，朝廷对曾国藩的指令，始终都是消灭太平军，这是他和他的朝廷念念不忘的绝对使命。曾国藩几乎是两手空空，从湖南打到湖北，从湖北杀进江西，从江西挺近安徽，从安徽逼近南京城下，他和他的湘军，已经是筋疲力尽，他自己说的是“胆已吓破，心已操碎”。即便是这样，他也只能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军务，诸如选将、筹饷、攻城、裁军，至于难民救济、流民复业，他只能放到次要位置了。

第三说心力，这要看具体事例，还要看与什么方面相比。譬如，曾国藩对恢复科举考试就非常重视，一旦进驻南京，立即补办中断了十几年的举人考试，又是上奏调派主考，又是限期赶印试卷，更主要的是修复考棚，忙得不亦乐乎，而他自己，在写给幕僚陈应溥的书信中，也不经意露出了一个大实话，说是“诸事尚无头绪，须将科场料理粗定，乃可经营他事”。科举是国家考试，更是形象工程，他照顾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裁军花去了他手头的大部分银两，科举又占据了他心头大部分精力，其他的事情，那就暂时顾不上了。问题是，裁军、科举，算得上善后，但与救灾，那就毫不沾边了。

最后不能不说到能力，能力是相对而言的，要看与什么人相比，当然是与他的同时代人相比。

0493.批署和州方牧翊元禀到任后办理地方情形同治元年五月十二日

阅禀具悉。地方新复之后，善后事宜，俱应悉心整理，惟求治亦不可过急。该署牧甫经抵任，即思百废具举，政教并兴，事岂易言？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

耕牛无可发给，种子准饬善后局拨谷酌发，亦恐赶不及。此缴。

0503.批和州方牧翊元禀履勘该州四境被扰困苦情形同治元年七月初一日

据禀并另单抄件均悉。修堤筑圩，是招集流亡、劝民耕作之本，宜不时亲往监督。出示自誓，虽稍近于表襮，然足以耸动斯民之视听，杜绝官亲家丁之妄念。愿从此益加警惕，鞭解近里，无急于要誉也。勉之。并候抚部院批示。缴。

[评点]

这里选录的两件禀文，都是地方官为拯救安徽难民的吁求，因为，堂堂两江总督，江南最高军政长官曾国藩，三年以来，一直就驻扎在以前的安徽省会安庆。可是，曾国藩的批复，却似乎不太得当。

代理和州知州方翊元，新官上任，目睹百姓困苦，激发书生天良，忧心如焚，急于求治，大概摊子铺得较大，步子迈得太猛，曾国藩赶紧批复告诫，百废俱兴，谈何容易？读书人通病，志大才疏，你应该“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你看，你找我要耕牛，我就拿不出；你要种子，恐怕善后局也难于筹措，即使到手，恐怕也来不及耕种。方翊元得到如此指示，想来不会无动于衷，可能是他身处受灾第一线，百姓生灵涂炭，所以亲自下乡，巡视和州各县，一面筹款修堤筑圩，一面招集流亡、劝民耕作，并且立下誓言，信誓旦旦，要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绝不忍心假公济私。曾国藩没有就和州的救灾工作多下笔墨，而是把笔端转向方翊元的行政风格，不要急于表白，不要争于邀誉。这些话，在曾国藩看来，也许是对方翊元的苦心教诲，但是，在另一方面，也给人留下了方翊元急功近利、热衷功名的负面印象。这样，那就对他不公平了。为什么呢？因为方翊元不是那种人，名声很好，以致曾国荃当时就想把他挖过去，协助自己办事。曾国藩给老弟回信说，方翊元“谨厚朴实”，“而无佻薄难近之态”，可见，方翊元真的是急灾民之所急，想灾民之所想。

战争年代，百姓流离，灾荒瘟疫，时时夺去人的生命。设身处地想一想，哀鸿遍野的时候，我们是要急如星火求援、风风火火做事的救民于水火的地方官，还是要那种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地“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慢郎中呢？

0600.批和州方牧翊元禀请拨公款赈济年老孤贫同治二年七月初三日

据禀已悉。此项年老孤贫，殊无公款可以拨赈。该州绅董水火之余，亦未必可就地劝捐。幼童多系邻近各州县之人，应由该牧随时遣散。若饬令各州县分养，各属又有何款可筹？未便准行。博施济众，古圣所难。茫茫浩劫，徒滋永叹而已。此缴。

0624.批署池州府徐守本璇禀请筹款接济难民由同治二年九月十八日

据禀已悉。本年贼窜江西，惟建德最居冲要，蹂躏尤深，览禀实为心恻。第皖南各属窜扰殆遍。牛只籽种，靡有孑遗。现当军饷大绌之时，筹款施济，力实有所不给。忝司兵柄，无术补救，喟然内惭而已。此缴。

[评点]

下属为民请命，上司一筹莫展。粗看起来，曾国藩说的都是大实话，但是，这两件批示，是否体现了曾国藩身上的另外一些东西呢？

第一，他真的两手空空。太平军攻占江西、安徽和江苏，已经十几年，曾经富甲天下的两江辖区，早已残破不堪，曾国藩受命担任两江总督的首要使命，就是收复失地。此时此刻，身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招募了二十几万的部队，分布在各大战区。一个500人的营头，营官的年薪2400两，士兵的军饷34000两，此外98顶帐篷、近两万斤的口粮，还有打出去的枪炮火药，那得多少白花花的银子才能养得起啊。而现在各部队，没有一支不欠发军饷的，所以，曾国藩说“力实有所不给”。

第二，曾国藩自己感叹：“博施济众，古圣所难。”天下的穷人是救不完的，即使是圣人也对此束手无策。查同年八月十五日，曾国藩《批统领景防各军段道起禀报、请札饬皖南道府筹款发赈、济食难民》，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皖南各属，迭遭蹂躏，百姓流离困苦，本部堂每一念及，寝馈难安。自上年来，迭次饬发赈米，每县二三百石至五六百石不等。无如地方宽阔，军饷支绌，既苦惠小而不能遍，又恨力薄而不能继，而逆众且时时窜突，灾黎迄无休息之期”，那就是说，曾国藩对他曾经驻扎过的皖南各县，他还是有过粮食救济的，每县二三万斤至五六万斤不等。但是，难办的是管辖的地方太多，军饷太少，所以，这才让他感到“既苦惠小而不能遍，又恨力薄而不能继”，更何况，造反的太平军又三番五次攻城劫掠，战乱之中的穷苦百姓，始终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因此，曾国藩两手一摊，一再说“茫茫浩劫，徒滋永叹”。

