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行业

『特殊』行业

升降机老板

我在这儿说的不是巴黎那些专为男人、女人或不男不女的人们提供特殊服务的行业。我说的这些行业在巴黎过日子的人多少都会有所接触。只不过对我而言它们既“巴黎”又特殊，非常新鲜而已。

比如搬家公司，世界各国都有。巴黎搬家公司的操作方式也以肩扛手提为主，按说没什么特殊。不过，巴黎的大多数公寓都是设计建造于“前电梯时代”，后来虽说与时俱进地加装了电梯，但都是小到只能挤下两个人的“鞋盒子”，运个胖子都困难，更别说搬运沙发、钢琴、电冰箱了。因此，除非是底层的住家，其他巴黎人搬家多走窗户、阳台这些“旁门左道”。就因为在巴黎搬家具有这种特殊性，一种特殊的搬家工具和操控它的特殊技能也应运而生。这特殊工具是一种性能如消防云梯的“搬家升降梯”，可由地面升至七八层楼高。梯上装有一个升降平台用于运货，巴黎人家里的“大件”都是通过这种升降机由窗口或阳台“空运”出入公寓的。“搬家升降机”的底盘上安装着四个轮子和四根液压支架，运货时升降梯以液压支架支撑，工作结束收起支架，升降机便可以挂在任何一辆车上拉走，极为便捷。一些大规模的搬家公司本身拥有这一升降设备。但也有些“升降机”专业户，专门负责“空运”大小物件，整个公司的编制除了那台升降机最多再有两名帮手。除了帮人搬家，若谁从商店买了家具或者塞不进电梯的大型电器也会请他们负责运送。

我搬到巴黎时全部家什装了一个集装箱。搬家公司“送货”的那天早上，一架样子很酷的“搬家升降机”随集装箱停在了楼下。“升降机老板”是个精干的中年汉子，沉默寡言。不仅运载升降机的汽车由他驾驶，升降机的架设位置以及操作也全部由他负责。架设升降机时，由于我家楼下住户的阳台突出在外，“升降机老板”楼上楼下跑了两趟，首先确定了升降机在地面停放的大概位置，随后又以一种特殊的液压支架固定了我家阳台的砂岩石围栏。他解释说如不这么做，承重的升降机一旦开动，家具的重量不仅可能压垮我家阳台的石头围栏，楼下邻居家的阳台栏杆也会遭殃。然而，无论升降机在地面的停放点还是阳台围栏的加固力度，他全凭目测和感觉，根本没使用任何仪器，就连与地面上那几个助手的交流也沿用了“基本靠喊”的通讯方式。我想这事若放在美国，肯定会煞有介事地人手一台对讲机。

运第一批家什时小老板极谨慎。家什安全进屋后他便对升降机的架设位置又做了些调整，这才真的大干起来。我发现原来这个个头不大的升降机配上几位身强力壮的大汉便成为一架效率奇高的搬家机器，几乎没什么东西是他们不能运的。没多久，他们就搬空了大半个集装箱。直到该运我那巨大的客厅沙发时，“升降机老板”才再次认真审视了一番，又与几个搬运工稍事讨论，随后告诉我，由于这是个沙发床，尺寸过大重量也不轻，因此必须将床和靠背两部分拆开运送才安全。我正不置可否，沙发已经被锯断成了两节。“升降机老板”安慰我，他随后会请专人来给我重装沙发床。即便沙发被一分为二，但当有折叠床的底座启运后，升降梯还是开始了抖动。沙发床被升降平台运得越高，承受重压的升降梯便越靠近楼下的阳台栏杆。最后，当沙发床通过楼下的阳台时，承重的升降梯被压得距那年代久远的铸铁栏杆只有几厘米。这时那升降梯上若落上一只小鸟，它可能便会压到楼下邻居家的阳台围栏，在场的人似乎都捏了一把汗。运输冰箱时我又着实紧张了一阵。由于冰箱无法倒放，它便“独立”于那小小的运货平台上，连任何固定措施都没有。我问“升降机老板”为何不固定冰箱，他答曰不需要。升降机开动后冰箱便在运货平台上开始晃悠，随后一路晃晃悠悠往上走，越到高处晃悠得越厉害。但我看地面上操作升降机的老板却一脸泰然自若。于是我想，反正楼下的街道已被“封锁”，这老板也一定有保险。若冰箱真的掉了下去，他应该给我买个新的才是。冰箱运进屋后不久，那天的“空运”工作便顺利结束，所有物件都完好无损地被搬进了我的新居。这时小老板才告诉我他未将冰箱固定在升降平台上的真正原因：冰箱一旦被固定，若在搬运过程中发生倾倒便会拖倒整个升降机。“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否则最坏也就是摔个冰箱。但通常这是不会发生的。”

