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色的晴空

玫瑰色的晴空

每年巴黎的大小博物馆、图书馆、画廊、文化中心、展览中心、国外驻法机构，甚至百货公司、咖啡馆、餐厅都会推出主题各异、规模不同的展览。而求知欲望强烈、又爱看热闹的巴黎人也确实赏脸，无论你展的是出土文物还是现代雕塑，工程机械还是飞机大炮，总会有人去看而且看得热热闹闹。巴黎人为啥有文化有见识，看看他们对展览会趋之若鹜的劲头便不难理解了。不过，办展览一如下厨，有时众口难调，甚至会闹出些意想不到的风波。比如，有一个名为“我们的身体”的解剖学展览，展品都是真人器官和肢体躯干，其目的是向观众展示人类自身伟大的身体构造。因为展览需购票参观，结果引发了一场“用人的尸体谋取商业利益是否道德”的巨大争议。听说该展览从巴黎移师其他城市后也颇不顺利，有的城市干脆禁止其展出。最近，巴黎国家图书馆推出了一个名为“争议·摄影的法律与伦理史”的影像展，展览海报采用了意大利摄影家Olviero Toscani在1992年为United Colors of Beneton拍摄的“Kissing Nun”，就是那幅修士与修女接吻的照片。很快，这个有关争议影像的展览本身也开始受到争议。

尽管宗教、性和暴力总是巴黎各类展览中最易引起争论的话题，然而，回首近年巴黎的大小展览会，其实最受争议的竟与上述主题全无关系。二○○八年四月于玛黑区的巴黎市立历史图书馆（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登场的“被占领时期的巴黎人”（Les Parisiens sous l’ occupation）摄影展，原本只是巴黎一家小展馆的一个小策划，没想到却惊动了法国各大报刊、各大广播电视媒体，甚至受到欧洲其他国家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小展览一夜出名的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因为展览意外地打开另一扇有关巴黎的历史窗口，它让人们看到许多原本“不存在”的历史影像，也让许多人开始怀疑自己曾坚信的历史真相，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曾被刻意地掩盖了。

法语里“被占领时期”一词特指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纳粹德国占领巴黎的这四个年头。说到这个时期，大家脑海中马上浮现出阴霾灰暗的冬天、购买食品的长队、纳粹的抓捕、胸前佩戴六角星的犹太人、抵抗战士被枪杀和希特勒在埃菲尔铁塔前的留影……都是些与屈辱、苦难和死亡紧密相连的悲惨画面。然而人们在“被占领时期的巴黎人”这个展览中所看到的二百五十幅照片，却与上述影像截然不同。首先，该展览海报就很“独特”。海报上是张巴黎地铁出入口的照片，衣着光鲜的巴黎人正匆忙走进地铁，景象与今天巴黎街头的情景完全一致。若非画面前方有一个身穿德军制服、手里提着个公文包的男子，你说这是一张摄于五六十年代巴黎街头的照片，大多数人都会相信。再仔细看，这个胸前佩戴着一枚类似铁十字勋章的男子，其举止神态完全没有一个占领军的凶恶残暴，他与身边被占领区人民的关系，若不算亲密融洽至少也是相安无事。而照片中的巴黎人，在占领军身边也显得习以为常。单凭这张照片，至少我会觉得在德军占领下的巴黎，老百姓安居乐业，日子过得挺不错。

其实，这次展出的二百五十张历史照片，传递出的都是与展览海报相同的信息。只见德国占领下的巴黎街道整洁，秩序良好。巴黎人更是个个衣着光鲜，时髦讲究。他们不是在公园里悠闲地散步聊天，就是在市集上逛街购物。儿童在童车中熟睡，满脸酣甜。少男少女们相拥嬉笑，满脸夸张的轻浮。画面中也有含蓄矜持的恋人，他们相互依偎，一片情意绵绵。展览中更有些年轻女子的特写照片，她们个个面容姣好衣着时髦，不是对着粉盒的小镜子补妆就是朝镜头扭捏作态，极具“时装大片”的风范。而最让我吃惊的还数当时露天咖啡座的规模和人潮，好像这么热闹的咖啡馆，在今天的巴黎街头也不多见了。展览中那些拍摄于塞纳河岸边的照片也让我恍然，原来，今天轰轰烈烈的“巴黎海滩”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半个多世纪前，巴黎人就已经在塞纳河岸上消夏了。而那年头渴望阳光的巴黎人，一点都不比今天的少。当然，德国占领者的形象在照片中也是有的。不过你看到的不是军容整齐的队列就是军乐团正为市民演奏。偶然出现在画面中的铁丝网、纳粹的旗帜可能是这个展览中最触目惊心的历史元素了。

