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我进入西方贸易理论殿堂的导师

引我进入西方贸易理论殿堂的导师——袁贤能教授

1960年我从外贸学院本科毕业，留校继续攻读研究生，专业方向为《资产阶级国际贸易理论批判》，导师是袁贤能教授。

袁老师是我国第二批留美学生，取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建国初期，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后离开南开大学，到南京和上海任教，20世纪50年代随着院校合并，来到外贸学院。他一直从事西方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研究，在建国前颇有名气，曾有“南马（马寅初）北袁”之说。他的古典英文相当好，曾以袁南宇笔名为商务印书馆翻译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他为人谦和，不重外表。夏天，他头戴破草帽，光脚穿双布鞋来校给我们辅导，可谓外朴内秀，大智若愚。

每个星期三上午来到我们宿舍辅导，内容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到凯恩斯的经济贸易理论。辅导了一个学期，然后抱歉地告诉我们，他只能辅导到凯恩斯。凯恩斯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靠我们自己钻研了。在辅导中，他不断告诫我们，做学问，要踏实，不能马虎。他说在美国留学时，在撰写毕业论文时，不小心，打错了几个字，竟未能通过答辩，只得进行第二次答辩。为帮助我提高英文翻译能力，星期天要我到他家为我辅导英文。

有了他的指导，我更加珍惜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以弥补本科因政治运动不断而丢失的学习机会。我如饥似渴地读书，查阅资料，写卡片，借阅各种外文杂志，越读书越发觉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越珍惜时间。1961年我结婚后，也只在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晚按时回到学校读书。

在袁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再加上我自己的刻苦努力，我第一个修满研究生课程，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凯恩斯主义国际贸易理论批判”。为帮助我撰写论文，他介绍我去拜访一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教授，如研究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樊弘，他过去的学生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严仁赓教授。通过严校长，我从北大图书馆借阅到内部图书，英文版的《凯恩斯传》。1964年3月底圆满地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成为外贸学院自己招收和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

毕业论文通过后，袁老师非常高兴，说这是建国以来他为国家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是他培带的第九代研究生，望我不骄不躁，学术和事业有成。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与袁老师同在国际贸易教研室，我们从师生关系变成了同事关系。因为他的资深经历，不像我们其他老师每天来校坐班，所以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每逢节假日，我一定去看望他。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站着接受批判。作为他欣赏的学生，“反动学术权威苗子”的我，自然难逃厄运。因研究生的苦读经历，我被划入“白专道路”的类型，不断接受工农兵“脱胎换骨”的再教育。

1982年8月，学校派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工商管理研究生院进修，行前特向病中的袁老师告别。他身体相当虚弱，每天只吃一些流食，半卧在床上。他为我能去美国进修，显得非常高兴和激动，鼓励我好好进修，相信我会有所得，并谈起他在美国留学时到餐馆打工的趣闻。

我到美国后，立即给他写信。1983年初学校告我已被评为副教授，又给他写信，但未接到他的回信。1983年9月我从美国回国翌日，去看望袁老师。袁师母悲痛地告诉我，我出国不久，袁老师病情加重，1983年4月病逝。望着他的遗照，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袁师母告我，遵照袁师意愿，丧事从简。袁老师生前一再说过，他从不参加别人的葬礼，免得大家悲伤；他也不希望别人给他送行，留下死去的观念。我记起出国向他告别前，他确实说过此话，我的心情才平静了一些。

恩师虽然故去，但他的形象和教诲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