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生动形象寓含哲理的千古名句，常被人们争相传诵。诗句似乎毫不着力、仅系妙手偶得，可仔细欣赏，却是十分精纯的。
刘禹锡系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其高洁傲岸的脱俗节操，心系百姓的朴素情感，辩证向上的生活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兴许，当代的文人骚客们还经常将刘禹锡的《陋室铭》挂于堂前，引入文章。可刘禹锡的一段故事却鲜为人知。
刘禹锡生活在唐代中后期（772—842），因著名的唐朝“二王八司马”力举革新案，和柳宗元等八人，得罪了当朝权贵宠臣，被贬为安徽省和州通判。按朝规，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的策知县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便多方刁难，给他小鞋穿。策知县先叫刘禹锡在城南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不埋怨，反而大度地撰写了一联贴于房门：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的这一举动令策知县气急败坏，他指使衙门的书丞将刘禹锡的房子由城南门调至城北门，住房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碰巧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得胜河边，附近还有一排排随风飘荡的杨柳。刘禹锡见了此景，又作了一联：
从此世人开耳目，
始知名将出书生。
刘依然在此处悠然自得地读书作文。策知县知道后气得肺都要炸了，又和书丞商量，为刘禹锡在城中寻了一间只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仅半年，连搬三次家。刘禹锡想此狗官欺人太甚了，便愤然挥毫作《陋室铭》如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并请人刻于石上，立在门前，气得策知县一筹莫展，哑口无言。
《陋室铭》不是其自命清高、孤芳自赏之作，而是其愤世疾俗、崇德怒贪的呐喊。所谓清高应是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已。写《陋室铭》本身却是与贪官污吏进行的百折不挠的抗争。勇居陋室，为官而不计较居室的大小，恰是其为政清廉的真实写照。
笔者拙见，《陋室铭》的大意应该是：
山不在于它是否高，沾了仙人的气息就会有名气；水不在于它是否深，沾了龙的气息就会有灵气。我住的屋子虽然简陋，只要自己的品德高尚也会香气满堂。绿色的苔藓爬上台阶，会使台阶变得翠绿；草的颜色映入竹帘，会使整个屋子变得青葱。与我谈笑的都是学问之人，与我往来的没有浅薄之徒。我可以在这里弹奏不加装饰的琴，阅读佛经。没有嘈杂的音乐扰乱我的耳朵，没有官府的公文劳烦我的身心。我的屋子就好比南阳战略家诸葛亮的草庐和西蜀哲学家扬雄的玄亭啊。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只要住的人品德高尚，简陋不简陋有什么关系呢？
《陋室铭》确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室陋”“心不陋”，是刘禹锡的《陋室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所在，是刘禹锡在和策知县的斗争中采取的一种策略。他明白无误地正告策知县之流，物资生活的贫乏并不能让自己有丝毫的屈服；他旗帜鲜明地鄙视那些无德贪官，企图以安排住陋室来打击自己的流氓行径；进一步影射那些反对革新的当权派，企图用流放贬官的方式来使自己就范是徒劳的。
《陋室铭》和他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名诗遥相呼应。整体体现了清官刘禹锡的高尚品德。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几经调动后，刘禹锡被派往苏州担任刺史。时，苏州发生水灾，饥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从灾害中走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刘禹锡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潇洒居陋室的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当代仍然有很大的积极意义。鉴于他对国家的贡献和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与朋友交游赋诗，生活快乐闲适，得到善终，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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