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之职的特殊性

三、史官之职的特殊性

中国的史官一职，自其设置之始，就对充任此职的人员有其特殊的严格要求，并赋予其某些独特的权力。凡此，又都是紧紧围绕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述史，以体现历史、唯物、辩证、求实精神而必需的特殊人才、特殊品德之需而提出来的。

（一）史官须是高级人才

首先，史官必须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精音律、明历法、通法律、懂军事、能文章，善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贯通古今的“高级知识分子”，不然，他就不能胜任述史的工作。其次，史官必须是公正无私的人。因为，只有个人品德高尚，为人正直无私，不图名，不谋利，不畏权势，不计个人恩怨，才能够为国家、为人民、为历史负责，才能秉笔直书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不然，其笔下的史事记载，便不可能成为供后世资治、借鉴的一面镜子，反而会成为遗害于后世的祸根性文字。正因为如此，在先秦历史上，史官一般都为世袭制，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充任此职的。这也是造成一种从小就能接受特殊教育，从而达到博学、砺志，树立一种历史责任感、使命感所采取的特殊措施。

汉代以来，这种史官的世袭制被打破以后，逐渐以文采选用而代替，甚至出现私家述史。这样，便使得一些名利熏心之徒成了史官，由此而出现了述史不实，借述史之机，抬高亲己者，贬低己恶者，甚至为了取悦于帝王，对帝王曲笔虚美和篡改史事的。班固、魏收之徒就是其例。对此，我们不妨举一个述史上的对比性事例以作证：在西汉，司马迁是为史官世家出身，其先祖在周代就为史官，后虽有间断，但到其父这一辈时又做了西汉的史官。司马迁年少时对于做史官、述史事并无兴趣，而是在其父的不断教诲下，才逐渐认识到史事记述的重要性，并最终继承父志，以先贤自励，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而发奋述史以成《太史公书》的。

司马迁事汉武帝为臣，他一家人的荣辱死生，是都攥在汉武帝的手心中的。但司马迁述史，并未因此而为汉高祖刘邦讳，也不为随时可杀他、可赏他的汉武帝虚美，而完全是忠于史官职守，站在为历史负责、为后世借鉴的立场上，对于汉武帝敬事鬼神，重用方士，为追求违背“人固有一死”这一客观规律的“长生不死”，不惜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封禅遍于全国山川，滥建庙宇于各地，候伺神仙一十三载而终未有验的历史事实，都作了如实的记录，并给以恰当的历史评价；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史事，并不因史料不足而不述，也不为汉代多加神化而回避，而是不辞劳苦，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并“北过涿鹿”对黄帝都邑、阪泉、黄帝葬地等遗址、遗迹进行了实地考证，予以实录。特别是针对汉武帝听信方士公孙卿编造黄帝“乘龙升天、长生不死”的鬼话，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就在其所记载的90多位帝王事迹中，有选择地对黄帝、虞舜、夏禹这三个人不同死因、不同葬地的史事作了记载，以证黄帝亦人，非能成仙。更在记述自己扈从汉武振兵释旅归途经涿鹿至桥山祭黄帝时，汉武帝见到黄帝冢时惊奇地问从者：“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以此事实揭露梦求长生不死的荒唐。其对于黄帝、虞舜、夏禹葬地的记载，挑选适当，文笔很妙，喻意深长：“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虞舜是“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黄帝是因地震死于地处涿鹿的都邑轩辕之丘，故只言“黄帝崩，葬桥山”。这是因为，在专记汉武帝史事的《今上本纪》中，详记汉武帝元封元年冬北巡至单于台后，由野狐岭入塞取道河东返都途中经涿鹿之鸡鸣泽至桥山祭黄帝的事，就自然载明了黄帝葬地桥山之所在处。

