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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角色的断裂

时间:2022-01-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美国的“60年代”,正是这样一个人与角色断裂的时代。正是这对矛盾,使现代人自我分裂的意识日益增强。分裂意识始终是由艺术领域承担起先锋的角色,在美国更是如此。但是如果从现代人的“自我”与“角色”的断裂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仍是有线索可循的。由此,人与角色的断裂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人与人及角色与角色之间的交往日益显得更为根本。为了缓解角色间及人与角色间关系的紧张趋向,消费本身承担了愈来愈重要的任务。

人与角色的断裂

角色本身不是一套正式规定的责任,而是一套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它往往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这里就涉及了“角色”与“人”两个概念的关系问题。在现代社会,“人”的概念常常表现为“自我”的概念。行为者总是力图通过加强“自我”概念来表现自己,并通过行为暗示来互相赋予角色。以往,人们关注的总是“自我”如何符合角色,如何通过缩小“自我”与角色之间的差距来缓解社会化行为的压力;而今天,人们所关注的只是“人”与角色是如何断裂的。如果说前者涉及的是“人”与角色间是如何符合的问题,那么后者发问的便是“人”与角色是否符合。

美国的“60年代”,正是这样一个人与角色断裂的时代。对于美国人而言,“60年代”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是美国文明在本世纪的一个分水岭。即便从时间上讲,“60年代”的范围也应以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在这个时期内,美国发生了影响深刻并被大肆宣扬的文化与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变革可以用多极化、丧失中心等来概括,但“断裂”概念则更为确切。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角色与人在当代社会的断裂是由于角色专门化所致:“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强行促成了一种狭隘的角色专门化。一度曾以家庭为中心的广阔的生活范围(也就是工作、娱乐、教育、福利、健康),日益被一些专门机构(企业、学校、工会、社交俱乐部、国家)分别占领了。角色的限定(我们戴的许多顶不同的帽子)变得更加明确,在关键的工作领域,任务与角色业已高度专门化。”[7]

正如贝尔所说,现代人在作为消费者而活动于消费领域之中时,有着较为宽广或独有的生活方式,既“社会流动性”较强,而等级制度、工作的专门化、定额制度等规定则使角色日益专门化。正是这对矛盾,使现代人自我分裂的意识日益增强。

分裂意识始终是由艺术领域承担起先锋的角色,在美国更是如此。从艾伦·金斯堡的诗到犹太作家群,从黑色幽默到摇滚乐,从实验作家到学潮,这一切都将这场文化变革从一个高峰推向另一个高峰。

金斯堡在50年代,是作为一名满腔怒火的预言家登上舞台的,他向美国喊道:“吃人的世界”。而到了60年代,他却成为一个善于忍耐、富有魅力和愿意妥协的人。这种变化本身正是这场文化运动的表现。他在下面这首题为《日落》的诗中,表达出了普遍的分裂意识。

当整个朦胧的世界

满是烟和蜷曲的钢

围绕着火车车厢中

我的头,而我的思想

穿过铁锈,漫游于未来;

我看到一个利欲

熏心的原始世界上

太阳落下,让黑暗

掩埋了我的火车

因为世界的另一半

在等待着黎明的到来。[8]

保罗·古德曼这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造反运动发生前7年便对它做出透彻分析的演说家曾自问道:“我为什么要去?啊,我为什么要去?并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出风头。我去是因为他们请我。既然当初我被逐出社交界而老是苦苦抱怨,现在人们请我参加,我又怎能粗鲁地加以拒绝呢?”[9]

对这位才华横溢而又始终充满激情出现在人群之中的文化英雄,迪克斯坦评价道:“如同艾伦·金斯堡,古德曼在60年代不仅仅是一名作家:他是一个无孔不入的和无法避开的存在。在60年代,诗歌和理论都与魔鬼订立了契约,并遵从马克思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造世界的劝告,深入到街头群众之中。”

在这里,实质上已经涉及到两个日益模糊的概念———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由于这两个概念本身之巨大,要全面解释是十分困难的,这种困难更在于这两个概念本身仍在不断发展、转变和渗透。但是如果从现代人的“自我”与“角色”的断裂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仍是有线索可循的。

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否定”与“反抗”似乎是这一运动的最明显的标志。在漫长的文化历程中,它总是作为一种先进意识而不断地向固有的社会结构发动进攻。秩序、权威始终是它的敌人。它要求抹煞一切审美距离而关注当下目前的存在,要求坚持自我的绝对超越和无限性。正如欧文·豪在《文学和艺术的现代思想》中所说的,现代主义“存在于对流行方式的反叛之中,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现代主义注重现在而非过去,它站立在历史的巨大裂隙之中而宣称超越的无限性。

而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则将这一倾向推向了极端。米歇尔·福科、罗兰·巴特、威廉·让·热奈、诺曼·梅勒这些文化探险者们打破了一切处于“中心”的东西。现代主义尽管始终要求打破秩序,但它所借助的原则、逻辑却仍属于与原有形式,它的对抗仅仅是直接的对抗,所以它多少仍带有以否定来肯定的意味,而后现代主义则直接奠基于超越,与原有秩序根本脱离。或者说,它不屑于原有秩序相对抗,或者说它已经把原有秩序“异想天开”地融入了自身之中。它根本抹煞了事物的界限,抹煞了知识与活动的界限,抹煞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文明的标志不再是发展而是衰落;先锋派不复存在,因为它自身的泛滥将它消耗殆尽;现代主义也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根基———反抗与否定的对象。由此,人与角色的断裂无可避免地产生了。

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发展的趋向来看,这种文化是消费型文化,从而是大众文化。人与人及角色与角色之间的交往日益显得更为根本。

为了缓解角色间及人与角色间关系的紧张趋向,消费本身承担了愈来愈重要的任务。但是消费自身的发展却又恰恰是产生角色与人之间脱离的根源所在。这对矛盾是现代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为了缓解角色间关系的紧张,角色公式化、程序化也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措施;但是,消费社会中的人却注定是片面而多重性的。这对矛盾更加剧了上述的脱离趋向。

总之,断裂不是超越经验,而是经验本身的断裂。角色与人之间的断裂则是整个文化的历史的断裂的表现。

【注释】

[1]康马杰:《美国精神》,南木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2]参见[英]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张峰、吕霞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8页。

[3]惠特曼:《草叶集》,赵萝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4][美]索尔·贝娄:《赫索格》,宋兆霖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

[5][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

[6]索尔·贝娄:《受奖演说》,引自《赫索格》,宋兆霖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493页。

[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1页。

[8]《美国现代诗选》,赵毅衡编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24页。

[9]③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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