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钱》和《子夜》的历史背景
左拉的《金钱》和茅盾的《子夜》是两部世界文学名著。近年来有许多作者对这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进行了比较研究。
本文试图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来对两部作品相似的历史背景进行探讨。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中最本质的现象则是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在发展中所显示的现象是有其规律性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却有可能处在历史发展相同或类似的阶段，那就必然会出现相似的规律性的社会现象。这样，忠于艺术、忠于现实生活的作家，虽然分别处在这样两个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也有可能创作出内容相似的作品。
一
这里先简介一下两部作品的内容。
《金钱》是19世纪法国杰出的小说家左拉（1840—1902年）所著的二十卷世界名著《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一卷。作品以19世纪60年代的巴黎为背景，反映了法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金融资本活动的特点，揭露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腐朽荒淫的社会现实。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随着大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充分发展，相应地信用制度也急剧发展起来。其显著特点是新的银行和交易所相继成立，有价证券的交易迅速增加。据统计，“1869年，仅巴黎的交易所就拥有307种有价证券，总数达330亿法郎，几乎超过当时工业总产值的两倍”。(26)银行资本集中化过程非常迅速，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在这种形势下，交易所的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种种轻易致富的金钱赌博便应运而生，吸引着成千上万有产者疯狂投机使交易所成为资本集中的一种特殊途径。
《金钱》的故事发生在1864—1868近四年的时间里，集中描写了两个金融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作品的主人公萨加尔是一个专门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冒险家，他两手空空流浪到巴黎，怀着“要把世界攫为己有”的野心，在金钱的洪流中沉浮，有时百万金钱从他手里溜过，有时又只落得一文不名。当他在作品中出现时，正是他投机地产失败，再度流落巴黎街头，企图东山再起的时候。
首先，他假借当大臣的哥哥卢贡的势力，拉拢和纠集了一伙人组织了一个财团，成立信托公司性质的银行——世界银行，以财团的名义发行股票，筹措了2500万法郎的资金。除了财团成员外，主要是依靠为数众多的小股东作为银行资金的源源不断的来源，他利用群众对于赌博侥幸获胜的心理，把人们分散的金钱吸到银行中来，形成一条不息的金钱川流。
银行在经营实业的同时，还公开搞证券投机，进行金钱的抢劫。适逢时会，1866年6月普奥意战争爆发，造成萨加尔大发横财的机会。他垄断了从卢贡那里捞得的绝密消息，利用证券暴跌暴涨的大波动，放手地捞了一把，从别人的崩溃中壮大了自己。
从此，萨加尔便一帆风顺，三年内增股三次，资本由2500万翻到15，000万，银行出现了奇迹般的繁荣，红利跳跃似上升，股票行情由500法郎涨到2000法郎。空前的兴盛使萨加尔更加狂热，他叫嚷：“我要让我们的股票牌价涨到三千法郎！”被发财欲望刺激得发狂的人们，于是更疯狂地抢购他的股票到1867年底，每股牌价终于涨到三千法郎，萨加尔完成了他梦想的“黄金王国”。
但好景不长，1867年法国发生了一次新的经济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物价下跌，股票行情不断下降；“法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动产信贷公司倒闭了。法兰西银行1867年的业务规模比1866年减少九亿法郎”。(27)在作品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这次经济危机的情景，但却明显地感到危机的阴影。在世界银行开始前进时，作者便预言：“……发展的结果，每十年至十五年总要使交易所发生一次障碍，使交易所一蹶不振；事后，只留下一些破产和流血的惨景。”(28)作品还写到1867年4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博览会，使这里成了世界旅馆，市场繁荣到了顶点，出现了极端的奢侈与挥霍现象，刺激着一切证券疯涨，不可靠的股票充斥市场，使市场处于饱和状态。在这时，只要任何一环出现问题，就会立即发生崩溃，不久（1867年），墨西哥政局发生危机，“法国倾注在那里的血和金钱，全部损失”，立即给盛大的繁荣景象“敲了第一下丧钟”。(29)
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萨加尔的股票不正常地疯涨，引起了人们的惊惧和疑虑，市场上开始有人抛出萨加尔的股票。他的致命伤是，世界银行的两亿流动资金早已用光再也无力回收自己的股票了。