这就要说到第三点了，那就是“力实有所不给”，要我说，这个“力”，既是财力，更是心力，更是能力。为什么说到“心力”呢？面对下属的救灾请示，让我们看他是怎么答复的：

一、“此项年老孤贫，殊无公款可以拨赈”：这种救济年老孤贫的善事，政府根本没有公款可以划拨赈灾——态度有些过于冷淡吧？

二、“该州绅董水火之余，亦未必可就地劝捐”：未必，这是揣测之词，当地州县官员，历来号称亲民之官，他们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你高高在上，何必急于否决？——态度未免主观吧？

三、“幼童多系邻近各州县之人，应由该牧随时遣散”：就因为难民多半来自邻近州县，曾国藩的批示竟然是随时随地赶走。这是流浪幼童呃，这就是两江总督给出的高招？年老孤贫没钱管，流浪幼童没人管，——太不设身处地了吧？

四、“若饬令各州县分养，各属又有何款可筹？未便准行”：让我下令摊派各州县分养，各州县哪里筹得到这笔经费？你的请示，不批。——层层反驳之后，一口回绝了。

五、“茫茫浩劫，徒滋永叹而已”，“忝司兵柄，无术补救，喟然内惭而已”：一口回绝于前，两手一摊在后，还一再“而已”。在《批统领景防各军段道起禀报、请札饬皖南道府筹款发赈、济食难民》的批示末尾，他也是来一句“茫茫浩劫，俱祸以烬，忝膺巨任，徒增愧叹耳”了事——俗话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看看，两江总督尽心了吗？尽力了吗？

不仅是心力有所不足，而且，能力也同样有所不足。下级州县来文请示，堂堂总督两手一摊，毕竟不是什么好事。让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处理这种难题的：

所禀筹办赈抚情形，极为周至，朱子所谓“恳恻而有条理”者也。赈务谈何容易，惟将地方可尽之地力，可资之物产，逐一搜索，令灾民得自觅工作，自谋养赡，较之坐食不饱、卒填沟壑，差为得之。取炭、熬硝、伐树木等项，均可养活多人。尚有地方应兴水利，亦可以工代赈。尽心尽力图之，总不愁无拯救之术。将来散遣归籍，仍须谋及种籽、农器及口食之费也。

——左宗棠同治七年《刘守倬云禀挑选难民开挖石炭由》

左宗棠时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前有回民暴动起义，后有捻军进逼京城，军情不可谓不险，民力不可谓不竭，总之，与五年前曾国藩的职责与境遇大体相同，但是，左宗棠的批示，实在是高出好几个层次啊：

首先表扬：“周至”、“恳恻”、“有条理”，肯定下属的能力、责任心和积极性。——不像有些人，好心救灾，却在上司那里碰一鼻子灰。

其次指示方向：赈灾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将“可尽之地力，可资之物产”，绞尽脑汁，逐一搜索，这样，“令灾民得自觅工作，自谋养赡”，政府不能坐视不管，难民不能坐以待毙。尽心尽力，总不愁没有拯救的办法。——不像有些人，借口“博施济众，古圣所难”，然后两手一摊，一口回绝。

第三指点办法：以工代赈，难民也有两只手，砍树烧炭、熬硝等等，都可以自食其力，总能糊口度日。熬过这一段，将来再遣散回籍，而且还要筹划这些回籍难民的种子、农具和口粮。——不像有些人，无术补救，喟然内惭，手握大权而无术补救，对年老孤贫不出手，对流浪幼童赶回去，还要归结于茫茫浩劫，俱祸以烬，反正是个死。

难怪左宗棠看不起曾国藩啊。左宗棠说的是“才略太欠”，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真心实意办实事，这一点，他曾国藩比左宗棠要差一大截。没办法，京官出身，高官出京，官气已深。

也许，有人会说，正因为“博施济众，古圣所难”，“既苦惠小而不能遍，又恨力薄而不能继”，更何况，难民中不乏游民，力保军饷，力争大局，这也许是曾国藩的老到呢？但是，年老孤贫中，流浪幼童中，能有多少游手好闲之人？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态度问题。就在曾国藩批复这两件请示的同一年，左宗棠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说，“浙民死丧流亡之惨，为天下所仅见。我到浙以后，日坐愁城，目睹情形，几于泪殚为河矣。一切赈救之策，皆从无中生有，黾勉图之”。这就是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挨过饿的人。他在家书中，曾对儿子说，我们家以前穷得一塌糊涂，你爹爹我出生后，没得奶吃，一天到晚，哭声不绝，是我娘把饭咬成米汁来喂我。这是我娘亲口说的，我娘说这话的声音，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由于我从小瘦得皮包骨，肚脐眼往外鼓，所以现在我虽然挺着个大肚子，但是肚脐一直不深。他是挨过饿的人，他就不会说“茫茫浩劫，无术补救”。口口声声说“茫茫浩劫，无术补救”的人，应该有愧。

0603.批泾县饶令家琦禀送发给赈米印领并禾苗被旱情形由同治二年七月十三日

据禀已悉。生民荼毒，不能不归之劫运，而补救在人。地方官果勤政爱民，时时存恐惧修省之心，亦足以召祥和而消灾沴。本部堂愿与僚属共勉之也。此缴。

0660.批石埭县蒋令世奇禀办理牛种及地方情形同治三年四月十一日

据禀已悉。该邑凋残至此，闻之伤心。除查拿游勇、惩治讼棍之外，一意与民休息，即所以抚字之也。缴。

[评点]

大体说来，两位县令汇报地方政府救灾善后的具体举措，两江总督三言两语指导为政方向，你可以说他要言不烦，也好像可以看成不得要领。

前一件，说，茫茫浩劫，补救在人，地方官只要勤政爱民，敬畏天地，修身养性，也足以消灾迎福。本部堂就是这么以身作则的，愿意与你们所有部下共勉。至于赈米是否到位、旱情如何处理，一字不提。

