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泻千里白水江

一泻千里白水江

　　——谨以此文悼念张三元夫妇

○双一木

常年碧绿的白水江在文县南部由东向西纵贯全县，那甘甜的江水浇灌着沿江两岸的块块稻田，畦畦蔬菜，养育着文县二十几万各族儿女，也是一条靓丽的风景线。如果说白水江是一条绿色的彩缎，曾经点缀于沿江两岸的油房、水磨、碾花、弹花机房，就是串在这条彩缎上的颗颗珍珠。今天沿江两岸十余座发电站，就是这条彩缎上璀璨的宝石。文县人给这条江寄予了多少情，投入了多少爱，不用我在这里一一述说。而我却在白水江畔度过了纯真的、梦幻般的少年时代。这条白水江也给我留下了多少叹息、感伤，进而产生了怨甚至恨……每年都有人不慎丧命江中，我有时疑惑这条江里是否藏有生吃人肉的妖怪……我眼前不由地浮现出印象中最难忘的两件事：

——1953年，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搞基建，为了节省开支，学校雇人在白马河上游伐木，并将伐好的木料制成木筏，装载着木料推进白马河，顺河而下进入白水江。等冲到县城地段时，组织游泳技能好的六个同学严阵以待。木筏漂来，六人跳入河中，去抓住那木筏上预先拴好的藤条，游到岸边递给岸上的同学们，大家用力把木筏拖上岸来。汪恒礼同学的水性最好，他最先抓住了木筏上的藤条并且游到岸边，交给了站在岸上的同学们。基建的木材运输成功了，我们欢呼，我们雀跃，我们放声高歌，收获着胜利与成功的喜悦。可是第二次运送木材的过程中，由于是暑假期间，只有家在县城的同学参加，我们“五五级”的司玉成同学在下河去拉木筏上的藤条时被白水江卷走了，直到距县城六十公里的筏子坝才找到了尸体。

——1961年秋，我们上高中时的文学老师韩其昶。因被打成“右派”在原籍文县城关一个生产队里管制劳动，后来接到地委通知，并给他汇来了四十元钱，要他去地委的甄别办公室去甄别他的问题。他已买好了第二天去武都的汽车票，头天下午他一头挑着一大筐酸菜，一头挑着一只水桶，准备将酸菜淘好后同时挑一桶水回去。就在他淘酸菜时掉进了白水江，就再也没能上岸。

今天我又突然接到电话，同窗六年的张三元同学和他的老伴尤明花早晨在白水江边散步，尤明花不慎落水，张三元下河抢救，二人都不幸遇难。

我和张三元是1952年相识的，那年我们同时考入了文县中学。只不过他毕业于城关小学，我毕业于碧口小学。那时的中学生，除了学习外，还有大量的社会工作。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消灭“四害”，普种牛痘等等。干的时间最长的是宣传工作，各班都要排练一些文艺节目，利用周六的晚上和周日去县城周围十里以内的各个村寨演出，主要是宣传中苏友好和《婚姻法》。全校也排演了大型现代戏《小二黑结婚》，张三元同学出演小二黑。这场戏在全县公开演出后，张三元一下子成了全校乃至社会各界的知名人。他那高高的个子，健壮的体魄，黑里透红的肤色，浓眉大眼的男子汉风度。再加上他对戏中人物的把握和投入，真把个小二黑给演活了。记得出演小芹的是高我们一级的刘海玉，她初中毕业后就成了县剧团的演员。在初中上学期间，张三元，一直是县秦剧团的票友。他在《闯王李自成》中扮演武生李岩。我对他踩着古装戏曲鼓点，担柴下山的舞蹈动作至今还记忆犹新。每天下午他都要给家里挑水，礼拜天上山给家里拉柴，我羡慕他强健有力的体魄，钦佩他的勤劳，就主动与他接近，我们成为了好朋友、能说到一块的好同学。还是在上初三时，到丹堡去春游，我们初三班的所有男同学住在一个农家院子的厅房里，地上铺着稻草，我们用自己背来的被褥，要在这里过两个夜。第一天晚上熄灯号响了，大家正要吹灭用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钻进被窝时，张三元对大家说：“同学们，这台子上到院子里的踏步是十二个，你们晚上起夜摸黑可以数着走，谨防跌了。”这句话使全体同学深为感动，要不是纪律的约束，当晚肯定会议论很长时间。1955年，张三元和我们都考入了全地区仅有的一所高中——武都中学。他一心投入学业，学习非常刻苦认真，1958年他考入了兰州大学生物系。记得1960年暑假，我从东北回家路过兰州，到兰大校园内找到了他。他面如菜色，全身出现了浮肿，说话都有气无力。我们在街上的一个大众食堂里，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排队到了买饭窗口。吃饭时他小心翼翼地防着周围的人，还提醒我要小心饭食被抢。果然，我们好不容易买来的饭菜吃了刚过半，就被周围几个衣冠楚楚的人，如饿狼扑食般从我身后抢了去，他埋怨我没听他的话，太大意了。分别时我给他留下了几斤粮票和一只我装书用的大木箱。事隔几十年后，他屡屡说我的那几斤粮票救了他的命，我给他的木箱，他一直存放着，说那是同学友谊的见证。