中国的文字，在其使用之后，是与时偕行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什么新事物，就造出什么字来使用，表述历史上消失了事物之字，也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成为消亡的历史曾用文字。所以，中国文字不仅永远保持活力，而且研究中文的发展变化可以用之以考古。中国在秦以前的历史上没有桥梁建筑，所以，在先秦历史上也没有“桥”字被造成出来使用。所以，历史上就根本不存在一个被称作“桥山”的地名。司马迁是随汉武帝“北过涿鹿”祭黄帝之际，听当地百姓呼斯山为“穷山”，他实地看到斯山东侧峰顶有一天然形成的拱型石桥孔洞，依当时已有桥梁之造，并以“乔”字而记为“乔山”的。我们依着地名学中关于历史地名的演变规律，按着商代帝王祭祀黄帝的甲骨文刻辞、《山海经》关于黄帝陵所在的记载，证之以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对夏代编造神话破坏古代国家祭祀制度，违规祭鲧的驳斥，就可以明确地知道，黄帝葬地之山，初以山峰上拱型石桥孔洞，得名“穹山”，后称“穷山”。秦汉以来史书载之以“乔山”，在有了木字旁的桥字之用后，才书作“桥山”的。如甲骨文中祭黄帝刻辞：《乙》四八三二条：“贞帝穹”；《乙》五三二一条：“戊戌卜，祐伐父用牛于穹”；《存》二·四八四条：“辛未卜，亘贞乎先穹”；《掇》一·四八八条：“己巳卜，王弜步帝穹”等。

中文自其产生之后，走过了一条由简到繁的发展之路，目的是使一字一义的文字表义准确。同样，“穹山”是依山峰上天然形成的拱型石桥般孔洞，按“穹”指中间隆起、四周低垂的物象而得称，但穹一般是指天空，山峰与此义有其一定的差距。故后又造“穷”字专称黄帝陵所在之山，名称读音不变，“穷”字字义则表达准确了：指高极、尽头、极限。《山海经》对穷山的记载，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明确的。《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都），在此穷山之际……穷山在其北。（射者）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此诸夭（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从自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大荒西经》关于“灵山”和“诸沃之野”的记载，又给穷山、轩辕之丘的记载提供了进一步明确的地理位置之证：“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凰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瑶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诸）沃之野。”

《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灵山，在今涿鹿县东南，有东西二峰。西峰名西灵山，海拔2420米；东峰称东灵山，海拔2303米，现为涿鹿县与北京市区的界山，成为旅游的自然风景区。东、西灵山之间为由南向北流的灵山河，也就是黄帝战蚩尤之际令应龙筑坝蓄水、水冲蚩尤城的地方。灵山北22公里处是轩辕之丘，也就是现在所称的黄帝城遗址。古阪泉在轩辕之丘西南3公里，黄帝泉在轩辕之丘东南约300米处的涿水南岸，蚩尤城也就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凶黎土丘”，在轩辕之丘东南3公里，遗址上有蚩尤泉。轩辕之丘东北约3公里处是蚩尤墓，有东西二冢；轩辕之丘以北10公里是穷山黄帝陵所在处，当地人称之为“陵寝山”。山上存有新石器时代至元代祭祀黄帝的黄帝庙遗址，庙址经我和郑光先生调查，黄帝庙始建时奠基用石斧，西汉、北魏、辽代重修证据确凿；穷山以北的山间断陷盆地即《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诸沃之野”；《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海山”实为“海陀山”，有“大海陀”、“小海陀”之分，在诸沃之野东北；《山海经》所记载的“壑山”实则为“豁山”之误书，这就是熊耳山顶上的上新世的三个古河道，“在熊耳山中有三个哑口状分水岭（称达沟、辛窑子和李家沟）。它们皆曾是上新世古河道，后成为分水岭”^[108]；《山海经》中所记载的“西有王母之山”也是熊耳山的一部分，因其山腰有一层白色岩石，当地人称之为“白道山”。“壑山”、“王母之山”确实地处“诸沃之野”西。