后一件，你这个县受害如此之重，本部堂闻之伤心。怎么办呢？除了查办游勇、惩治讼棍之外，也不需什么其他的灵丹妙药，你就是不扰民，不折腾，一心一意，让老百姓顺其自然，慢慢恢复元气，这就是基层地方官的治民良策。至于你说的办理牛种这些具体措施，两江总督照样没有一句话。

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无数难民在兵荒马乱、饥饿瘟疫中苦苦挣扎，地方官发放赈米、抗旱救灾、筹集耕牛和种子，这些才是救民于水火的必要措施吧。勤政爱民，这才是落到实处吧。解民于倒悬，那是需要拿出一件又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行动的啊！“查拿游勇、惩治讼棍”之外，剩下的就是不扰民，不折腾，美其名曰“与民休息”，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是安徽的灾民，那我们是喊皇天呢，还是爆粗口呢？

0644.批暑徽州府刘守传祺禀拟招垦荒田情形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据禀已悉。归佃、归祠、归官，三者诚多流弊，然立社置董，亦与归官无殊，不过改委员为董事，改充饷为充公，名异而实同，仍不可行。即以歙县一邑而论，已有三十二都之多。诚如该守所拟，每都举派董事三四人，则一县之董事必须百人。派董太多，则难必人皆公正。立社太多，用费太滥，则难必租尽归公，恐尚不能收开荒查亩之益，而劣董武断，恶佃霸占，强主任意索租，弱主不得管业，百弊皆出。而田土词讼之案，亦之争构不休，官不胜其劳，民不胜其扰，徒以供董事之中饱，非良法也。

本部堂访闻徽郡各属，不能归业者虽多，而绝产尚少。只要皖南守局稳固，贼不来，官不扰，一年之后，百姓自然各归其业，各垦其田，但不能求速效也。若能由官发给牛种，赶备来岁春耕，其效稍速。而粮台此时无此力量，各州县亦无能办此事之官，惟有愧歉而已。至流亡归业之民，如有遗失田契者，仰该守出示晓谕，准其补契，免其补税，又时时严查书役，毋令需索。此事倘能办到，则百姓归业亦易。缴。

0649.批署皖南张道凤翥禀地方城隘各情形、并请以勇丁试办屯田由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据禀山内外地方城隘各情形，均已阅悉。屯田之法，近年议者纷纷。今春廷旨交议，唐抚部院亦思于淮北试办，卒不果行。其难盖有两端：一则皆系有主之田，眼前虽荒，不过畏贼畏兵，不敢遽归业也，非绝产也。一经官军屯种，必启争端。当安庆初复之时，十室九空，近乃无一无主之屋。岂城居之民逃亡者易归，乡居之民逃亡者皆绝乎？无是理也。一则兵勇习气已深，无乐于耕种劳苦。本部堂前在祁门营次，令兵勇种菜，戏名之曰“屯圃”。何止三令五申，卒至始勤终怠。屯田较屯圃尤劳，恐难办到。所拟应毋庸议。缴。

[评点]

代理徽州府知府刘传祺，禀请召集流民，开垦荒田，代理皖南道道台张凤翥，禀请以勇丁试办屯田，都被曾国藩一一给否决了。

粗看起来，曾国藩的理由很充分，甚至可以说，头绪很清晰，经验很丰富，头脑很清醒，总之，否决起来，头头是道。但是，这里是不是有瞻前顾后、求全责备的嫌疑呢？是不是有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嫌疑呢？是不是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嫌疑呢？

先说瞻前顾后、求全责备之嫌：徽州府珍惜荒田，召集流民，结社自治，曾国藩担心董事太多，就事先主观预设，可能难以保证人人公正，担心用费太多，难以保证租金归公，担心有董事和佃户中产生恶霸刁钻之辈，担心佃户中强弱不一，担心田产诉讼太多，总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都是事先想象之词，而对垦荒救灾的利益，只字不提。火烧眉毛顾眼前，垦荒救灾之事，哪有万无一失的“良法”？

再说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之嫌：徽州府的荒田，归佃不行、归祠不行、归官不行，结社自治也不行，怎么办？曾大人说，先荒着，坐等流亡归业之民，回家自理。只要皖南守局稳固，贼不来，官不扰，一年之后，百姓自然各归其业，各垦其田了。这样，董事不公、徇私舞弊、诉讼不绝等等一切可能的弊端，就一概没有了。至于皖南各州县的荒田，一来都是有主之田，眼前虽荒，只因百姓畏贼畏兵，不敢归业，一经官军屯种，必启争端；二来兵勇大多有些兵痞习气，无人乐于田间耕种之劳苦。本部堂前几年在祁门军营，命令兵勇种菜，我自己开玩笑，说是“屯圃”，但是，何止三令五申，终于虎头蛇尾。荒着就荒着吧，你的建议，只能晾在一边，毋庸议，不要再提了。

第三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嫌：批示中说，据我所知，徽州府的各州县，荒田虽多，但流民只是畏贼畏兵，目前不能归业，不敢归业，一旦代为开垦，纯属自找麻烦，召集董事，考察品行，监督经费，受理诉讼，多少纠纷，不胜其苦；而屯田之事，近年议论纷纷，直至朝廷下旨，你们的安徽巡抚也准备在淮北试办，不是也没有声音了吗？皖南道的荒田，荒着本没事，开荒就惹事，何必无事生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相安无事。

问题是，救灾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描淡写的小事，它是救死扶伤、人命关天的大事，它是各级地方官的首要职责。更何况，徽州开荒，属于自力更生，皖南屯田，属于遵旨试点，他们的目的，都是尽地力、尽人力去生产活命的口粮。州县为民请命，请你救恤老少难民，你说无此公款，你说无此力量；现在，他们想方设法，开垦荒田，自谋生路，你又说不是良法，应毋庸议。同样都是军政一身担，左宗棠可以“一切赈救之策，皆从无中生有，黾勉图之”，可以“以工代赈”，可以“尽心尽力图之，总不愁无拯救之术”，哪怕砍树烧炭熬硝也可以养活多人，为什么到了曾国藩这里，就不行呢？

