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洞的能指

上帝:空洞的能指

上帝的神性照亮和唤醒了人类的智慧,这种非知识性的智慧使得人们能够自恃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同时又使得幸福与痛苦、欢悦与悲伤、荣誉与耻辱成为人类所要面对的不可避免的东西。然而在上帝巨大的光辉笼罩下,人类的符码化智慧又无可逃避地返照到上帝。这是一个无比巨大而又深不可测的深渊,是智慧的深渊、光的深渊。敢于面对这个深渊的人曾这样宣告:这个无处不在的裂隙是希望之源。

纽约市非官方的圣歌唱道:“如果我能在那里立住脚跟,我何处不能成功?”最早到达美洲的清教徒之所以能够在那里的险恶环境中立住脚跟并且处处获得成功,靠的也正是上帝。

美国人至今对于这一点仍深信不疑。

于是,“上帝”一词成为他们宗教信仰的核心。

于是,他们在美国硬币上铸刻下了这样的字句:“我们信靠上帝!”

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这种铸刻行为会产生什么负面的效应,———把信仰宣言铸刻在人人信靠的准硬通货上,不是对于上帝表示的最大的虔诚吗?人人都真心实意地这么想。

唯一的例外是西奥多·罗斯福。这位美国第26任总统警觉地发现:在硬币上铸刻这样的字句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符码化行为,这种行为本身成为对上帝的最大亵渎。因为《圣经》“十诫”的第二诫便曾明确禁止这类行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产物。”^[6]于是在1907年,罗斯福授权雕刻家高顿斯改变10美元和20美元金币的设计,将“我们信靠上帝”的字样彻底去掉。

在他们看来,一位必须依靠人去证明其存在的上帝,最终不过是一位不具有神性的上帝。要靠把上帝铸造在钱币上来提醒人们时时想到这位人类之主,从而显现出上帝的存在,这种行为本身非但无法证明上帝,而且这种证明的结果与渎神没有差别。在他们眼中,信仰与认知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但是此举却立即遭到了神职人员的激烈反对。迫于压力,罗斯福不得不亲自签署在金币上恢复“我们信靠上帝”字句的议案,并使之具有法律效力。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改革政举宣告破产。有意思的是,在这一事件中,身为上帝福音传授者的神职人员没有遵循上帝的戒律,而身为美国人世俗领袖的罗斯福却直接要求以天上的律法来使人民真正成为上帝的臣民。

显而易见,在这里“上帝”的概念一直在变化。作为实体而存在的中世纪式的上帝已被彻底抛弃。上帝也不再只是存在于美国人的心灵之中,而是更直接地在人类活动中与人遭遇。在美国人看来,无法谈论上帝,但能够谈论人。

其实,历史发展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时代,把上帝视为一种符码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实。罗斯福之后的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认定美国的事业及希望在于大搞实业,于是提出:“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从此,实业替代了上帝而成为人们狂热地献身于其中的崇拜对象。

在这里,我们同样能轻易地看到“上帝”概念的变化。在基督教中,上帝应该是绝对的别名,绝对即意味着无对,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与之相对,从而就是无限。而在这里,人们不但把上帝当作一个认知的对象,并且是当成一个实在的参与性对象,那么上帝作为绝对而存在就绝无可能。将上帝从绝对的宝座上拉下,使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直接面对上帝,这正是美国人实用智慧的体现。

一位名叫布鲁斯·巴顿的美国人躬逢其时,便在他那本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不为人所了解的人》中写下了惊世骇俗的奇论:“如果耶稣在世,他也会到广告社去当会计主任。”^[7]

美国社会学家R·贝拉曾经把美国人围绕着上帝而展开的宗教崇拜命名为“国家命运崇拜”,即认为只有自己所在的民族和国家的成功才是上帝恩宠的最好表征。这种“国家命运崇拜”实质上包含着上帝符码化的转换过程。

到了本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更是把全民性的宗教同“国家命运崇拜”成功地溶合在一起。1954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举行了极具宗教色彩的就职典礼:他自己所乘坐的轿车排列在盛大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被人们称为“上帝的彩车”。资助他竞选的富翁们所乘坐的豪华轿车则紧随在“上帝的彩车”之后。在就职典礼的演讲中,艾森豪威尔宣称:“本政府除非建立在一种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我不管是什么信仰———的基础上,否则就没有意义。”也就是在同一年,美国国会的《效忠誓词》中写进了同样是符码化成果的“上帝高高在上”的华丽词句。两年以后,“我们信靠上帝”几乎成了所有美国官员的座右铭。可以说,宗教在一个时代的盛行,同时也就伴随着符码化运思方式的盛行。宗教本身的意义便不再只是单纯的崇拜,而是成为一种人们与他人、与社会互相交流、互相沟通的可能中介。在美国,宗教便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而上帝则是一种符码,是美国政府维系社会的公共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有效手段。

在符码化的运思系统中,“上帝”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不再拥有确切的所指与其相对应。这是人类抽象化思维的普遍结果之一。抽象化也就意味着:语词符码已经同它原有的使用情景完全脱离,再也难以返回到原来的生活之流。这种抽象化发生在“上帝”一词之上是别有意味的。

本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黑人反抗、青年造反、女权运动大风暴的数度冲击,很难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在美国被当作是神圣的了。女权运动的激进目标之一,就是要把“上帝”———这一符码———从男性改为女性。1966年复活节的前一周,《时代》周刊在其封面上赫然登出了一个令所有美国人都大为尴尬的问题:“上帝死了吗?”于是引起了神学上的一场激烈辩论。不难想见,这场辩论很大程度上只是又一场符码的智力游戏。“上帝”总是被作为人们所面对的东西在谈论着,“上帝”无法行动也无需行动,因为人们已经在行动着。当时一条张贴在汽车上的标语就作出了在这种符码化运思驱使下所做出的引人注目的回答:“上帝活着,躲藏在阿根廷。”

【注释】

[1][美]赫伯特·西蒙:《人工科学》,商务印务书馆1987年版,第6页。

[2]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3]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7页。

[4]参见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0页。

[5][美]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贾秀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

[6]《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

[7]参见《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