由于“空运”是特殊服务行业，享用一次花费不菲。按目前的行情，如果雇升降机运输一件大型家具或家用电器，价格一般在一百五十欧元至两百欧元之间，而且需事先预约。说实话，这价格对如此专业的服务不算贵，但对我这个喜欢在巴黎逛跳蚤市场搜寻古旧家具的人而言，却是一剂阻止我“冲动消费”的良药。一想到每购置一件我看上的老家具都得加一笔“空运费”才能把它搬回家，我便三思而后行了。

后来我买了一个跟楼里电梯大小相仿的电子酒柜，我在确定了商店能够安排“空运”服务后才付了钱。可没想到送货的那天早上驾驶升降机的老板楼上楼下、前前后后跑了好多趟也无法决定如何架设升降机，就因为我家楼下那个突出的大阳台让他拿不定主意。这时我才发现，即便都是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业务水平也是参差有别啊。最后，这位“升降机老板”坦言，这活儿他干不了，就因为我那酒柜太大了，他怕升降梯会压毁楼下邻居的阳台栏杆。他让我找商店送货部门重新安排“空运”服务。于是，我只能找那几个商店送货的人，可楼上楼下找了一圈也不见他们的身影。忽然，我听到后楼道里传来了气喘吁吁的人声。进去一瞧，原来送货的几位老兄不肯罢休。他们拆下了酒柜门和背后的散热片，六双手高举着酒柜正从狭窄的后楼梯上一步步地往上蹭，每人脸上都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劲。

传统的巴黎公寓都有个狭小的后楼梯，它是昔日供仆人和送货人上下楼用的。如今人们只在电梯“罢工”时才会使用。我家这楼的后楼梯十分狭小，那庞大的酒柜在好几个拐弯处被卡住，送货的几个小伙子使足了蛮力才使其得以通过。待这个两千欧元的酒柜被搬进房间时，它的外体已有多处擦痕，一个柜角还被挤瘪了。而负责送货的一位领导边装酒柜的门边安慰我：只要把酒柜门装上，那些划痕和瘪角我就看不见了。听了他这话，我真不知道是应该多给他点小费还是少给。如此不顾一切的送货人，我倒也是头一次遇 到。

开蚝人

蚝又称牡蛎，好像只在生吃时才叫生蚝。我第一次吃生蚝是在美国新奥尔良的一家酒吧，酒保一边跟我聊着天，一边就把一打生蚝收拾好了。记得他很轻易地撬开那外表怪异的蚝壳，感觉易如反掌。待到重读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时我才隐约了解到，原来在法国给人开生蚝居然还是一种职业，法语说的Ouvreurd’ huitres（开蚝人）指的就是这个营生。不过，乍听这种说法，我以为那是一种工具的名字而非人称。就因为法国人偏爱生蚝，而生蚝那坚硬的外壳又让大多数人无所适从甚至望而生畏，因此，开蚝人这个职业在法国社会里居然也一直前赴后继地延续到了今天。

法国蚝的主要出产地是大西洋沿岸地区，如布列塔尼便是传统上生蚝的出产地。从这里开始直到其南部的比斯开湾遍布牡蛎养殖场，而在巴黎谋生的开蚝人也跟品质上乘的生蚝一样，大多来自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地区。这些人都有渔民般健硕粗犷的外表，配上头上那顶船长帽和脖子里那条水手围脖，一派自食其力无产者的刚正形象。后来我发现，这身典型的海边打扮虽然传统，但多少有点是招徕顾客的噱头，一如那些由海岸运来的新鲜牡蛎，传统造型的木条盒至今还是其标准的包装箱。