夏禹建立以国家为私有的家天下独裁统治后，为破坏古制而将他因罪被杀的父亲列入国家祭奠公开进行祭祀，曾经编造成了一则荒唐的神话故事以为说辞：说是鲧被尧、舜依法处死于羽山后，欲再生而补其过，就变成了一只黄熊，向西北而行，赴穷山向黄帝之灵求救。随后由穷山向南行，到达灵山求十巫以药将其救活。此后，鲧就在诸沃之野（涿鹿之野）帮助百姓播种秬黍，搞蒲编而立了功。因此，鲧属于“以死勤事”者，合该祭祀。所以夏代的国家祭奠之中，就不祭唐尧、虞舜，反祭被唐尧、虞舜依法处死的罪人鲧。战国时的屈原就不信这种鬼话，其在《天问》中这样质问道：“阻（徂）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夏禹是受舜禅让帝位才得以掌权的，其既破坏五帝时期的民主政治，搞了违背黄帝之道的君主独裁制度，又仇恨尧、舜依法处死其父鲧，不将尧舜列入国家祭奠进行祭祀，反编造谎言违制将其父鲧这个历史罪人列入国家祭典，更编造“天赐禹《洪范九畴》”的鬼话，大搞“神道设教”以愚民，用以抵制五帝时期指导国家政治的道学思想。所以，人们怀疑“三代前之文物，完全为夏禹所毁灭，以掩其不仁之痕迹。唯实物不存，若有文字之记载，亦可传实情于后世，故三代之前文字（指史料），亦为夏禹所毁灭。”^[109]这种怀疑，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历史上极难保存下来的上古史料就很难寻找。夏代编造神话以混淆史事，秦汉以来方士们为投秦皇、汉武求长生之所好，更编造了不少黄帝成神、成仙、长生不死的神话。所以，到了西汉之际，就造成了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皆言黄帝史事，而汉代绅士不敢言^[110]的实际状况。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他以历史的使命感和考信实录的精神，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次“北过涿鹿”，经过对黄帝遗址、遗迹的调查，对照古史书所传，于《史记》开篇如实追记了中华民族文明始祖轩辕黄帝的史事。司马迁为了慎重，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11]。然司马迁据古史、重考证，以其实地调查所载黄帝史迹所在，与《山海经》殊途同归，互可印证。

相反，后汉的班固、北齐的魏收，将述史作为个人追名逐利的一种手段，美化自己、贬斥别人的一种特权，就不仅不能秉笔直书，正确述史，乃至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篡改史事，毁坏史籍，编造谎言，这就遗祸千古，给中华民族人为地制造了祭祖而不知祖宗长眠于何地的尴尬！

班彪、班固父子并非史官，其之述史，实因见《太史公书》备受刘向、扬雄等当时社会名流称赞，因而将记述西汉历史当作一种美化帝王、牟取私利、获益于当朝、扬名于身后的途径。先是其父私为，班彪死后，班固归乡继父而述，被人告发“私作国史”下狱。其弟班超恐其兄不能自白，就向明帝说明其兄述史原为追述汉帝功德，明帝命取史稿览后大喜，不仅赦免了班固之罪，而且封其为兰台令史，诏其撰写《世祖本纪》。

