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就是这样长大的

白先勇就是这样长大的

（一）

白先勇还年轻。虽然近年文章发表不多，但我们知道他写作从没中断过。到时机成熟，新作发表时，想会带来另一回“白先勇热”。

香港有识之士当然知道白先勇是《台北人》的作者。香港电台给他出过特辑，电视节目《百万富翁》的题目中，亦用上他一篇小说的题目。

从文学史的眼光看，白先勇另有辉煌的一页。他是《现代文学》的创办人。一九五九年暑假，他跟台大外文系几个同班同学，决定筹办一本以译介西方现代文学和发表本土新生代作家作品为宗旨的杂志。

白先勇弄到一笔十万元的基金（当时电影院的票价是十元）。因只能动用利息，他只好拿钱到一家铁厂去放“高利贷”。谁料杂志办了九期，这家公司倒掉了，十万元的本息，也全泡了汤。

除了为钱烦恼外，《现代文学》这位白董事长还要身兼杂差，组稿、跑印刷所，都包在他身上。

外援来到，大家喜出望外。于是由我集稿，拿到汉口街台北印刷厂排版，印刷厂经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圆滑，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学生，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几下太极拳便把我们应付过去了。《现代文学》稿子丢在印刷厂，迟迟不得上机，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领。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厂里不走，姜先生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将《现代文学》印了出来。

多年后，白先勇回顾台大四年，觉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创办了这本编辑无薪酬、作者无稿费、在财政上一直命若游丝、却多次死而复生的文学杂志。他倒说得对，“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这个重义轻利的中国社会，这种事情才可能发生”。

六十年代初，台湾还有一本广为文艺青年重视的杂志——《文学季刊》。黄春明的《看海的日子》、陈映真的《第一件差事》、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都是在这本刊物发表的。

《文学季刊》和《现代文学》同样以发掘和培养文学新秀为宗旨，只是编辑方针略有不同。前者注重创作，后者除刊登创作外，还兼顾西方文学评论和作品的译介。《现代文学》的创刊号，就是由王文兴筹划的卡夫卡特辑。

当时在台湾的“土秀才”，即使听说过卡夫卡名字，也没机会读过这他的中译作品。后来《现代文学》继续了这个传统，先后推出了乔伊斯、托马斯曼和福纳克等大家。

大概由于这个编辑方针的关系，也因杂志的创办人和早期的作者、译者，几乎清一色是台大外文系的穷学生，日后论者为了便于识别这本刊物异于同类的风格，常常会把《现代文学》目为“学院派”的“地盘”。

这有点冤枉。“学院派”确属事实，不能抵赖，但“地盘”却谈不上。稿费也发不出的刊物，那有资格划地自封？最近重读白先勇《不信青春唤不回》一文（一九九二），谈到他初遇今已作古人的三毛的经验：

一九六一年的某一天，我悠悠荡荡步向屋后的田野，那日三毛（那时她叫陈平，才十六岁）也在那里蹓跶。她住在建国南路，就在附近，见到我来，一溜烟逃走了。她在《蓦然回首》里写着那天她“吓死了”，因为她的第一篇小说《惑》刚刚在《现代文学》上发表，大概兴奋紧张之情还没有消褪，不好意思见到我……《惑》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据三毛说使她从自闭症的世界解放了出来，从此踏上写作之路，终于变成了名闻天下的作家。

十六岁的三毛，正是小毛头，跟学院沾不上边。由此或可看到，《现代文学》实在没有什么门户之见。

（二）

《台北人》早就成了中国近代小说的经典。里面所收的故事，“哀感顽艳”者不少，绝对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言情小说”上好材料。但白先勇铁石心肠，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他作品看到任何痴男怨女的旖旎风光。花好月圆人寿？有情人终成眷属？你想呆了。

我在台大比先勇高一班，蓦然回首，跟他论交也四十年了。他为人豪迈爽朗，极重情义。七十年代在美国看他在《现代文学》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台北人》系列小说，心中暗暗吃惊，糟糕，温润如玉的白公子，怎么变了用“忍情”的专家？他笔下四季穿着素白旗袍的尹雪艳，“冷艳迫人”。白先勇的小说语言，也一样“冷艳迫人”，一点不像我们平日认识的浊世佳公子说话的口吻。