说到吃生蚝，法国人有许多规矩。比如只在有“R”字母的月份中才会享受这一美味。更考究一些的老饕只在以“R”结尾的月份才吃。这个季节里不仅蚝肉肥美，且天气凉爽，生蚝容易保存，食用也最安全。天气转暖后吃生蚝容易引起胃肠道疾病，同时生蚝也进入了繁殖期，不宜大量捕捞。但即便如此，不少巴黎的传统餐厅在夏天依旧供应生蚝。不过，专业开蚝这差事却是在冬季才有用武之地的“季节工作”。传统上，巴黎的许多餐厅只在冬天从沿海地区聘请侍弄生蚝的季节工。这些餐厅海鲜部多设置在户外，只有这些经受过海风吹打的人，才有本事在巴黎寒冷的冬日于户外打理海鲜。冬季一过，准确地说那些带“R”字母的月份一过，开蚝人便打道回府，直到第二年冬天重返巴黎。

这两年冬天我家附近的市集上出现了一个摆摊卖蚝的布列塔尼人。这个名叫帕特里克的大汉与一家小餐厅合作，既为餐厅的客人服务也自己做“外卖”。起初我以为他是该餐厅的“季节工”，但后来了解到他跟弟弟都是养蚝人，入冬后帕特里克来巴黎出售自己养殖的生蚝，他以这家小餐厅为基地，既做批发也做零售。他弟弟则负责打理养殖场的活计并一周数天将新鲜的生蚝送来巴黎。每个周末我去市集买菜都会在帕特里克的生蚝摊前驻足，虽说也品尝过几次他现开的生蚝，但主要是欣赏他开蚝的手艺。帕特里克的摊子前总放着半杯冰镇白葡萄酒，还总有几个手里端着酒杯的“蚝客”，一边吃着他新开启的生蚝，一边跟他聊天。一遇到有“外卖”的客人，他便先为外卖客们服务。他是我见过的动作最快的开蚝人。一只外壳坚硬锋利的生蚝在他手里就像平常人手里的一只橘子或苹果。开蚝时他从不查看进刀位置，一刀下去，一划一撬，一只生蚝肯定打开。他开一打生蚝不会超过五分钟，他的双手简直就是一架特制的开蚝机。不过，帕特里克一连串开蚝动作的最后一招却让我不解：他打开一只生蚝后，总会顺着进刀的方向泼出些壳内的汁水。有人说生蚝中的汁水与咸涩的海水无异，但爱蚝者却将其视为天赐美味而不愿浪费一滴。为何帕特里克每开一只蚝却要倒掉一些呢？

二○○九年入冬后获赠两把开蚝刀，我由此开始自学开蚝，希望不久后能成为家里的开蚝“季节工”。这一上手才知道，原来开蚝真不是个容易活。首先生蚝那坚硬的外壳很容易划破人手。其次在蚝壳上何处进刀也不易确定。若进刀位置没找对又使蛮劲，说不定捏着生蚝的手就会被狠狠扎上一刀。为此我总是戴着厚厚的隔热大棉手套开启生蚝。往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撬开一只生蚝，又总会把蚝壳碎渣掉进鲜美的蚝肉与汁水中，嚼一嘴的蚝壳碎渣是吃生蚝时最扫兴的事了。然而在苦练了三四个月后，我也居然能请朋友来家里品尝我开的生蚝了，真所谓“熟能生巧”。虽然吃我开的生蚝要比在餐厅里等更长的时间，但朋友中却无一人抱怨，惟有对蚝肉中时而出现的碎壳还是颇有微 词。