然而，西汉225年的历史，司马迁记载已达十分之七八，并公之于世，这对于班固记述西汉历史，是既有利又有“弊”的。有利的是，班固述事可以参照，省了好多事；但班固述史的目的是要借美化汉帝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司马迁对汉高祖、文帝、武帝，特别对汉武帝置黄河泛滥成灾于不顾，而醉心成仙、重用方士、劳民伤财兴封禅一十三载的忠实记录，就客观上成了他美化汉武帝的严重障碍。这就是班氏父子竭力贬斥司马迁，故意制造其“述史不实”，“甚多疏略，或有抵捂”，“是非颇缪于圣人”，以及班固刻意篡改历史，笔移桥山黄帝陵，《太史公书》在他手里神秘地残缺包括《今上本纪》（《武帝本纪》）等十篇书稿的真正历史原因。这里，我们就以班固为美化汉武帝而笔移桥山黄帝陵、篡改汉武帝振兵释旅行军路线等一系列卑劣作为，稍作解析，并由此而论魏收等人有意与无意的附会：其一，司马迁以其亲见、亲闻、亲历的大量史实，记载了汉武帝敬事鬼神、梦求不死、重用方士的史事，如其听了方士公孙卿胡编的轩辕黄帝“乘龙升天、长生不死”的故事后，激动地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又以太史公扈从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振兵释旅”归途祭桥山黄帝陵，当见到黄帝墓冢后惊异地问：“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这种历史事件的如实记述，就以武帝自己的言行揭露了他自己敬鬼神、信方士、求长生、兴封禅的荒唐。班固为了美化汉武帝，一方面将汉武帝到各地“候伺神人”一律改作巡视民情“拯救饥民”之记；在《地理志》中将本在上谷郡涿鹿县的桥山黄帝陵笔移至千里之外的上郡阳周县南，暗以汉武帝曾孙刘询（汉宣帝）滥建的五龙山仙人神祠顶替其迹，再将这五龙山仙人祠移记在上郡肤施县。其二，班固既将位于涿鹿轩辕之丘北的黄帝陵笔移至陕北阳周，这必然要出现司马迁所写《今上本纪》所记载的汉武帝所祠桥山与班固所记不合的问题，于是班固就宣布《太史公书》中有十篇“有录无书”。这样，《今上本纪》等十篇与汉武帝有关的十篇史料便十分蹊跷地不翼而飞了！这就是人们至今难解的《史记》之书残缺疑案。我们从司马迁致任安的书中明确地知道，《太史公书》上起轩辕，下迄于汉武，“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又知斯书有正副两册，一册“藏之名山”，一册“传之其人（于）通都大邑”，斯人就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司马迁死后很多年，杨恽才将《太史公书》公之于世。刘向、扬雄等西汉名人读过《史记》后，都盛赞司马迁为良史，“其文直，其事覈，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们都未说过《史记》有残缺的话，唯传至班固而出现严重残缺。其三，《史记》中缺了记载汉武帝史事的《今上本纪》，这既给班固篡改史事美化汉武帝“清除”了障碍，也使后人无法对照。为了将汉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振兵释旅，过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后回归，越野狐岭，经鸡鸣泽，历广宁，至涿鹿，登桥山，祭黄帝，取道代郡，由河东而归甘泉的行军路线与他笔移于陕北阳周的“桥山”暗合，在《前汉书·武帝纪》中，班固就删除了武帝过单于台之后的一连串地名，将过单于台之前的地名又做一个颠倒，记成了：“行至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遣使告单于曰：‘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

