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学会在南昌举办诗歌讲座

谭振江

山东大学文学硕士，现为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江西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

各位同学、各位文学爱好者：很高兴来到“卧龙人生”文化讲坛做客，欢迎大家参与交流！

一千两百多年前，一位名为崔颢的盛唐诗人登临黄鹤楼，他凝望着芳草萋萋的鹦鹉洲，仰望着白云深处，怅然若失，他不禁追问起故土乡关。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我国诗歌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到盛唐时期更是达到鼎盛。诗歌在我国一向有崇高的地位，《诗经》被奉为儒家的经典，孔夫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诗”，指《诗经》）。可是，到了当今时代的现代世界，随着传统形态生活在各个领域的急剧变化，就世界范围而言与人类历史上伟大诗才的层出不穷、社会公众对诗歌的酷爱、诗歌殿堂的煊赫繁盛相比，现如今诗歌现境令人含羞了。即便在中国这个现代化程度不算很高且不均衡的国家，诗人也被边缘化，诗歌作品受冷遇和排斥，很难进入大众传播的视野。

究竟是何种因素所致呢？我想借本次演讲的机会，试着从文化传播学、思维科学、语言学、社会学、商业经济学等角度，从五个方面作些深层次的探析，以期大家都来关注诗歌的境况，因为这不仅是关怀文化的命运，而且也是对人类社会生存境况的关切。

现境一：变化的时空影响到人们情感表达以及诗歌题材

诗歌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样式之一。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看，因古代传播手段的极端落后，所以朗朗上口的诗歌文体便成为人们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正是借助这种特殊的方式，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以史诗的方式流传和保存下来。如藏民族的说唱体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还因孔夫子说“诗可以观”，所以采诗观俗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成为风习。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变，以通讯卫星为中介的发达的通讯和快捷的现代交通运输，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时空。

首先，我们应看到以往相对稳定的时空观念，逐渐被变化多端的生活时空所打破。上世纪60年代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构想，也就是唐初王勃所表达的“天涯若比邻”的理想境界。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诗人的这一意愿，在当今时代已变为现实了。而现代高科技手段的传播，使古老的口口相传，或是借助竹木、纸质印刷的传播媒介相形见绌。而这对诗歌文体依存的冲击就非同寻常了。

其次，还应看到它对人们情感表达方式及诗歌题材的影响。时空阻隔引发的相思、眷恋，曾是诗歌赠别、互答、闺怨等传统的题材。之所以“春风不度玉门关”，就因有数不尽的征夫怨妇、“断肠人”，受着无穷“关山”的阻隔，这才有长亭送别、灞桥折柳以及绵绵无绝期的辗转反侧和惆怅。你们来南昌就读，如果是在古代亲朋好友间少不了要相互题诗赠答的。可是，有了电话、移动电话乃至可视电话，即便是远在异国他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员，也可常与家人保持联系。那种“烽火连三月”的牵挂少了，甚至没有了。但是要知道，晋代诗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力，正是诗人要打破时空限制的艺术利器。一旦现实变成了“地球村”也就没有距离感，想象力难免就要受搁置甚至遭冷遇了。长此以往，许多脍炙人口的古典诗篇吟唱不衰的主题和这类题材渐渐地就要被淡忘了。当然写还是可写，但谁要是模拟李商隐再写类似《夜雨寄北》《无题》式的缠绵相思的话，就未免有些矫情了。

比如“月亮”，自古以来就寄托着中国古代诗人、游子、孤独寂寞者的美好情怀和遐思。由于科技的发展，月亮的神秘面纱早已揭开。取而代之的是，温情的电话、绚丽缤纷的电视，多姿多彩的生活娱乐。即便是元宵和中秋之夜，赏月之情也被喧腾的电视晚会取代了。随着广播电视的大面积覆盖和普及，她们就如同人造之月，牵引、吸摄着人们的心魂。

再说令诗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如唐初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曾有“后不见来者”的落寞，如今很多风景名胜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片刻的宁静。到处人满为患，要留影还得排队。如果就连旅游都沦为程式化的运转，颐养性情的山水之乐蜕变为商业化的“到此一游”，当天人合一与自然山水的和谐融洽变为了“拍照留念”，再到哪儿去寻觅陶渊明式的田园、王维式的辋川呢？诗人是时空感受特别敏锐的人。这种急剧变化的时空，诗人们如果不能作一种大调整和调试，那么诗人的情感就可能因此受挫，诗歌创作的题材自然就少了很多。因此，这可算是诗人的现境困顿的一大缘由了。

