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守法的观点

五、执法守法的观点

执法者是否守法，事关法治能否实行，尤为重要。故黄帝言：“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为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54]管仲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因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为大治。”

能否做到执法者守法，根子还在于其理论是否正确。如果承认“道生法”的法哲学理论是正确的，承认法律是依客观自然规而行制定的，那么，这样的法律就是公正、公平、科学的，人人都必须遵守，而难分君、臣、上、下、贵、贱。因为，不论是天子还是庶民百姓，在客观自然规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客观自然规律是不依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的利益或意志为转移的。如此，依客观自然规律所制定的法律，也就必须人人遵守，不可以有所例外。如果法律是依统治阶级的利益之需而制定的，只要是法律，它就不代表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就都可以不必去遵守它了。因为，如果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这法律本来就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就自然不是让统治阶级来遵守的，压根就是给庶民百姓们制定的，凡是执法者，就都用不着去遵守！当然，被统治阶级也会说，你那法律所定，是代表你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我们庶民百姓非但不需要遵守它，而且为着我们黎民百姓的利益，应该团结起来砸碎它！事情难道不是这样么？

所以，“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用以巩固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种理论百分之百地荒谬。春秋战国以来，由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性嬗变与歪曲，那个时候的所谓“法家”们，所秉持的就是“法律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信条，他们在法治观点上，就与五帝时期所形成的法治观点完全不同。

（一）反对道德教化，鼓吹“唯法为治”

急功近利，刻薄寡恩，轻视乃至反对伦理道德的社会教育，强调“唯法为治”，几乎是战国之际“法家”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早期的“法家鼻祖”吴起，虽在表面说教上，还未至公开抛弃伦理道德之教，对仁义道德进行攻击，然在其实际行动上，则早已将仁义孝悌置之于脑后了。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他竟可以杀妻、抛母，残害“谤己”者30余人！商鞅在秦国两次变法，一直反对社会伦理道德教育。说：“用《诗》《书》《礼》《乐》孝、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55]。并攻击诗、礼、修善、诚信等为“六虱”：“有六虱，必弱国……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仁义”^[56]，言六虱成群国必乱。主张不贵义而贵法，不崇善而崇法，不尚德而尚法，而唯法为治。

法家韩非，同样为了强调法治的重要，说仁义道德是乱世之教，认为“上贤则乱”，“任智则危”，“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57]，“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58]，“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59]，治国之道就是要“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60]尤其是“行重罚严诛”才可以治国。

（二）宣扬独裁专断，提倡愚民之术

战国之际的法家，都宣扬君主独裁专断，提倡愚民之术，这是他们的又一个共同特点。

商鞅变法，其总的特点就是贬道德，严刑法，奖告密，行连坐，愚人民，重农战，贱工商，加重对人民进行苛税盘剥。这一切都是以愚弄人民、使用权术为其重要手段的。他说：“民愚则易治也”^[61]。“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62]。至于其法治理论，则不过是“以奸治善”的权术使用：“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之强国。”^[63]

申不害与韩非，对于君主独裁专制，独擅生杀权柄，去贤任愚以为爪牙，加强对人民的监视、控制、压迫，更是论之至极。如申不害认为，凡君主者，应有“独视”、“独听”、“独断”的统治手段，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可以为天下主”^[64]。而韩非则又将李耳的“愚民”思想，申不害的君主“独断”权术，商鞅的“唯法为治”进行三结合，发展成了一套阴险、残忍、毒辣的君主独裁理论，堪称一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愚民独裁法术家”！他不仅鼓吹“去贤而有功”、“去智而有明”，而且也同李耳一样，向封建独裁君主献计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65]，君主愚弄臣属以达独裁而威，其机要在于将一切愚弄人的机谋深藏不露，且使用中要不择手段：“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66]。至于方法、手段，则尽可能要灵活多样，随机应变，让臣属们防不慎防，以使其上当受骗。如“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由此而责臣以不言事之罪；对于那类敢言、善言、多言而不善做事之臣，令其去多做事。

对于另一类善于做事而不善言辞者，则偏要令其言事……如此，便可以做到“使人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结果，就是要做到无论“言默，则皆有责也”^[67]。这简直是一种无赖理论！在韩非的所谓“法家”理论中，一切自由都在禁绝之列，他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又次，禁其事。”^[68]

（三）主张严刑酷法，以屠戮为治

战国之际的“法家”都强调君权至上，鼓吹严刑酷法，以屠戮而为治，它业已完全摆脱了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影响，同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相对立，而成为以李耳离经叛道的愚民谬论为特点的、完全为封建君主独裁统治服务的一种思想观点。如慎到说：“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商鞅说：“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事则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同样，韩非极其赞成商鞅、申不害关于加强君主独裁专断、严刑酷法为治的观点，他认为君主必须操生杀大权以制臣，“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捶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

纵观历史，中国早期的法治思想虽有着从立法、执法，到正名、求实等方面，都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的科学论述，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而未能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学思想理论体系（例如，没有司法独立、司法监督的理论产生）。因此，中国是一个曾经有过科学的“法治思想理论”的国家，则实际是一个没有形成过“法制”历史的国家。至于到了战国时期及其以后的“法家”思想，则完全是脱离中国上古的法哲学理论，依据封建君主独裁制度之需而另起炉灶，并吸收了李耳的愚民思想所形成的。所以，这种所谓的“法家”观点，其本质就是愚民、苛刑、独断、使用权术的君主独裁为其灵魂。它构不成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名为“法治”，实质讲的是“人治”。而这些积极为封建独裁统治者鼓吹刻薄、寡恩、凶狠、残暴理论的急功近利者，往往也既暴贵而又暴亡，受到了自己所鼓吹起来的理论之害：吴起伏尸受刀箭，商鞅功毕被车裂，韩非被逼而自杀……不知他们在九泉之下，那含恨的灵魂是否还赞成“严刑酷法以治”的理论？战国七雄中的秦国，以最残暴的对人民剥削、奴役、严刑加愚弄而崛起，但也是由其凶残的所作所为而为自己掘好了坟墓，亡之亦速。因为，秦始皇接受李耳残暴绝学、愚弄天下人民的思想太深了！何以不受因果报应规律之制裁？

然而，可悲的是，战国时期鼓吹起来的这种处处违背哲学规律的严刑、酷法、独裁、专制，加之愚民的“法家”思想，其流毒甚广，危害至深。要做到历史、唯物、辩证、求实地批判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真是一件存在着相当困难的事，绝非一蹴而就。正因为如此，也就客观地反映出，我们在真正地弘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方面，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