普通老百姓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0669.批金陵绅士陈栋等禀善后事宜十四条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据禀并清折均悉。十四条皆切要重大之务，必须一一举行。惟诸事稍判难易，办理宜略分先后。第二条采访忠义，第三条编查保甲，第五条检埋骸骨，第六条洗除贼字，第七条禁革贼装，第八条挑浚河井，第九条整理桥道，第十一条招复缎业，第十三条清理田亩，第十四条清查公产，此皆刻不可缓。应于一月之内，逐条举办。至第一条建修学宫、神庙，应俟明年再行兴工。第四条禁占房屋，本部堂于七条告示中曾略举其大端，俟遣撤各勇稍有头绪，再当剀切晓谕，并派委员逐案清厘，务使兵民相安，无强占纷争之弊。第十条修复书院、义塾，亦不能全数尽复，当酌择一二处，待明年延师开课。第十二条重修城垣，在诸务以此为极难。目前只能将各处地洞有水侵入者，先行堵塞。俟经费宽裕，再当大兴工作。已塌者全行清基另修，未坍者酌量挑土筑塞。

至诸务繁兴，宜另设办公之所。第二、第三两条，本部堂在安庆时，曾设有忠义局、保甲局。今来江宁，自应照旧开设。其禁占房屋一条，即可归于保甲局办理。此外如第五、第八、第九等三条，亦宜另设一局，名曰清理街道局。第十三、十四两条，亦宜另设一局，名曰清查田产局。仰该绅等公举廉正绅董入此四局，帮同委员，认真经理。如各贤绅尚未回籍，仰该绅等一面函招，一面举出，由本部堂札调，俟到籍后入局襄事。务期百废具举，万象昭苏。未尽事宜，随后陆续筹议。至第十条修建书院，亦俟另筹专款，与第一、第十二等三条参差兴工，别开一局，名曰营造工程局，统俟他日续议可也。缴。折存。

[评点]

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当时官方叫做金陵，现在叫做南京，于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经由曾国藩的老弟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攻克，几天后，曾国藩从安庆赶赴南京，主持善后大局。直至三个月后，还有南京绅士，上禀善后事宜十四条，而且曾国藩还认为是“切要重大”之事，可见南京善后工程巨大，头绪繁多，同时，也说明，南京善后工作，进展较为缓慢。因为，这些善后建议，有好几条都与曾国藩的《金陵房产告示七条》有关，而这个七条告示，是两个月前的七月就颁布了的。

查检曾国藩家藏的批牍底稿，这份批示，自“皆切要重大之务”以下约600字，都是曾国藩的亲笔批示。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南京善后事宜，还是很关心的。这里面，采访殉难忠义、洗除贼字标语、禁绝贼制服装，关系到政治态度；编查保甲、重修城墙、清查公产，关系到行政治安；掩埋尸骨、清理河道、修复桥梁，关系到民生；修建学宫、神庙和书院、义塾，关系到文教；禁止官兵占用民房，涉及裁撤湘军。总之，曾国藩都是逐条解释说明，整体感觉，大乱初平，百废待兴，头绪纷繁，照应不周。问题是此时已经是九月下旬，距离攻克南京，已经过了100天了，而忠义局、保甲局、清理街道局、清查田产局与营造工程局，一个都没有成立，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难怪南京绅士要郑重其事联名呼吁了。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在于，工作重心不在这里。

在哪里呢？查曾国藩日记，城破之后，他赶赴南京，停留不到一月，又回到安庆一个多月，九月初才进驻南京。这段时间，他先是巡视各处军营，慰问前线有功之臣，接着追查洪秀全死因及其尸骨，审理太平军守城主帅李秀成的供词，等待朝廷对曾家军的封赏，平息老弟曾国荃的失望和怨恨，筹款遣散劳苦功高却又积欠巨饷的数万将士，化解朝廷对功高震主的猜忌和打压。然后，如他自己在书信中对人所说，金陵善后事宜粗举大纲，暂交舍弟经理，他自己就返回安庆大营了。一座南京城，这就当然有些失控，曾国荃劳苦功高，只封一个伯爵，而且不能世袭，后来朝廷又借着太平天国幼天王冲出围城、伪天朝金库下落，一再打压曾国荃，逼得他辞去了枪林炮火中搏来的浙江巡抚，才40岁就告老回乡。这样一来，指望他经理南京善后，这不开玩笑吗？他只等着大哥筹到巨款，让他的手下上10万百战余生的弟兄们拿钱回家，顺带捎回南京姑娘，回到湖南生儿子。所以说，曾国藩对此应该有些责任，而且他在七月颁布的七条告示，说的都是南京的房产，其中一条，说的是太平军在城内播种的粮食，本年由善后局收割，分给难民，然后还是落实到田地业主如何认领地契。可是，大乱善后，哪里只是一个房产告示概况得了的呢？

在接下来的近一年里，曾国藩的善后成绩，主要就是遣散湘军回籍，修复八旗军营，这是要做给朝廷看的，让朝廷看了放下心来的；修改房产告示，让房产各归其主，让流民各归其业；恢复秦淮河夜游，还赞助两只公船，雕栏画栋，架起竹棚，以补花船之不足，让市民感受来之不易的太平气象；修复学宫和考棚，奏请朝廷，恢复中断了十几年的科举考试，让读书人看到生活的希望。当然，忠义局、保甲局、清理街道局、清查田产局与营造工程局的各项工作，也都或早或迟地开展起来了。但是，这些基本上只是修修补补，如何生产自救，如何招徕商民，如何破旧立新，这些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几乎少之又少。甚至到了第二年春三月，北上进京赶考的江南举人，还纷纷向监察御史告状，说是“金陵善后，毫无章程，即设立数局，不过徒有虚名，依然民不聊生，以致回里者纷纷四散”。为此，有个名叫朱镇的监察御史，特意给皇太后、皇上奏上一本，列举四条，一是兵勇强占民房，把持贸易，流民回家，无以为生；二是流民认领田宅，手续繁难，难以安居立业；三是难民无人收养，天天死人；四是南京本为商业都会，可是湘军把持关卡，商人为之裹足不前。这事儿一捅上去，朝廷当然下旨，“着曾国藩按照所陈各节，妥议章程，认真筹办，以苏民困，毋得稍事迟延，致贻后患”。

