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与强权

随感：辩论与强权

陈　志

强权似乎意味着有些霸道,把辩论与强权联系起来也许有些荒谬,但是辩论好像确与强权有一些联系。每回看罢辩论赛,都从中感受到了强权的味道,从辩论的言语到立论,从盘问到自由辩论、总结陈词,似乎都弥漫着浓烈的强权味道。

话语中的强权

在辩论队的一次讨论中,大家谈到什么样的辩风最为可取,领队说“黄山杯”辩论赛中有一位辩手,不给对方扣帽子,不指责对方的话是错的,而是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还存在什么什么问题,这才是高明的辩手。我也深有同感,觉得既然人们都认为辩论赛的意义不只在于竞赛本身,期望辩论赛还能起到“弘扬民族文化、传播科学精神、交流学术成果”的作用,那么辩论就应该以摆事实讲道理为主。但事实上辩论赛却往往陷于技巧之争,显得强词夺理、机变诡诈。

典型的现象是,在辩论的叙述中随意地下结论,或者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对方和观众已成为辩手传达意念的主要方式。如,“对方的逻辑混乱”,“概念不清”,“自相矛盾”,“十分片面”,“是荒谬的”；”对方混淆了……”,“根本就是……”,“对方辩友不了解……还妄谈什么……”,“恰恰是对方辩友所犯的最大错误!”等等,这一类叙述方式被普遍地运用。这种不容置疑的语言叙述方式极大地添加了作者的主观意念,可以说是一种话语强权,它与讲求实证的科学精神是不相容的。而且在辩论中处处显现的绝对排斥多义性的态度又恰恰构成了“交流学术成果”的障碍。

在过去的一些辩论赛中,有些专家在点评时也从不同角度批评过这种现象,希望辩论能更多地摆事实讲道理。但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解决的迹象,反而有加重的趋势。那么,辩论有没有可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呢?许多人认为很难。因为首先,辩论赛是要分出胜负的,参赛各方为了比赛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赛前的投入都很大,目标就是获胜。所谓“科学性”、“学术性”并不是目的,只不过是增加获胜筹码的手段而已。其次,辩论强调在语言气势上压倒对方,而且发言的时间限制比较短,从容地讲道理比较费时,如果给对方留下时间就只有白白挨打了。所以大家都尽可能地采取比较实用的方法,其中最省时和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下定义或者下结论了。这样的语句最简短、态度最强烈、攻击性最强。因此似乎可以说,这种种问题是辩论本身造成的,滥用语言强权好像正是辩论本身赋予辩手的绝对权力了。但是在这种话语强权中,在这些不厌其烦的、不断重复地把主观意志强加给对方和观众的叙述中,我们是不是也感到了辩论的荒诞和流于空洞?

立论中的强权

辩论各方为了取胜,无不殚思竭虑地在立论上下工夫。或者避实就虚,令对手不知所云；或者声东击西,出奇制胜；或者李代桃僵,掩藏真实意图,目的都是为了寻找一个让对方无话可说的角度。比如,在本次比赛中,香港教育学院队为了证明“科学研究不必受道德伦理的约束”,拒不承认存在普遍适用的伦理道德原则；华东政法学院队为了“语言的运用应该冲破规范”,采用了“在思想观念上提倡语言的运用冲破规范、在实际运用语言时遵循规范”的立论,以期达到进退两可,正反“通吃”。而南昌大学队为了摆脱“假日消费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的不利境地,硬不承认五一节、国庆节以外的其他节假日消费为“假日消费”。再如第4届名校赛南开大学队为了坚持“城市化使人的生活质量下降”,把“人”的范围限制在“城市化人”之内。更为典型的是在第2届名校赛上,作为反方的复旦大学队为了证明“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弊大于利”,首先把文化的概念限定在“只包括精神层面和价值体系”,然后要求对方：“辩题是全称判断,对方应该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利大于弊”,接着再把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可以通约”的部分排除在讨论之外,最后自己这一方需要论证的只剩下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不可通约”(亦即格格不入)的部分了。于是,在反方“声势凌厉,有些地方不太讲道理”(余秋雨先生在点评时说)的制约下,“比较老实”(余秋雨语)的正方“招架之功就往往不够有力”。凡此种种,目的都是为了限制对方的话语权,扩大本方的话语权。而且由于比较老实的一方在辩论中往往要吃亏,所以在经历几回“经验教训”之后上述立论方式就渐渐扩散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战术了。为了害怕因过于老实而吃亏,不少辩论队在概念上大做文章,通过设定新的解释来扩大或缩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达到侵入对方领地或缩小己方防守范围的目的。因此,立论的逻辑似乎就是：只许我说你的不是,不许你说我的毛病。

交锋中的强权

辩论的交锋集中在盘问和自由辩论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向对方提出预先设置好的难题往往是向对方强加本方意图的最佳机会。于是,在盘问和自由辩论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请君入瓮”的陷阱。由于辩论中的每一个提问往往都是居心叵测、隐藏杀机的,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对方事先准备的圈套,所以回避问题和诡辩就成为应对提问的惯用手法,这正是在辩论中很难有高水准的正面交锋的主要原因。

除了设问的强权之外,还有反驳的强权。典型的做法是先歪曲对方的本意之后再予反驳。这在本次辩论赛中比较明显。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时是对方表示的意思不明确引起的误解,有时是自己没有听明白,有的是根据需要来断章取义,有的干脆当作一种战术来频繁运用。所以几乎在每一届辩论赛上都会有人在比赛中鸣冤叫屈,说自己并没有说过某一句话,是对方“栽赃”。这种积习不改,必定会妨碍辩论赛的公正性。

在辩论交锋中施用幽默往往是扭转不利、赢得掌声的良策,所以备受推崇。但常常是在赛后仔细一推敲,发现许多幽默都不是原以为的即兴之作,而是赛前预设的用于扰乱对方的计谋,因此常常会出现牵强附会的幽默。而至于总结陈词,更是把本方意志强加给对方的大好机会,于是歪曲本意、牵强附会的批驳更是大行其道了。

总之,现在的辩论已经变成了一种强权的话语模式,它强行地、毫不犹豫地规定了客体,通过强行规定客体的范围、属性和意义的方式来获得自身的合理性。当然,辩论赛的意义如果只在于游戏——一种有益于智能锻炼的游戏而已那又另当别论了,如果辩论赛本无所谓“科学精神”,无所谓“学术交流”,那么对辩论赛的要求也就不必过于苛刻了。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队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