如此，我们研究历史、历史地名后，再读班固之记，就会发现很多怪事而难解：一是汉武帝北巡走的是秦始皇三十年所修的“直道”。其所经地名依次为上郡、西河、五原、北河、出长城、北登单于台，于单于台遣使警告北逃的单于。若依班固之记地名，就成了汉武帝率18万大军在今乌加河处四渡黄河而绕圈子。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除非汉武帝是个疯子。二是汉武帝亲率18万大军巡北边，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以军威震慑匈奴。那么，依班氏之记虽言“北巡”，为什么刚一走到单于台又就又急急忙忙地原路返回了呢？这同样奇怪得叫人难以理解。三是汉武帝遣使警告匈奴主单于，理应在北登单于台时，发现单于已逃之际才对。若依班氏之记，则成了汉武帝从单于台回归千里之后，到了今乌加河（古称北河）的地方才想起遣使警告单于的问题。若如此，当武帝派出使者重新再往单于台以北大漠找到单于，向他发出警告：“单于能战，（汉）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之时，汉武帝不就已回归甘泉了么？如此，还“待”得何“边”之有？四是按史实，汉武帝北巡至少有四次大致走元封元年冬十月的路线，并多次路过上谷郡之涿鹿县，然班固因篡改了元封元年冬十月汉武帝经涿鹿祭桥山的行军路线后，“涿鹿”二字竟成了班固述史中的一个心虚大忌：决不书写“涿鹿”二字！因史事之述实在避不开的，他就记之以“独鹿”。五是继班固刻意笔移桥山黄帝陵之后，又有北齐的魏收，由于述史粗心大意，又在无形中再移“桥山”。魏收恃才自傲，述史很不负责任：他依宫廷史料，在《魏书·帝纪》和《礼志》中如实记载了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在60余年中6次“幸涿鹿，登桥山，以太牢祭黄帝庙”的历史事实。然而，其在撰写《地形志》中，就懒得动脑子，而是将北魏的州郡名与《前汉书·地理志》对照抄写。西汉时的阳周县在后汉就已废除，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曾在今甘肃侨置过一个阳周县，于是魏收于不知不觉之间，就又将班固笔移至陕北西汉阳周县南的“桥山黄帝陵”移到了甘肃的阳周县南，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正宁县南。六是到了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的四子李泰，用萧德言等撰写《括地志》一书，大约是因罗川县（北魏的阳周县，在隋朝更名罗川县，唐沿隋名未变）南本为马莲河而没有山的缘故，就又将这处北齐时移来的“桥山黄帝陵”移往罗川县东的子午岭，说“子午岭亦曰桥山”。七是后晋时，石敬瑭为了借助契丹人之力当上一个“儿皇帝”，就于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十一月割幽蓟一十六州地给契丹，其中就包括了新州矾山县（汉称涿鹿县），契丹人后改国号为辽，因新州有轩辕黄帝陵及唐尧庙、虞舜祠，就改唐代之新州为奉圣州，并于统和十三年（公元995年）八月壬辰日下诏，葺修了桥山黄帝陵庙、历山唐尧庙、虞舜祠，以时而祭。八是辽主耶律隆绪诏修桥山黄帝陵庙、历山唐尧庙、虞舜祠以时祭祀之举的消息传到北宋皇帝赵恒（宋真宗）的耳朵里，这就对以正统自居的“大宋”皇帝刺激不小：自诩中华正统皇帝，黄帝陵庙却不在自己所辖疆域之内，看着人家祭黄帝，自己却干瞪眼没办法！出于政治需要，宋真宗先是命王钦若、杨亿编撰《历代君臣事迹》一书，以便把桥山黄帝陵说到北宋的疆域内好进行祭祀，同时又发疯似的兴封禅，谥孔子，建庙宇，示天下以正统与大治。但王钦若、杨亿之书却迟迟写不出来，急得个宋真宗就只好用“做梦”的办法解决问题，说是他梦见了轩辕黄帝对他说：“吾人皇九人中一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112]，于是就在皇宫中设立牌位祭祀黄帝。等到王钦若、杨亿编撰的《历代君臣事迹》完成后，又赐名为《册府元龟》而刊刻。谎言总是很难编圆的，此书中说：“唐大历四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祭奠。从之。”然唐代史志根本无此事的任何记载，且唐大历间，连《元和郡县图志》还未产生，即使唐人无知而按《括地志》的附会，“桥山”虽经三次笔移，也还只移到了子午岭，离坊州还远着呢！就是坊州，其下辖有鄜城、中部、宜君三个县，到底是在哪一个县？这也还未能说定。九是在缺乏了历史、唯物、辩证、科学、求实精神之后，谎言也真还能够变成“现实”！元朝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二月和七月，奉圣州遭受到两次毁灭性大地震，桥山黄帝庙，历山唐尧庙、虞舜庙全毁，人民死亡惨重，第二年又闹瘟疫。虽然州名改称“保安州”，但此地已成为无官署、无百姓的地方，直到明朝永乐年间才开始了从山西、山东、湖广向这里持续近百年的移民建村活动。也正是在这一段历史上，一处仅凭着飘忽不定的附会而造出的假黄帝陵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政权，为了依时祭祀历代帝王，就于洪武元年、二年、三年连续下诏，命各行省将省内的古代帝王陵庙所在“具图以进”^[113]，同时又“遣使访先代陵寝”^[114]所在。但是，遭受大地震的古涿鹿少数幸存的百姓正在苦难中挣扎，而州、县并元官吏施治，又能由谁对于黄帝陵、唐尧庙、虞舜庙“具图以进”呢？但建政而不祭人文始祖又是件说不过的大事。一直等到了洪武四年十二月，朱元璋只好依礼部据《册府元龟》的不确之记，于庚午日遣使到陕西中部县祭祀轩辕黄帝，朱元璋对自己的迟祭，在祭文中婉转地说了不知陵寝所在的“检讨”性语言。祭是祭了，但这“黄帝陵到底在哪里？中部县先后三易其地，决定在县城北一处地方建陵。所以，直到康熙年间，中部县令李暄一面与宜君等县集资重修“黄帝陵”，一面写诗对此处“衣冠冢”提出质疑^[115]。1944年中部县提出申请，经陕西省政府批准并报中央内政部备案，将中部县改称“黄陵县”^[116]，这就是今黄陵县“桥山黄帝陵”的由来。