他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分到武都地区农科所工作，一直是科研骨干，学术带头人。遥想当年，张三元和青梅竹马的尤明花结为伉俪，正值青春年少，事业有成，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传为佳话。1968年夏秋之交，他出差到碧口，在街上意外地遇上了我。他要我带他去看望他的小学老师刘绍龄。刘绍龄也是我的老师，又是我裙带关系的兄长，195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刚刑满释放回来。我们来到刘家，见刘绍龄较十几年前黑瘦了也苍老了许多，但脸上仍挂着乐呵呵的微笑。他进门就说：“刘老师，听说你回来了，我到这儿出差，顺便来看看您。您身体还好吗？”刘绍龄笑呵呵地说：“很好啊！你们坐，你们坐。”可是哪里有凳子呀，刘绍龄指着一个小木凳，让张三元坐，又将一个木墩子指给我坐，而他自己则没有什么可坐了。我们三人谦让着，刘绍龄随身坐在了做木工活的马板上，又招呼我们坐，我们才坐了。这时刘绍龄的妻子用两个大小不一的土巴碗给我和张三元各倒了半碗白开水。她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张三元问这人是谁，张三元抢先说：“我是刘老师的学生。”刘绍龄也笑着点头。张三元说：“您回来了，当地政府对您是咋样安排的？”刘绍龄收敛了笑容，小声地说：“到家的当天就到镇革委会报了到，因为回来还不到两个月，现在还没有什么安排，以后怎么样安排还不知道。”他又说：“那么您现在以什么谋生？”刘绍龄指着坐在屁股下那做木工活的马板和那些木工工具说：“干这个，也还可以。”他又说：“困难一定不少吧？”刘绍龄又笑呵呵地说：“困难真的不少，就不给你们一一说了吧！”张三元起身告辞，我先朝门外走去。这时张三元给刘绍龄留下了二十元钱，我奇怪这刘绍龄既没推辞，也没说谢谢，不自主地转回头来看。我见刘绍龄两眼里饱含泪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连送我们出门都是用的手势。归来的路上我说：“你这人真胆大，这个时候你敢来看他！不怕红卫兵来造你的反！”他笑着说：“他是我的老师，是他给我传授科学知识而让我敬重，我来看我的老师，与他是不是反革命，劳改没劳改过没有关系。”

他在深山老林里去研究冬虫夏草两年多时间，1987年秋天终于成功。中央一台在晚七点的新闻联播里报道了他研究的成果。他是我们前后十余届初中同学中唯一一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1990年前后，他到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任副局长，直到1997年退休。

我和张三元有半个多世纪的交情，他们俩口给我留下了太多难以忘怀的回忆。他为人真诚，谈话中能直抒己见且说话风趣。他重情谊，轻钱财，凡有人向他求助，只要是他能办的，总是乐于帮。

噩耗传来，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个事实，打电话多处询问，果然是真，不由得我老泪纵横，不能自已。这天气也与我的心情一样，天是灰蒙蒙的，浓雾全遮了四处的山峰。地是湿漉漉的，路上很少有行人。四周是寂静的，我仿佛听到的全是哭泣之声。秋风丝丝，吹乱了满头的白发。泪花团团模糊了本来已经昏花的老眼。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的儿子张伟和女儿张琳发去一份唁电，除此而外，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双一木，本名张国林，文县人，原康县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