薄若莱新酒上市的那个周末我又在市集上见到了帕特里克。因此时自己对开蚝也有了些粗浅认识，便请教他倒掉汁水的原因。帕特里克听了我的问题笑着说，这是他开蚝的习惯性动作，没想到却被我发现了。其实，倒汁水只是为了清除掉在蚝肉上的碎壳渣。不过他更正说，蚝里的汁水其实不能“倒”，确切说要“洒”出来才行。“洒”不会损失太多汁水，可“倒”得不好万一生蚝损失太多汁水便没法吃了。原来，高手如帕特里克也无法保证不把蚝壳的碎渣带入蚝肉。这下总算明白为什么巴黎的老饕们吃生蚝都是抿嘴嘬吸，好似婴孩吃奶的样子了。而放肆地大嚼，一来无法尽情体验蚝肉的柔嫩、滑爽，万一遇上一小块坚硬的蚝壳，牙碜一下倒也罢了，硌坏了牙齿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贴海报的人

前两年路过香港、北京，看到地铁车窗外凭借车速与人眼视差所营造的电子“飞字”广告感觉很是开眼。回来后跟一法国朋友提起，他双眉紧锁，想像了半天，仍不得要领。尽管这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诞生的国度，也能造出空客380这样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但巴黎地铁的许多硬件，外表依旧带有十九世纪工业设计的面貌。特别是那些装饰着雕花瓷砖的海报看板，很能唤起人们对巴黎“美好年代”的记忆。出现在巴黎地铁中的海报无论是商品广告、公益宣传或者是展览广告都制作得非常漂亮。当然，我最喜欢的内容还是那些美术展的广告。在这古色古香的海报栏里贴上一大幅印象派画展的海报，其效果跟巴黎人挂在客厅里的原作仿制品不相上下，原本灰头土脸的地铁站台被这么一打扮，便显得灿烂夺目、蓬荜生辉。

尽管我地铁常常坐，海报也时时看，但我跟多数地铁乘客一样，并未真正留意过究竟是谁在张贴、更换这些海报。直到有一天我目睹了一个贴海报的工人在干活，这才发现这竟然是一份很特殊的工作，没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是干不了的。这位贴海报的工人是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的工具除了一架铝梯、一个水桶，便是手中那把长柄大棕刷了。这个车站中海报栏大约有十平方米大小，由于车站有隧道般的拱形墙面，贴海报的工人正站在铝梯的顶端工作着。只见他展开一张海报，先将它的一面贴在海报栏左上部，随即用手中那把长柄棕刷一推、一刷，一堆家用电器的图像便覆盖了海报栏的左上角。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地铁车站内的巨幅海报并非整张印刷而成，而是上下左右四部分拼接成的。而令我佩服的是如此大的四片海报，这老兄在弹指间便以不假思索的一串连续的推、刷动作就将其铺展得天衣无缝。随后，他又用那把长柄刷将整个海报栏通身上下猛刷一通，让这一大幅海报平平整整、服服帖帖地亮相于地铁站中。我正看得出奇，只见他麻利地收拾起梯子、刷子和剩下的一摞海报后移师下一个海报栏，随后又是不假思索地一通贴、推、刷，一大幅崭新的海报便又贴好了。受好奇心驱使，我凑近海报仔细查看了画面的拼接。说实话，要不是因为我知道这幅海报是拼接而成的，还很难找到它们的接缝处。整个画面的拼接严丝合缝，用分毫不差形容绝不过分。其实，如果稍有差池，画面上那些电冰箱、洗衣机和咖啡壶非得走样不成。而这贴海报人那眼到手到、敏捷利落的身手，更是我叹为观止的绝活。要知道，这可是份粗中有细，既要求质量又必须保证数量的活计。如果一天一幅，笨手笨脚如我可能也能对付，可一天搞定几十个地铁站，没点真功夫是不行的。而贴海报人的这一绝技我在世界上其他地铁发达的城市中都没有领教过，估计也就是巴黎人至今还练着这刷子和浆糊的绝活。

本以为这些贴海报的人都是地铁系统的工作人员，后来法国朋友告诉我，地铁中的各类海报栏均由各广告公司承租，张贴海报的工作也由广告公司负责。这些贴海报的人都是各个广告公司的雇员。法国朋友说，这贴海报的职业应该算是一种专职工作，因为他估计“整个巴黎不会有超过一百个人干这个”。