白先勇写小说，作者的“自我”与书中人物的感情世界，泾渭分明。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玉卿嫂》是白先勇大三时的作品，用笔名发表于《现代文学》的创刊号。当时台大法国文学教授黎烈文看了，觉得玉卿嫂写得很“圆熟”，不像是阅世未深的青年人手笔。白先勇听了得意，连忙招认是他写的。

玉卿嫂是谁？在《蓦然回首》（一九七六）一文中，白先勇有分教：

有一年，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

区区一对白耳环，想多了，就变了一种“蛊惑”，一种艺术的心理负担。写《玉卿嫂》，就是要化解这种负担。白先勇的“自我”与玉卿嫂的感情世界，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台北人》系刊，有不少篇章是跟民国史脉络相承的，《岁除》、《梁父吟》和《国葬》是显例。白先勇是将门之后。许多在他小说的人物，可能曾经一度是对他“尊前悲老大”的“眼前人”。他们的遭遇，白先勇感同身受可以，但若借机“自伤身世”，则容易流于滥情，失去了作品的客观性。

我们细察上述三篇的文字，不难发觉，作者笔触冷静得像外科医生的解剖刀。白先勇刻意要跟他的小说人物保持一段艺术的距离。

白先勇在小说艺术得到非凡的成就，靠的当然是他个人的天分和日后在文字上“苦吟”修成的正果。在这方面，他台大的业师夏济安教授及时给他扶了一把。

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特别提到两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

（三）

白先勇的创作类型，一直是小说。他可能写过新诗或剧本，但我没有看过，亦没有听说过。他没“刻意”写过像朱自清《背影》那类散文。所谓“刻意”，就是非常“自觉地”写散文，像梁实秋、像余光中、像董桥。

但白先勇小说以外的文字，有不少是以随笔或序跋形式发表的散文。写小说，他“六亲不认”，前面说过了。在散文字里行间出现的白先勇，有血有泪，坦坦荡荡。

《树犹如此》是纪念亡友王国祥君之作。王国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百医妄效。一九九二年一月，王国祥五十五岁生日，白先勇提议到一家海鲜酒家给他庆祝，谁料恶疾到了末期的王国祥，蹬不上通到酒家那二十多级的石阶，只好作罢。两人回到王国祥家，煮了两碗阳春面吃。

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圣芭芭拉，国祥送我到门口上车，我在车中反光镜里，瞥见他孤立在大门前的身影，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竟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怵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不禁失声大恸。

白先勇写随笔，信手拈来，不少日后可作文坛史话。他的小说系刊，除《台北人》外，还有《纽约客》。下面一段出自《蓦然回首》的记载，可作《纽约客》缘起看：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戡乱，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激动不能自己。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的眼睛直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

宋明话本的说话人，好站到台前来向听众“言志”，说三道四。今人写小说，引此为戒。白先勇迷恋昆曲，到了情痴地步。《游园惊梦》的钱夫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白先勇对昆曲海誓山盟的符号。但他没有以小说言志。他对这一派演艺的认识，日后以随笔《惊变》（一九八七）曲曲传出。他在上海看了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回来吐了心声：

昆曲无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美、词藻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美于一身，经过四百多年，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早已到达化境，成为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最完美的一种形式。落幕时，我不禁奋身起立，鼓掌喝彩，我想我不单是为那晚的戏鼓掌，我深为感动，经过“文革”这场文化大浩劫之后，中国最精致的艺术居然还能幸存！……昆曲一直为人批评曲高和寡，我看不是的，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的气质倒是变得实在太粗糙了，须得昆曲这种精致文化来陶冶教化一番。

不读白先勇《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寻根随笔，不知他的远亲“大概是从中亚细亚迁来的回族”，始祖是伯笃鲁丁公！这支“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贡献可大。李白“大概”是回族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大概”也是。我在岭南大学的同事马幼垣亦“大概”如是。

白先勇说，桂林除了山水甲天下，米粉也是天下无双。“因为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柔韧，很有嚼头……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我在《花桥荣记》里写了不少有关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画饼充饥’吧。外间的人都称赞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大概他们都没尝过正宗桂林米粉。”

艺术家生活于公私两个世界。写小说的白先勇，不可靠。要识“正宗”的白先勇，要读有“嚼头”的文字，得读他的散文、随笔、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