如果读者有心，把李鸿章在上海、左宗棠在兰州的善后局面，仔仔细细比较一番，也许会有更为系统的认识吧。

0697.批遇缺先选县丞马瀛禀拟金陵善后事宜六条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据禀及条陈均悉。其说多有可采，文气亦条鬯不支，而现时尚未能遍及。如第一条，募游民以广耕种，系指城北等处之近地而言。果能广植旱谷或竹木花果，使野无旷土，民有余财，岂不甚善？但目前设劝农局，实苦经费难筹。今年江宁七属先经措发牛种银二万一千两，复又加发银五千余两，上元、江宁两县，则增上年发谷万余石。在官已不遗余力，在民尚未垦田十分之一二耳。拟俟明年筹款再办，然亦未必能全行垦种。如若土地尽辟，邑无游民，殆非三五年功夫不可也。

第二条，畜蚕桑以资纺织。畜蚕之法，首重艺桑。金陵沦陷十二年，无山不童，无木不薙，何有于桑？且此间居民，向来畜养蚕桑者甚少。近处惟溧阳、宜兴等邑地尚宜桑，首郡七县向不产丝，想土性不宜种植与？

第三条，敦风俗以黜浮华，此说甚是。本部堂亦夙持此论，咸丰十年，曾经出示，劝谕官绅，力禁奢靡以消灾劫，迄今尚乏成效。当由本部堂与各地方官不能以身率先之故。若再行出示，亦属虚文也，未必果有裨益。

第四条，理财用以通商贾。商贾之流通，在于人烟辐辏，政无烦苛，不在银色之高下。现在七属尚未开征，民无应纳之赋，官无应解之银，公私所需，全赖外来款项。如粮台军饷由两淮批解者，则系盐□，由两湖批解者，半系荆沙，岂能强之使一？所请开炉熔铸，暂毋庸议。

第五条，分庶务以课官司，最识大体。金陵初复，百废待兴，理应事事躬亲，本部堂尚愧不能尽力尽心。恭使纪纲已立，寮属多才，当一如该员所陈，以免务小遗大之弊。

第六条，禁夜行以弭盗贼，早经饬令保甲局实力奉行。其各街巷口新设之木栅，二更后下锁，天明始开。更夫专司启闭，委员分段巡查，均如该员所议办理。候将原折抄发善后局，司道公同阅看，酌量举行。缴。

[评点]

善后建议六条，三条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主张，三条是相对务虚的吏治、相对次要的治安主张。然而，曾国藩似乎是对经济逐条质疑，而对吏治与治安则大体应承。是不是这样的呢？让我们仔细推敲吧。

批示提笔就说，建议不错，大多可以采纳，但是目前做不到。

第一条，募游民以广耕种，好是好，但是“目前”劝农局实在苦于经费难筹。例如，南京附近七县，划拨春耕经费二万六七千两，下拨种粮10万多斤，对于官府已经是尽其所有了，但是落实到农民身上，开垦还不到十分之一二。按照你的建议，没有个三五年功夫，是做不到的。

第二条，畜蚕桑以资纺织，更行不通。为什么？养蚕必须桑叶，而南京城沦于敌手12年，哪座山没有被砍光烧光？你到哪里去找桑叶？更何况，南京居民从来就没有几户种桑养蚕的。南京附近七县，历来就没有出产过蚕丝，想来是土质不适合于种植桑树吧？

第四条，你说理财用以通商贾，商业兴旺，靠的是人口繁多，市场宽松，老百姓现在要钱没钱，要物没物，拿什么来吸引商人？你还说开炉铸造银币，我们现在流通的银两，全都来自省外，自设钱局，自铸钱币，谈何容易？这条你再不要提了。

实实在在的救市举措，曾国藩似乎都认为是纸上谈兵。

第三条，敦风俗以黜浮华，这条说得太好了，总督我历来就是这么想、这么说，也算这么做的。只是效果不太明显，可能是我们以身作则做得不够，以前专门下过文，这次就不再重复了。

第五条，明确职守，加强考核，这条很关键，现在百废待兴，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要有明确的分工责任制，以免工作失误。

第六条，严禁夜不归户，严防盗窃事故，我老早就下令保甲局照此办理，你现在建议各街口巷口增设木栅栏，天黑下锁，天亮打开，更夫负责开关，善后局中层干部分段巡查，我同意。你回去同你的高官们汇报，自行办理。

总体来看，曾国藩的善后方针，似乎偏于“量力而行”，稳着点，慢慢来，不着急。可是，饱经战乱的南京市民不满意，与战前的安居乐业相比，差距太大，进展太慢，生活上长期看不到多少改善，这才有进京赶考的举人议论纷纷，甚至捅到了朝廷。

0699.批金陵善后局详遵议朱御使及丁道等条议善后事宜各件由同治四年五月初六日

据详已悉。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该局具详保甲章程，内有一条，“驻城兵勇若告假养病及有眷口寄居民房者，应照平民一例编入牌内”等语，是无论在营出营，但住民房，即应编入保甲牌内矣。此详中“在营则为勇，出营则为民”以下四行新议章程，似前此勇住民房并未编入保甲者，且其文气，似并未见过去年保甲章程者，殊不可解。该局自定之章，此条既未照办，则其余九条，亦必均未照办，宜物论之纷纷也。去年勇夫八万，裁遣业近七万，目下仅存勇丁八千、夫二千余，月内必可全裁。来详仅称裁去其半，何咫尺而毫无闻见若是？城内门厘，本为七属牛种之用，月收无几，应即出示停办，自五月初一日不复抽收。房屋一事，新旧□葛不清，主客难免争执。本部堂就该司道等所拟，略加删改，共留八条，其茸费一条，不必议及，听两县及保甲局临时酌断可也，仰该局刊本，颁发各甲。其保甲巡夜一事，已于县丞马瀛禀内批示，札局遵办。城门稽查事宣，该司道等即随时督饬，各委员认真经理可也。缴。《房产章程》发还。

[评点]