现境二：科技化、标准化、程式化的生活影响到诗人感知思维

诗歌创作经验表明，丰富的诗性艺术思维往往与严谨的抽象逻辑思维是有所冲突的。一首诗篇、一部作品如果要接受抽象逻辑的诸如主题、形象、结构、形式、题材、层次、韵律等层层剖析，那种被陶渊明津津乐道的“欲辩已忘言”的审美艺术境界和趣味岂能不支离破碎呢？这就好比将《红楼梦》分别交由政治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诗词学家、民俗学家、烹饪学家等各学科专家们作切片研究一样可悲了。

在当今现代社会，人们每天都程式化快节奏地高速运转在链条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紧张、忙碌，又单调、乏味，类似机器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枯燥化，心灵疲惫、麻木、郁闷、浮躁，渐渐地失去了灵性。卓别林在经典影片《摩登时代》中对此有形象的绝妙表演和表现。因此人们无暇也无法轻松自在地体验和感受生活、感知世界了。而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便充当人们的耳目。于是，人们不知不觉把大众传播媒介制作、传播、表述、反映的文字、图像、声音的世界，当做现实世界了。这就是美国传播学家李普曼所说的“模态环境”（《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9页）。

无孔不入的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每时每刻都在批量化地制造及制作标准化、单一化的信息潮水，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左右着公众的思维。它的直接后果表现为：一是科技的、商业广告类的词汇与日俱增地暴涨；二是模式化的流行语（包括俗语、套话）的泛滥，粗俗化的各类影视节目包括肥皂剧，占据了现代文化的“舞台”。这一方面使公众成为标准化信息的俘虏并逐渐远离个性化的诗歌作品；另一方面使依托语言文字思考和写作的诗人们也受风习的影响变得急功近利而失去个性风格。这就导致了传播手段与艺术思维、艺术表达之间呈悖逆关系。从兽皮、竹木片到纸张，再到电脑网络，传播手段愈是发达，诗人艺术家的才思反倒越显贫乏了。

中国上世纪末的诗坛曾出现过诗人海子写了有关“麦子”的诗篇之后，于是出现大面积跟风“种麦”；有位女诗人写了“黑房间”的组诗，于是都跟着“开房间”，诸如此类的现象。诗歌是最个性化的艺术创造，简单化地模仿和复制是诗歌艺术的大敌。要走出困境，唯有回到诗歌艺术的本身，从保持诗人的个性与风格入手，力戒科技化、标准化、程式化对诗歌创作的不利影响！

现境三：不断细化的学科和社会分工影响到诗歌文体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专业化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本身就是专业分工细化的结果。这一方面使学科分类更专一；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的职业行为变得片面而又“深刻”地浮浅。传统的诗歌文体被众多后起的新兴文体像筛子一样细化后，诗意被分解、分化、流变了。

中国诗歌一般认为以《诗经》为开端，经汉赋、汉乐府、魏晋文人诗歌到唐代“李杜”达到鼎盛。诗文体在宋词、元曲之后，风采渐失。元明清话本、章回小说成熟后，成就远高于诗歌，以至近代出现“诗界革命”，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催生出白话新诗了。同样，欧洲文学是以古希腊通称为“诗”的史诗和戏剧为源头的。从荷马、维吉尔、奥维德到但丁，史诗在中世纪后就渐近衰落。从文艺复兴、莎士比亚之后，传统的诗文体逐渐裂变，形成了容量大、文体更专一化，涵盖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不断翻新的文体也就是今天的“文学”。庄子有则“浑沌”的寓言极尽哲思。远古的大诗如同“浑沌”之体，如今都让一些聪明人的“机巧”分门别类地凿空了。分工并没有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使各行业在更专门化、专一化，相反却暴露出片面化的“弱踵”。这就是为何把当今诗人、哲学家凑在一起也无法仿制《庄子》这样伟大经典的缘故。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文化的变更，古老的、陈旧的、缺乏生命力的文体被扬弃，新的适应、切合时代要求的新文体应运而生。在中国，仅上个世纪诸如白话新诗、话剧、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电视文学、MTV等趋于综合形式的文体诞生了。传统的诗歌这一向堂皇的文学样式和功能正逐渐被别样的文体所取代。如今网络文学非常红火，手机文学也已出笼并受宠。可以说如今的诗歌文体已经够“单薄”的了。