领位员

我小时候电影院还有领位员，不过他们的工作除了给观众领位，更重要的却是监视观众。一旦发现谁在放映期间抽烟或男女间有什么亲热举动，一束强烈的手电光便照过去。当然，话剧、音乐会的领位员鲜有如此对待观众的。最早听说他们“发狠”是波士顿交响乐团访问上海期间，迟到的观众被禁止入场，一直等到幕间才得以进入音乐厅，那时广大音乐爱好者才知道，原来这是外国人的规矩。记得出国后第一次在加拿大看电影，发现竟不用对号入座，觉得很新奇。然而，看戏却又不一样，不仅需对号入座，还有领位员为观众服务。这些领位员真的是将观众引领到座位前，而非只是“遥指”一番便将你打发过去，非常敬 业。

我第一次在巴黎看戏就去了著名的加尼叶歌剧院（Opéra Garnier）。尽管落成于十九世纪的加尼叶歌剧院不如后来的巴士底歌剧院（Opéra Bastille）规模庞大，但这座建成于一百多年前的公共娱乐设施却采用了与现代剧院相似的座席系统，因此戏票上不仅标出了观众席的号码，它所在的区域、楼层以及该区域入口都清晰地标注在戏票上。看戏的那天，我凭着手中的一张观众席分布图，很轻松地找到了自己座位所在的楼层，随后确定了自己的座位区，然后在该区的入口处检票。可一进入它那金碧辉煌的表演厅，我的注意力却再也无法集中于寻找座位这件事上了。这里气势恢宏的巴洛克建筑风格，那由夏加尔所绘的天顶画和那盏悬挂于天顶上重达六吨的水晶大吊灯都让我觉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就这么一愣神，我便失去了原先把持住的方向感，在自己的座位区中转了几圈就是找不到座位。这时我看见前方有位大婶模样的人正给另外两位无所适从的观众指点迷津，若非我后来看到了她别在胸前的工作证，大婶的模样肯定不会让我联想到领位员。眼看演出即将开场，我赶紧向仍忙着的大婶求救。这时，从我背后忽然又冒出一位身材较瘦的大婶，用探询的语气问道：“找座位？”我点头称是。她接过我手里的戏票看了一眼，转身将我引到一个座位边：“这就是。”我谢过她后赶紧入座，但眼睛的余光告诉我她依旧站在我身边，我赶紧抬头，惊见瘦大婶竟然朝我伸着一只手，满脸不耐烦地等待着。我一下明白了，原来人家在等赏钱。我赶紧再次起立，从裤兜中摸出一欧元硬币递给她。没想到瘦大婶竟然摇了摇手指头：“一个人一欧元，您是二位。”我这才恍然，光顾着惊叹歌剧院的华美，竟忘了太太还在身边。于是赶紧加上一欧元，瘦大婶这才收钱离去。

过了一阵子我们又去看戏。这次去的是巴黎会议中心（Palais des congrès de Paris）的剧院，有一位法国朋友同行。我不知道这个现代化剧院究竟有多少席位，但从其规模估计，它一点儿不比加尼叶歌剧院小。好在我们这朋友是一位“票友”，每年巴黎演出季中的各类演出她都会饶有兴致地观赏。由于看戏频繁，竟然对主要戏院的座位分布了如指掌。由她带领，我们入场后三转两转很快便确定了自己座位的所在。可绕到了我们座位所在的那个区域却被一堆人堵着不能前行。我定睛一看，原来这里正上演着我在加尼叶歌剧院里曾经历过的一幕：一位领位的大婶正等着三四个观众掏钱。看来，巴黎戏院的领位员们对获取物质奖励的表彰是个个都不含糊的。于是我赶紧向“票友”请教：在并不怎么流行小费的巴黎，为何戏院的领位员们会如此不依不饶地向观众索要小费？朋友解释说，过去，剧院的检票员身兼领位的工作，当时无论影院、戏院都有这个职位。如今检票员只负责检票，入场后能否找到位置成了你自己的事。由于观众确实有领位的需求，一些剧院的退休人员甚至勤杂工便运用自己对剧院的“专业知识”承担起了领位的工作。当然，“发挥余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方便群众”则是附带的。由此，如果需要领位服务，请务必准备好小费。从这以后，每次出门去看戏，除了检查有没有带戏票，我还叮嘱自己别忘了带上零钱，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