上一件，是对金陵善后局中层干部的耐心指导，这一件，却是对善后局高层管理的严厉批评。

从这一件批示看来，金陵善后局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似乎确实不如人意。明明是自己机构颁布张贴的保甲章程，却又前后矛盾，顾此失彼，让人莫衷一是。而且，更让曾国藩生气的是，从来文的语气看，执笔者似乎并未见过那个保甲章程，自己制定的规章，自己都不能照办，难怪朱御史等人要指指点点了。还有，8万湘军，明明已经裁撤遣散7万，剩余1万，月内也将全撤，而来文却说还剩一半，我身为总督都对此了如指掌，你们怎么近在咫尺却毫无所知？而就在前几天，朝廷又突然下旨，命令曾国藩交卸两江总督之职，火速赶赴山东，追缴气焰嚣张的捻军，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嫡系王牌霆军却在湖北哗变，这个金陵善后局，善后接近一年，还是这么一种状态，这叫曾国藩怎么不急火攻心？

当然，恼怒归恼怒，曾国藩还是较为具体地作出了几点指示：城门的厘捐，本来是打算资助下属各县的春耕生产，收又收不到几个钱，马上停止算了；房产告示，你们改来改去，我把它定为八条，房屋修理费，反正也很难说清楚，干脆不要提及，以后让上元县、江宁县会同保甲局临时决断；至于保甲巡夜、城门稽查，你们这些善后大员要随时盯牢，随时检查，其他各位委员，一定要认真负起责任。

据曾国藩的当天日记，大帅放下笔，就拿起线装书，温习他最喜欢的韩愈的诗歌去了。要知道，高声吟咏经典名篇，下棋写字、给人写墓碑，那是他一以贯之的业余爱好，也是他化解烦闷的灵丹妙药。

0685.批宁国县禀该邑书院筹捐兴修、归绅董贡生董作霖等经理由同治四年正月初十日

振兴文教，亦善后中之要务。该县兵燹之后，经费难筹，议于出水竹木山货中酌量摊捐，亦不得已之举。但千钱抽收五十文，于出者已觉其多，而于书院仍未必有济。经手绅董是否可靠，仰宁国府一面密查禀复，一面由该县督同各董先行兴办。此缴。禀抄发。

0687.批金坛县王令其淦禀现办地方情形同治四年二月初四日

据禀并清折均悉。该邑被害极为惨酷，亟宜加意拊循。所陈应办各事，第一条，开垦荒田，自系招集流亡第一要义。惟查亩最易滋弊，垦荒亦难集资。若令邻佃缴价认垦，环金坛数百里内，大抵田多人少，恐无挟资越境认垦之人，且将来业主归来，作何归偿？不可不预为议及。本部堂去年刊发皖省垦荒章程，发去一册，试参酌行之。第二条，建造考棚，能否借拨镇属厘捐，应候抚部院批示遵行。第四条，书院、试院存公款项，四千串文固不能指为守城公用。惟遭乱以后，各郡县存典生息公项，何处不同归于尽？若必责令清缴，殊失事理之平。此项公款能否缴偿，应察看该典商现在贫富情形，秉公办理，不必全数押缴，以昭平允。其余各条，均属可行。

该令名父之子，起家荐辟。初膺民社，自必急于求治。惟兵燹之后，欲求百废俱兴，即须多方筹款。筹款之道，动多弊端，惟分别缓急，次第举行，则集事较易也。仍候各辕批示。缴。折存。

0689.批泰兴县谭令泰来禀该境难民日众、经费无出、请拨邻封分养由同治四年三月初九日

收养难民，原属恤怜善政。但上年金陵克复，南岸肃清，各难民有籍可归，其流寓江北者，自应分别资送回籍。据禀邻近各邑，均于上年夏间撤局。独该县仍留栖流一所，无怪各难民纷纷来投。既经留养，自宜妥筹接济。乃藉案罚捐，公然形诸禀牍，是该县以收养难民为名，为因事罚捐之计。恐罚捐银钱未必尽为难民之用也，断不可行。仰江宁布政司严行申饬，并饬查明现在难民共有若干，其有家可归者，即令妥为资送回籍；其老幼废疾者，应令该县另行筹济，不必久留，不得再开罚捐之端，至嘱。仍候漕部堂、抚部院指示。缴。折存。

[评点]

这三件批示，体现的是曾国藩行政作风的沉稳和周密。

第一件，宁国县禀报，计划增开一种厘捐，就是在离境的竹木山货中，每1000个铜板，收取5%的摊派，用于修复本县书院，由贡生董作霖等人管理此事，请求批准。自从太平军造反以来，战乱省份为搜刮军饷，新增1%的商业税，号称厘捐，严厉推行，商民负担已经很重。现在硝烟散去，厘捐没有取消，宁国县反倒要新增一项苛捐杂税，从经营竹木山货的小商小贩手中，榨取一串串两铜钿。商人无利不起早，这些民脂民膏，更多地还是来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人身上，让他们来供养解决了温饱的读书人上学复习，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国家公务员，这种事，于情于理，都很难说得过去吧。曾国藩怎么办呢？先说振兴文教的意义，是善后要务，他曾国藩也算从县级书院一步步考出来的，但是留了一手，加上了一个“亦”字，这就有了“也还算得上”的意思；再说你们也是没办法，也算迫不得已吧。不过，5%，比厘捐还高五倍，不觉得下手太重了吗？到底有多少竹木山货可以收取？书院到底能揩到多少油水？而且，那个董贡生等人，是否公正廉洁，是否浑水摸鱼？最后来一句，让你的宁国府上级密查、禀报，同时，你们要办就先办起来吧，你知县还必须负责监督管理。——怎么样？四分允准，三分质疑，两分后手。