因此，就诗歌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文学以及诗歌的分化、诗意逐渐流变，对于诗人最后所据守的诗歌及其创作而言是最具挑战意味了。如果不能应对，就会陷于困顿和迷惘。

现境四：过度的娱乐低俗化影响到创作者与公众的审美趣味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尼尔·波兹曼曾清醒地洞察在媒介发达的商业社会中，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等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因此，他在名作《娱乐至死》结尾警醒社会：“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当代批评家孟繁华曾对“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文化领域进行了一次全方位扫描，他敏锐地觉察到“全球化”早已席卷了处于转型期社会变革缓慢的古老的中华大地。一向高贵的文化已在“众神狂欢”中被推倒了。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的界限被打破，一种多元、开放、现代、新质的文化正在生成、展开和传播。消费的大众化、享乐的大众化，正在神话般地进行着文化重构（参见《众神狂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波茨曼所透析的“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在中国已司空见惯了。不仅如此，被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家出版社，1989年，第273页）中称为“媚俗”的文化现象也衍生了出来。屡禁不绝充斥互联网的恶俗、淫秽、色情的颓靡之风，如今都蔓延到了手机通讯网络。就连曾被高度控制的新闻传媒，也在商业运作模式的风潮中逐渐地低俗化甚至恶俗化。如新闻的娱乐化倾向就为广大公众所熟知了。

大众传媒越是发达，其娱乐化的传播危害就越是深广。这不仅误导了大众的审美趋向，而且也消解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它往往一方面使读者难以静心品读和欣赏文艺作品；另一方面又使创作者难有雅兴去思考。这自然就容易导致创作与阅读欣赏的脱节。当今中国文坛、诗界与广大的读者之间，基本上就是处于这种相互隔膜的状态。这从侧面反映出诗人现境的危机。

现境五：商业利诱影响到诗人创作心境及创造力的发挥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加速，被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称为“文化工业”的这一属性特征也日益显现出来（欧同力、克张伟：《法兰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64页）；中国加入WTO后，整个社会在所谓“接轨”声中普遍趋于商业化，各种商业利诱大潮此伏彼起。

浅薄、躁动、疲惫的心境，所需的就是这种即时性的满足，而不是怡情悦性的心灵滋养享受。因此，短期化的快餐文化、快餐艺术也就随之诞生了。这早已不仅仅是欧美后现代艺术的专利，当今中国的许多包括诗歌在内的创作也概莫能外。歌德创作《浮士德》花费60年的毕生精力；传统诗人往往“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如今在急功近利的驱使下，有些诗人、作家动辄百篇、几十万言，其中的思想就如同一杯牛奶倒入了一大池水中一样稀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已进入了昆德拉称为人人争当作家的时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网民数量和网络博客的数量每年都在以千万计的规模增长。但这些大多数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以随笔的形式，抒发的不过是一时肤浅的个人感受或是暴露个人（或他人）的隐私。这对于有些心境浮躁、心性迷乱的诗人也难以抗御。所以，在现境中不难看到，那些行为主义者放诞、自虐式的裸体诗歌朗诵的闹剧以及哗众取宠、无病呻吟，甚至暴露“下半身”的颓废丑态，这些都与程式化的“充欲”生活导致的心灵贫血缺乏艺术创造力有关。要抗御利诱、抵御媚俗，莫过于甘于寂寞、完善心灵了。心灵或者说是心性问题是影响和决定诗人创作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在形色各异诗歌创作者中遴选真正诗人的不成文的法典。探析诗歌现境不是为萎靡找遁词，更不是为束手待毙开脱，而是在于突破和超越。古往今来，伟大的诗人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总是胸怀祖国，心系民生，甚至俯仰天地。如果心中总怀着一种宗教般的对诗、对美的上下求索精神，自然能找到栖身之所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身处现境的诗人，唯有不断开拓创新思想的空间，不断挖掘丰富新的时代内涵，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审美需要。当然这不仅是简单的题材意义上的探索，而且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的熔铸和再生。

乡关何处？依我看就在于心中！让我们期待着这种根植于诗人心灵世界生机活力的伟大的升华与重生！

（2009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