从技术角度而言这些照片也十分独特。首先，它们使用当时罕见的彩色胶卷拍摄。其次，摄影者对色彩的把握十分娴熟，他甚至将当时彩色胶卷的技术缺陷加以利用，让所有的画面均呈现出晴空万里、色彩艳丽的效果。而照片的偏色，更为这些影像赋予了“一派大好时光”的暗喻。这竟是纳粹统治下的巴黎？看了展览的人们先是震惊，随后开始发问了。可答案尚未明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些照片究竟是谎言还是事实？为什么要展出这样的照片？这个展览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此时，有人愤怒，有人觉得受骗，也有人觉得受了侮辱。有一位叫安娜的犹太老太太说，她刚看了这个摄影展，“展览的海报和展览的内容会让人觉得，那才是巴黎被占领时的真实生活——其实并不那么糟糕。”而若非她经历过纳粹占领，她很可能也会相信这一点。但事实上，“在巴黎被占领期间，这里（玛黑）的每一个家庭都失去了亲人。”安娜特别强调说：“照片里的那种日子在当时是轮不上我们过的。”言外之意，照片中的歌舞升平也确实存在。值得一提的是，玛黑区历来是巴黎犹太人的聚居区，许多犹太家庭世代以此为家，安娜的家就是如此。纳粹占领巴黎期间，犹太人全被赶出了玛黑区，随后被分批送进纳粹死亡营。而这一暴行的执行者除了纳粹军队，主要是投靠纳粹的法国民兵（Milice française）。当时对法国抵抗运动造成最大破坏的也正是这些附庸纳粹的“伪军”，就因为他们皆由土生土长的法国人组成。而举行“被占领时期的巴黎人”展览的巴黎市立历史图书馆又恰恰位于玛黑区中，当地犹太人会做何反应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然而，很多非犹太人也对这个展览十分恼怒，甚至比犹太人的火气还大。巴黎市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克里斯托佛·吉朗（Christophe Girand）应该算是其中的典型。他称展览中的照片严重扭曲历史，不仅令人作呕，而且有巨大的误导作用。市政府应该当机立断，关闭这个展览。好在政府里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就反对这么做，这才使展览得以继续举 行。

其间，一些历史学家也发表了对此事的看法。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关闭展览有悖言论自由的精神，而观众自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不会因为看了几幅照片便被搅乱了思想，进而怀疑历史，怀疑法国抵抗纳粹的决心。因此，个别人不用反应过激。不过他们同时指出展览在向民众说明这些照片的历史背景上做得不够，需澄清由此在民众中造成的困扰。不久，那幅被认为有误导观众之嫌的展览海报果然被撤销了，观众在入场后还会得到一份多语种的声明，指出该展览的照片均由一个叫安德烈·祖卡（André Zucca）的摄影师拍摄。此人在德国占领期间效力于占领当局，为纳粹的宣传杂志Signal工作，因此有机会得到当时稀有的Agfacolor彩色胶卷，而他所拍摄的巴黎影像，其目的就是为了粉饰德国的侵略战争。

此后，巴黎市立历史图书馆的负责人让·德亨（Jean Derens ）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该馆举办这个展览的目的。他认为作为摄影家，安德烈·祖卡具备一种独特的驾驭色彩的能力，这一能力使他的照片本身拥有了特定的美学价值。我也由此才知道，即使在当时的德国，彩色胶卷也是极其“金贵”的物资。即使用于拍摄战争场面，都须经纳粹最高宣传部门特批方能使用。用珍贵的彩色胶卷拍摄日常生活场面，除非是受到占领当局的高度重视和允许，否则没有可能。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安德烈·祖卡所拍摄的巴黎，Signal杂志最后并未刊登。因此，今天将这些照片公之于世，主要考虑的是照片本身的稀有性和独特性，“为纳粹做宣传”则完全是无稽之谈。针对展览对照片历史背景交代不够的指责他回应：“法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历史，对每次历史展览都做背景说明是没有必要的。”

各方面表态至此，按说这个展览的历史文献性质已经够清楚了。其实，它既非颂扬也非批判，它试图做的就是把一段过去的历史呈现给今天的人们。就这点而言，展览的目的已经达到。而由争议引来的巨大参观人潮，更是主办方始料未及的。可不巧的是，法国人对“被占领时期”的历史十分敏感。即使在“二战”过去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期间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某些法国人的作为，仍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大家不愿多谈。由于这个展览，“被占领时期的巴黎人”究竟生活得好不好很是被争论了一阵。

仔细看过这次展览的人都同意，祖卡的拍摄手法明显带有献媚占领军的痕迹，同时他也有意掩盖了侵略者的暴虐。然而，巴黎人考究的衣着、人满为患的露天咖啡座、公园里的情人和喜气洋洋的游人也并非由他虚构。由此看来，当一部分巴黎人在占领军铁蹄下倍受煎熬之时，另一部分巴黎人正在享受生活也是事实。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现在的历史说“苦难”是巴黎这个被占领之都当时的生活写照，那这些举止轻松、悠闲满足的巴黎人又是谁？他们何以生活得那般无忧无虑？是占领军特别仁慈还是他们以出卖别人换得了如此优待？至少，在身边不断有人被捕、在耳中充斥着行刑队枪声的日子里依旧如此快活地过日子，是否意味着他们无视别人的苦难也无视民族的屈 辱？

将停止这次展览称为“错上加错”的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说：“我视这个展览为一记耳光，它狠狠抽在那些当领土被占时依旧贪图安逸的人脸上。”他说，“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不会停止这个展览，我希望这个展览具有教育意义。”德拉诺埃没有进一步说明“教育意义”的含义。但他并未像另一些人般始终在照片的真实性上做纠缠。而根据我的理解，他说的“教育意义”应该是想提醒今天的人们：在纳粹占领下的巴黎，确有许多巴黎人曾麻木不仁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