第二件，江苏金坛县新任县令王其淦，目睹战乱穷县种种惨酷情景，“急于求治”，召集流民，开垦荒田，清查田亩，筹集资金，并请借拨镇江境内厘捐，修建考棚，另外还要追还书院、试院的存公款项，等等。曾国藩这样批示，你这个县确实受害深重，你也确实需要勤政爱民。但是，我要告诉你，清查田亩最容易惹是生非，募集资金也更是难上加难，没钱寸步难行，钱从何来，你不能不事先想清楚。我去年搞过一个安徽省的垦荒章程，送你一本，你学习学习。至于你狮子大开口，要越境从人家镇江拨款，这个事，你得去找你的江苏巡抚请示。另外，还有那个什么书院的战前存款及其利息，十年战火下来，这点小钱还要责令清缴，没有这个道理。其他的行政措施，你先按你汇报的，办起来吧。只是我要特别告诫你几句，你老爸官声很好，你初次进入官场，不宜“急于求治”。兵荒马乱之后，想要百废俱兴，必须到处筹钱，而筹钱是最艰难也最容易犯事的。你应该分别轻重缓急，一件一件来，这样才能做出几件事。你的请示，我就是这些话，你再听听省里“有关部门”的批示吧。——说得几乎句句在理吧。你不服还不行。

第三件，江苏泰兴县谭县长，来文请示，说战前开办栖流所，收养邻近难民，现在难民还有很多，经费几乎花光了；而且难民在境，案件越来越多，我们准备查案罚款，用于救济难民；还有，请求邻县协济经费，共渡难关。曾国藩答复，南京去年就打下来了，江南岸基本肃清，难民早就有家可回了。流亡江北的，早就应该遣送回籍。而且，你不是说周围各县，人家都纷纷撤销了这种栖流所吗？单单你泰兴县总是不撤，难民当然要源源不断前来投奔了。你要不撤，你就要筹钱救济啊，哪能借着办案罚款捐献？谁知道这些罚款捐款，是不是真的都用在难民身上啊？你这种做法，绝对不可以！告诉你们江苏副省长，给我严行训斥，并且查明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难民。有家可回的，马上出钱送回去；老幼残疾之人，你们泰兴县自行筹款，接济一阵，也得送回去。听清楚了吗！再看看你们的漕运总督、江苏巡抚是怎么指示的吧。——还真是目光严明、作风决断啊。话又说回来，如果竟让一个小小县令耍花招，那还是个一品高官吗？

0688.批金陵善后总局详清查田亩章程同治四年二月十五日

据详清查田亩章程，尚属妥协，均准照所拟办理。其中有应商酌之处，如第一条，上元偏于东北，而分南北中三路，则所谓南路者，疑侵江宁地界；江宁偏于西南，而分东西中三路，则所谓西路者，疑指江北言之，所谓东路者，又疑侵上元地界。名实不符，则言之不顺。不若上元分三才，为天字路、地字路、人字路；江宁分三光，为日字路、月字路、星字路；或称天字某段某区，地字某段某区，即写木牌、布旗，亦易于辨识也。各路查清，乃令孙、贾等绅复勘，必至日久茫无头绪。此事系州县第一要务，县令岂可全不与闻？应责成两县督同局董经理，每旬下乡两次，仿阜阳尹令刊章，限两个月查清。

第四条，沿江柴洲坍涨无定，即或开垦为田，所种不过杂粮。既完芦课，即不能再令完粮。且此次设局，系清查田亩荒熟，并非办理升科事宜，应仍以查亩为本，不必计及加赋，节外生枝。

第五条，寺院之田，果有契串或邻里周知，而该僧众又有力耕种者，均应饬令领回，不必概行归公。其无契可以充公者，必须查出何寺原业，考之省府县志，各立专案，汇齐奏明拨充某处公用。盖金陵僧寺之盛，其来已久，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也。此时草草入官，他年必且构讼不休。

至清丈之法，安徽阜阳尹令所刊鱼鳞图册式，大可仿照。兹特查出，发给阅看。仰即删改刊刻，转饬该董等遵照开局，并札上、江两县，一体遵行。缴。折单存。

再，该局详文，亦须刊刻蓝格书册，以符体式。并及。

[评点]

详文，也是以前的一种上行公文，是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的一种文体格式。曾国藩接到这件详文，审核一遍，然后表态，看了你们善后总局报送的清查田亩章程，我感觉还算妥当（此处的“妥协”就是“妥当”），可以批准。然后指出几点纰漏，做出几点指示：

一、划界纠缠不清，帮助整改：上元县、江宁县边界本来就有交错，章程把上元县划分为南北中三路，把江宁县划分为东西中三路，而且与两县的实际方位偏差很大，不如把上元县改为天地人三路，把江宁县改为日月星三路，写上木牌和旗帜，让百姓一目了然。

二、县长岂能袖手旁观，必须当作头等大事，限期完成：章程说，等各路查清田亩，就派孙某、贾某等地方绅士，实地复查。曾国藩一眼看出问题，好家伙，这样将勘查到猴年马月？如此头绪复杂之事，岂是几个绅士负得了责任的？尤其是，清查田亩，这种州县头等大事，上元县、江宁县的两个县长，竟然置身事外，从不过问，这算什么事儿？这不行，必须责成两县的一把手，直接掌管具体经手人员，布置工作，而且，一把手还必须每十天下乡两次，限两个月查清。

三、江洲不可加征钱粮，以免节外生枝：长江沿线滩头，江水时涨时落，芦苇间隔之地，百姓开垦，耕种杂粮，好歹刨出几斤口粮，而善后局的章程，收了芦苇的赋税，又把眼睛盯上了这些巴掌大的田土，让种粮人另交公粮。因此，曾国藩指出，上缴了芦苇税，就不能加征粮食税，而且，这次开局清查，只是查清田亩，并不涉及赋税，章程节外生枝，不行。

四、寺庙田产，不可一律充公：唐朝诗人杜牧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京六朝古都，寺庙到处可见，田产当然少不了，善后局的章程，大概虎视眈眈。曾国藩批示，人家如有田契，或者邻里作证，而且僧徒又有力气耕种，应该出示告示，令其领回，何必一律充公？而且真要充公，就必须是查无田契，对照方志，确实可以收为官田，这才可以建立专案，逐级上报批准，立案备查。否则，现在图一时痛快，草草充公，以后必将带来无穷官司。

曾国藩有个经验，轻易不立章程，要立，就要经得起众人质疑，经得起时间考验。否则，要么舆论不服，朝令夕改；要么自相矛盾，手忙脚乱。这样，领导的威信，立马就要大打折扣了。

