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从头再来

只不过从头再来

董建新

我已经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看看周围年过不惑的师傅，想想自己的未来，心中涌出了一种冲动和不甘。我觉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知识，必须下决心补上文化知识这一课。

1979年的春天，下乡10年之久的我，终于历经坎坷回到了出生地北京。离家漂泊整整十年，此时心灰意冷，伤痕累累，就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燕子，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飞，还会飞向哪里。

我在兵团被称为“小六九”，文化程度说是初中六九届毕业生，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小学六年级学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了整个校园，我所在的北京一所重点小学正在进行毕业考试。那时我是学校里的大队长，正瞄着全市最好的中学冲刺，心中憧憬着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美好愿景，怀揣着当作家、诗人的理想。“文革”的浩劫使我的梦想破灭了。当时只有12岁的我们中断了求学的路，被就近划片分到一所中学。学校里的老师有一半成了“牛鬼蛇神”，没有人上文化课，只有年轻的班主任每天带着我们天天读、早请示、上街游行、斗批改。这就是我的初中经历。

1969年9月，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虽然家里也受到了“文革”冲击，但灰溜溜的我不知怎么被荣幸地招到黑龙江兵团，来到了查哈阳，开始了6年艰辛的生活。

在工农兵中实行推荐上大学后，看到被幸运推荐上的荒友，我心里是羡慕之极。一同来的好朋友王素明出身好，能吃苦，被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学。临走前，我们依依惜别，她坦诚地告诉我：党支部讨论你的入党和上学问题时，领导说因为你的家庭出身，根本没有可能解决。她劝我，有机会还是离开这里吧，你这样努力进步太难了。听了她的肺腑之言，我悲观失望之极，觉得留在兵团再也没有前途和希望了。在6年的艰苦磨炼，争取“重在表现”的努力付诸东流后，我选择了转为农村插队，在离北京最近的河北固安县落了脚。1977年恢复高考后，曾经兴奋不已。但想想又马上灰心——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我怎能敲开大学的大门？失望、沮丧加上羡慕、嫉妒和对命运的不平，在返城大潮中，我办理病退回到了北京。

那时的城里，返城知青待业大军像废品一样等待着分类、处理。我在被无数次拒绝雇用后，最终进了一家做衬衫的服装厂，成了一名流水线上的女工。看过电视剧《外来妹》的人都知道，流水线上的工人就和机器一样，每天从事着机械的重复劳动。厂里制定的劳动定额让你的身体满负荷运转，一个姿势干一天，腰酸背疼，筋疲力尽。我的工序是翻袖口，烫袖口，要把上道工序缝好的袖口翻过来，再烫平，一天要做几千件。由于活多，经常要加班。夏天拿着熨斗烫一天，汗水湿透了衣裳。

这种机器一般的劳动令我厌倦，我已经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看看周围年过不惑的师傅，想想自己的未来，心中涌出了一种冲动和不甘。我觉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知识，必须下决心补上文化知识这一课。于是我报名参加了厂工会组织的业余文化补习班。

下班后，工友们穿得花枝招展地回家了，我连工装都来不及换就跑去夜校上课。我的数学补习是从数轴开始学的，正负数、一元一次方程，这些都是初中一年级的课程，而我那时已经年近三十。尽管每天早出晚归，身心疲惫，但是对知识的渴望始终伴随着我。在求知路上我步履维艰，但是从未放弃。多少个夜晚，做完作业已是三更；多少顿晚餐，我拿着凉馒头夹咸菜边听课边吃；多少次考试前的复习，我看着书、背着题，不知不觉迎来了黎明。记得那年冬季寒冷的一天，下课后顶着寒风骑车，一直到9点多才到家。由于老公上学住校不在家，我以为儿子被爷爷接走了，直到幼儿园老师打来电话，才知道孩子还在幼儿园。老师埋怨我说：“打了一晚上电话没人接，你们家长跑哪去了，不要孩子了？”我急忙冲出家直奔幼儿园，远远看见在幼儿园的大门口，昏暗的路灯下，一大一小两个人影，老师拉着3岁的孩子等在那里。见到我，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小脸上满是泪痕，让风吹得皴红了，冰冷的小手紧紧地拉着我，生怕我再离开。我紧紧地抱住他，泪水也止不住淌了下来。我一边向陪伴孩子的老师道歉，一边哄着怀里的儿子，心中的酸楚一言难尽。以后的很长时间，每天送他去幼儿园时，他都会嘱咐我：“妈妈，早点接我，别忘了。”每到这时，我柔肠寸断，心生愧疚，不知怎么才能多给孩子一些关爱。但是我咬住牙，硬下心，坚持了下来。正是有了北大荒的艰苦磨炼，才有了我回城后面对艰难坎坷的坚强和执著，才有了风雨之后见彩虹的收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我把高中毕业的文凭拿到了，并于1985年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电视大学法律专业的入学考试。

在告别学校19年后，我重新走进课堂，坐在课桌前，圆我的大学梦。看着身边年龄参差不齐的同学，心中感慨万千。我感到上天是公平的，它给你痛苦和压力，同时也给你勇气和机会。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更是珍惜每一堂课的听讲，珍惜每一次作业的练习。3年的学业完成后，我又给自己制定了更高的目标，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

律师资格考试号称天下第一考，难度很大，通过率很低。而且我面对的竞争对手多是科班出身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从事律师工作并不是我的理想，但我把它看成改变命运的机会。面对我人生路上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要再一次拼搏。

当我抱着厚厚的19本复习资料回家时，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了。那些日子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就像参加高考，把所有的压力变成了动力，开始了和命运的较量。每天除了吃饭和几小时的睡眠，全部是看书和背题。墙上衣柜上贴满了答题的小纸条，以至于后来在考场上看到考题，就会联想到那道题在衣柜的右上角还是在床头的墙上。1988年国庆节的3天假日，是我参加律考的日子。那天早晨，我恍惚感到好像回到了1966年的小学毕业考场。时隔22年，我又一次接受命运的大考。

晚霞抹红了天边的云彩，当我结束了3天的考试，望着等待在考场门口的爱人和儿子，我泪流满面，百感交集。

我以全班仅两人考取律师资格的荣幸拿到律师证，但心里已没有太多的激动，只是可以告慰父母，以此抚平他们对我青少年时代就失去求学机会的惋惜和心痛；也是对幼子的一份交待和责任，想让孩子知道妈妈一直在努力，没有放弃，虽然一路走来是那么艰辛。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准备律考时，恰逢儿子小学入学，而且进的是我的小学母校，校长是我当年的班主任。见到曾偏爱我的老师，心里悄悄有了一份骄傲和自豪：终于没有让老师失望，虽然是年近不惑时从头再来！

律师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历，是一份充满挑战的职业，也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沙场。执业20年，我代理过的案子不计其数，但是我没有办过错案，步伐没有走歪，身影依然端正。身为律师，我的职业操守要求我为当事人尽职尽责。由于我的依法辩护，曾使数位判死刑的被告得以改判，重获生命；也有数起冤案得以昭雪。

如今，手中的最后一个案子已经结案，我的职业生涯也告一段落。回首往事，我没有因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懊悔。我很欣慰地告诉自己，我努力了，虽然我曾经只是一个北大荒的“小六九”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