由于史官述史不实，造假乱真，黄帝陵竟能在中华大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移来移去，这还能取信于世人？祭黄帝的重大意义就是团结凝聚黄帝子孙振兴中华，但祭假陵，使祭之者首先就不信，因不信所致，这团结和凝聚之力也就要大打折扣了。由此可见，作为史官，其篡改史事，就无异于犯罪！

（二）史官享有一定的特殊权力

历史上，为了保证史官能够忠实述史，历代都对史官给予一定的特殊权力。首先，是朝廷中的各种事件，包括帝王的言行、起居、内廷之事等，凡所有发生过的事，史官都有知情权和如实记录的权力。这些史料记录有的叫做“起居注”，有的称之“实录”。虽然，帝王们对一些事并不想让史官们给如实地记录下来，但他们却无权阻止史官这样做，也无权令其作伪或更改。其次，是史官有评论上自帝王、下至百官是非功过的权力，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此权。然而，自春秋以来伴随着帝王独裁专制的不断强化，史官们的特权也受到削弱，其地位也一再下降，但其权毕竟还不能与其他朝臣相提并论。例如，唐朝中宗时，宰相韦安石曾看过史官朱敬则写的史稿，叹道：“世人不知史官权重于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117]

（三）史官须有特殊的献身精神

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忠实述史，除了给史官以一定的特殊权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史官必须具有不怕打击、报复，必要时甚至为忠实述史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史官是很多的。如公元前548年五月甲戌日，齐庄公被其臣崔杼杀死，太史依实直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对此非常愤怒，就把太史杀了。但是，太史的二弟见其兄被杀，记好的竹简被毁，便又于简上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太史之二弟同样被砍了头。此时，太史的三弟、四弟闻其两位兄长被杀，就进宫当着崔杼的面在竹简上再一次记载：“崔杼弑其君！”结果盛怒之下的崔杼又将太史的三弟杀了。太史最小的弟弟不惧必死之祸，照例如刚刚被杀死的三位哥哥一样，提笔挥毫于竹简：“崔杼弑其君”！崔杼在杀了齐君庄公之后，虽一连杀掉很多敢于哭祭庄公的大臣，但他在史官这种毫不畏惧、毫不退缩、毫不犹豫、坚守职责、秉笔直书事实的气概面前，最终只好让步，任凭史官依实记述其弑君的事实。其时，南史氏闻知崔杼连杀太史的消息后，就急忙怀抱竹简前往，准备继太史兄弟之后，当着崔杼的面照录崔杼弑君的史实，当他跑到宫门外，“闻即书矣，乃还”^[118]。

在中国的历史上，秉笔直书史事，可以说是自轩辕黄帝之时起，就一直保持着的一个述史传统。正是有这些历史上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株连家族的史官们，前仆后继，秉公述史，才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上下五千年的珍贵史志，使后来的人们能够从历史的兴衰中得到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知道历史的公正！唯其如此，贾谊就说：“不知先王之讳与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属其太史之任也”^[119]。像后汉的班固那样刻意篡改历史而精心制造混乱者，像北齐的魏收那样狂傲而不知用心述史者，虽然有之，但终究还属少数。这些少数以其不干净的手脚歪曲历史者，同时也就将其不干净的灵魂和相貌留给了后世，供人们观看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