0690.批督办常镇劝农局高守梯禀招垦荒田情形由同治四年三月初十日

据禀已悉。常、镇垦荒章程，已准抚部院抄咨，与本部堂所刊皖省开垦章程略有异同，固由因地制宜，亦因皖中经费太少，故及民者甚碍也。此事虽系劝农局专责，亦必须地方官实力讲求，会商妥办。江南吏治废弛，各牧令于民事漠不关心，尚系未经兵燹以前之陋习。该守向来血性任事，不避嫌怨，仰即随时体察。如地方官玩视农政，仰即密禀本部堂，以便惩一儆百。大乱之后，不能不以务农为第一要务也。缴。

0692.批江宁万藩司启琛等禀缕陈善后局前后报销由同治四年三月十六日

据禀已悉。嗣后按月造报，则眉目易清，应省之处，亦可随时裁减。

凡治大事，以员少为妙。少则薪资较省，有专责而无推诿；少则必择才足了事者，而劣员不得滥竽其间；少则各项头绪悉在二三人心中手中，不至丛杂遗忘。多则反是。总之，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该局冗员稍多，以后大小事件，须各有专责，一一吹竽，则渐有起色矣。缴。

[评点]

选录这两件批文，还是想借以分析曾国藩的行政作风，分享他的工作经验。

前一件，是对代理常州知府高梯的批示，高梯此时还有一个兼职，就是负责督办常州和镇江的劝农局事务。事先曾国藩已经接到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咨文，内容就是高梯审订的劝农局召垦荒田的具体章程，接着曾国藩又收到了高梯的禀文，汇报垦荒计划的进展。曾国藩答复说，尽管你的章程与我的安徽章程略有差异，但也属于因地制宜，我不强求划一。我要强调的是，虽说劝农局是负责开荒种地的专门机构，但是，你们地方官员，也必须高度重视，真抓实干，把工作落到实处。现在的问题是，江南省份，官员纪律松弛，州县领导干部，对于百姓生计，漠不关心，这还是没有经过战乱之前的恶习，招致百姓纷纷加入造反的行列，至今还不悔改。你这位知府，向来有血性，真心实意，任劳任怨。希望你坚持下去，为民造福。而且，如果你发觉哪些官员玩忽职守，对农业大事敷衍了事，你可以随时向我密报，我将杀一儆百。大乱之后，我们各级官员，不得不以农业为第一大事。在这里，曾国藩撇开章程，强调的是主要领导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也许在他看来，章程的条款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条目的多少，纲领的粗细，各地可以大同小异，但是更关键的，还是管理者、执行者的责任心和工作力度。农业社会，农为天下之本，为此，不惜杀一儆百。

后一件，同年同月所批，批示的对象，是江宁省副省长万启琛，批示的缘由，是万启琛汇报金陵善后局的前后报销事宜。与上一件批示相同的是，曾国藩没有就报销事宜多着笔墨，而是抓住善后局的人事问题，明确表态：这个善后局，人浮于事，以后必须精简，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要滥竽充数，这样，工作才会有起色。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特别阐述了自己的办事作风和用人原则。那就是，从来办大事的，都是以人少为宜：人少，开支就少；人少，就必须精心挑选，挑选出来的，总归是能办事的，不捣蛋的；人少，头绪清晰，没有多余环节。人多，则适得其反。总之，根据需要择人，那就是秉公办事；如果因人设岗，那就是贻误大局。对一个同在省城的现任副省长，行文如此严明，口气如此干脆，而且是全文亲笔批示，曾国藩不愧是清朝的中兴第一名臣，值得领导干部学习。

1000.批府上江三学生员陈以庄等禀请赏给贫士度岁银两由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据禀自系实情，惟兵燹以后，贫苦寒士，所在多有。即就省城而论，亦不止该生等十四人也。金陵文物之邦，各老辈安贫守约，风骨嶙嶒，曾不乏人。若以度岁无资，辄有干请，不但例所本无，兼难遍及。该生等身列士林，于乡先达爱惜廉耻之道，亦不符合。所禀殊难准行。此批。

[评点]

江宁府、上元县、江宁县的陈以庄等三名秀才，因为临近春节，生活拮据，这才联名上禀，请求政府赏给过年银两。这个事儿，曾国藩怎么处理呢？

短短几句话，百把个字打发，没这个道理，不批。

第一，你们说的，情况属实，但是，兵荒马乱之后，像你们这样的贫寒书生，到处都多的是，即使就拿省城南京来说，饥寒交迫的也不仅仅只是你们十几个人。

第二，南京自古就是文化名城，各位老辈学者，安于贫苦，节俭度日，几乎比比皆是，但是，他们怎么没有一个开口要钱？

第三，如果单凭年关拮据，这就冒昧求官，不但无例可循，而且，哪有财力遍及全省书生？你们这几个秀才，身为知识分子，可是，与境内爱惜廉耻的德高望重的前辈相比，差距太大。因此，你们的请求，绝对无法满足！

这件事情，说大也不大，说小也很小。本来，秀才也算是有功名的人士了，地方政府，也都按照规定，对于在读秀才，给予一定的补助，资助读书赶考。但是，府学、县学的三个代表一起联名，拉上十几个同学，公然到官府衙门呈递“请愿书”，目的是要求赏给过年银子，这岂不有些让人咋舌？尤其是曾国藩这样的理学名臣，主张修身养性、克己复礼，哪里能够容忍这种不识事体的胆大妄为之举？今天开口要银子，明天又会伸手要什么？而且，还联名，还牵涉到十几个人，太不顾及影响了。要说穷，天底下比你们穷的人，成千上万，哪里可以开这个头？因此，曾国藩的态度是，这件事，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纵容姑息，必须拉下脸，说硬话，一了百了。试想，如果曾国藩态度瞻前顾后，立场左右摇摆，批示拖泥带水，或者是网开一面，说什么下不为例，甚至，摆出礼贤下士的架势，沽名钓誉，那么，这种集体上访之事，恐怕就会源源不断了。

事情发生在同治十年腊月底，此时，距离曾国藩逝世，只有不到40天的时间。也许，我们可以感叹曾国藩的鞠躬尽瘁，但是，这几位底层知识分子的合理诉求呢？就这样被身居高位的总督大人全盘否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呢？不闻不问了？您不是承认了“据禀自系实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