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的数量化

质的数量化

洛·霍尔兹是形形色色美国人中的普通一员,唯一有些特别的是他后来成了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橄榄球队的教练员。就在霍尔兹肩负起这一职务的前几年,他曾经为自己精心制定了一则内容极其详尽的备忘录,主题是“在我死前必须做掉”的107件事情,包括从参加白宫晚宴到尝试高空跳伞等方方面面,内容几乎涉及人生的全部领域。迄今为止,霍尔兹已经实现了他的第91个目标:看着自己的4个孩子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

霍尔兹所要完成的107件事情,绝非惊天动地的壮举,何况在他担任橄榄球队教练之后,处境和视野的改变必然会大大拓展原来的备忘录,增添诸多同橄榄球教练的身分相称的事情来。显然,上述的“霍氏备忘录法”在不断重组的时空面前很难产生出一份完备的清单来,这是因为,站在特定的时空交叉点上筹划未来生活,仍然是对已有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的一种归纳,而归纳在逻辑上终究是不彻底的。

霍尔兹认为:“设定一个目标后不懈地去追求,就可以使自己从生活的旁观者变成一个真正的参与者。”这种自我表白也不是关键所在。生活的旁观者与生活的参与者之间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含混的:生活离不开劈柴担水油盐酱醋,穿戴和用餐、交谈和争吵、接吻和祈祷,都是日常生活最坚实的构成,在此意义上,霍尔兹的备忘录同每一位家庭主妇的菜单又有多少区别?

然而,从深层次追究,霍尔兹的备忘录毕竟还是不同于家庭主妇的菜单。问题的核心就在于,107件普普通通的事情是霍尔兹“死前”必须完成的,实质上构成了霍氏全部生活的总和;而家庭主妇之为家庭主妇,在于她们不能自觉地把日复一日的菜单同“最后的晚餐”联系起来。

霍尔兹的备忘录由于同死亡相牵涉而耐人寻味。这不是以死亡来限定生存的一种注解方法,而是直接图解人生的一种策略。死亡是生存的负面,是从否定的方面来规定生;而凡言死者必定重在谈生,这是“遮诠法”的巨大胜利。根本而言,美国人的价值取向是重生的,过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是“美国造”的理想。

人生是一种质的规定。欧洲思想家们曾经世世代代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角度对人生作过耐心而又谨慎的思考: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对“to be or not to be”的咏叹,就是典型地从质上对生命的内在张力和生活的终极价值所作的玄思。但在重生而又务实的美国人那里,哈姆雷特只能作为一个文化丑角被加以嘲笑。霍尔兹制定备忘录为自己的生存定位,代表了摈弃抽象思辨色彩的美国人的一般思维走势:把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生命和生活实证化定量化或计量化地拆解为一个个明晰实在的具体目标,这些目标经得起社会范围的衡量、评估和描述,从而使人们在实现的过程中具体真切地感受时间的意义、生命的进程和人的力量。

这是一种把质加以数量化、定量化或计量化的智慧。

这种量化的智慧,同美国人对数字的特殊偏好相关联。

在美国人看来,不同的民族或种族具有不同的血缘关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唯有数字才是人类的一种普适语言,因此,数字比英语更能够成为美国这一“民族大熔炉”的维系力量。

数字又是一种中性语言,它舍弃了善恶、好坏、美丑、贵贱等等传统的道德蕴涵,使得英雄和小丑这一古老神圣的对偶关系断裂崩溃了。伟人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不都是通过一定数量的百分比来加以衡量和判定的吗?数字可增可减,具有无穷递增或无穷递减的特性;以数量来标明的富人和穷人的角色也就相应地可以不断变化。

因此,民主社会天然地是量化智慧的私生子,统计学是衡量这一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数学坐标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骨架或经纬,每一个人都能够循着这一座标的纵轴和横轴来寻找和确认自己的身分和地位。对于美国人而言,数字的无穷递增性同时也就蕴涵着生活理想的无限可能性。

于是,我们看到了美国人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数字崇拜”。

1905年,“营养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专业首先在美国诞生,营养学所提出的“均衡营养”的概念,却是通过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的客观百分比来表达人体健康的质的规定的。

1928年当选总统的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在竞选总统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口号:“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

中产阶级一向是美国社会最强大坚实和最基本规范的构成力量,这种力量的精神支柱是中产阶级祖祖辈辈魂牵梦绕的“美国梦”。“美国梦”的具体内涵是:结婚,家住郊外,生孩子,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过舒适富裕的生活。而差不多就在胡佛提出他的竞选口号的同时,“美国梦”也以一种定量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即“一个家庭,两部汽车,三套住房,四台电视机”。这些数目既是确凿可求的生活指数,同时又是一种符号化象征,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美国化信念:特定的质必须通过一定数量的累积来完成,舍此别无选择。

GNP成为一种全球性通用习语,是美国人的量化智慧在世界范围进行征伐的一次成功战役。人口统计和计划统计虽然是欧洲思想的专利,却只有在美国的土壤上才呈现出强劲的产业化趋势。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内茨首创“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ion)这一经济学概念,并于1946年首次公布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后,统计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思维方法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库兹内茨因此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举世对数量化、定量化或计量化智慧运作方式的褒奖,是抽象化、思辨化或形而上学化思维方式的一次受降式。自此,GNP这一缩略语逐渐冠冕堂皇地进入各种版本的美国常用语词典,其所传达的一个显明数字竟然成为衡量各个国家经济综合实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最权威尺度。

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质的量化的智慧运思方式硬是促使美国人创造出一种“痛苦指数”(Misery Index)来衡量本国的经济困难程度及人民的生活质量。这项指标相当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总和,如果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两项指标均下降,就可称之为最佳“痛苦指数”;如果两项指标一升一降,就称之为一般“痛苦指数”;如果两项指标上升,则称之为最差“痛苦指数”。大部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都可以从“痛苦指数”中得到反映。因此,美国公民的选举意向也便直接受到这项指标的影响。1976年,13.5%的“痛苦指数”使福特总统在竞选连任时败给了杰米·卡特,1980年,19.4%的“痛苦指数”又使卡特总统在竞选中“名落里根后”,而1984年“痛苦指数”为10%(其中失业率为7%,通货膨胀率为3%),可以说处于最佳状态,从而使里根总统在竞选连任中获胜。

事实上,质的量化也使美国总统的职位不及职业篮球运动员那么有吸引力,因为从薪水、旅游机会以及安全程度等因素来衡量二百多种专业性职业,美国总统平均每周工作66小时,年薪为20万美元,而职业篮球运动员平均每周工作30小时,年薪却是66万美元。总统的名号是抽象的,职业篮球运动员的年薪才是直观的。通过数字上的比较参照,传统道德伦理所规约的等级观念被根本性地动摇了,如果说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着等级制,这种等级制首先必然是一种数量等级制,它不可能通过血缘世袭或蒙受恩宠来改变,而只能依赖于人们在数量累积上的不断劳作。

量化的智慧本质上是一种发达的科学意识,因为科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证实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事物的量值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必然会引起质变,例如,当分子里原子的数量积聚到10⁸以上时,无机物就演化为有机物,同样,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的数量超过10⁹之时,大脑就能从自发意识演化到自觉的意识,而狗脑就只有10⁸个脑细胞。

如今,美国的科学家们又在试图运用打点计数法向宇宙空间发出信息,以便取得同“天外来客”或“星外文明”的沟通。谁能否认这是量化的智慧向“星外文明”所进行的一场美国化远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