他的对手犹太银行家甘德曼，在几十年资本积累过程中积聚了十亿金钱，是巴黎“金融界的真正主宰”。他虽从不涉足交易所，但他“可以任意操纵证券的涨跌，像上帝操纵雷击一样”。(30)当萨加尔的股票信用在市场上出现了不稳的征兆时，他的情妇桑多尔夫男爵夫人也开始脚踏两只船。甘德曼从她那里探得了秘密：萨加尔不仅一直是自己买进自己的股票来刺激股票行情上涨的，且现在已财源枯竭。第二天交易所一开盘甘德曼便全力抛售世界银行的股票，萨加尔此时囊空如洗，只好眼睁睁地任它行情一泻千里，由三千法郎猛跌到三十法郎于是商业法庭宣布：“世界银行倒闭了，萨加尔破产了。”
甘德曼则一口吞噬了世界银行费了三年多时间搜刮来的巨额金钱。而被压碎的则是众多的小额股票持有者，如小额年金收入者、穷酸的传教士、小商人、小农户等，他们掏空了自己的口袋，全部“信托”在世界银行，突然一下变为赤贫，甚至连生命都要中断了。由于这次风波连锁反应的牺牲者，还有经纪商行的业主、交易所的跑街……金钱的赌博造成了无数的社会罪恶，然而金融界的强盗，真正的罪魁祸首萨加尔，却什么也没有损失，因为他本来就是一文不名的流浪汉，他用来赌博的钱都是骗取别人的，他也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他被投入监狱后，他的大臣哥哥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和地位，将他“驱逐出境”，其实是放他再去进行抢劫，到荷兰去重新掀起一个大的金钱运动。
《金钱》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法国最典型的经济现象，法国资本主义正在向帝国主义过渡，金融资本的触角正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通过两个金融巨头之间你死我活的搏斗，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财产就是抢劫”，资产阶级的巨额不义之财，就是这样被积聚起来的。这些都使作品带有浓郁的19世纪后半期法国的社会色彩，成为当时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使我们认清了帝国主义时期金融资本主义的本质。
《子夜》描写的是1930年5－7月上海的现实生活，反映的却是20世纪30年代初，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缩影。当时上海是个畸形发展的大都市，人称“东方的巴黎”。银行资本活跃，交易所异常发达。据统计，解放前各种投机事业全国共五十万户，独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万户，使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
而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3年危机）的波及，使中国民族工业内外受排挤；又由于各帝国主义分别支持各派军阀进行大混战，战祸连年，交通阻塞，农村破产，从而导致工业品滞销、市面“银根奇紧”、工商业倒闭等一系列不景气现象。
作品中的主人公吴荪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丝业界的巨头。他有雄厚的资财、铁的手腕和气势不凡的魄力，他游历过西欧，是个“法兰西式”的资本家，他胸怀大志，一心想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但在30年代的旧中国，他的“工业救国”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投机成风的上海，为了摆脱困境，战胜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他也只得走投机的捷径，跌入了公债投机的陷阱。
吴荪甫做公债所遇到的劲敌，则是以美国垄断资本为后台的赵伯韬。赵利用外国金融资本与本国官僚资本的权势，政治阴谋与经济手段双管齐下，在交易所中一举击败了吴荪甫，使之全面崩溃，宣告破产。
《子夜》的创作，无论是题材的获得，主题的明确，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来自现实生活，它的情节比《金钱》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是围绕着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为发展民族工业，在三条战线上同时进行斗争而展开的。除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勾结与斗争这条主线之外，还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的倾轧，还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镇压工农的反动本质，从而形象地描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征和最终必然失败的历史背景。作者还通过工人和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满怀激情地隐喻，这正是“子夜”时分，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来临！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
通过以上简介，可以看出，两部作品都植根于本国的社会生活，都是反映各自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杰作，而它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是这些相似之处，反映了它们相似的历史背景。
（一）它们都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趋势，如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生产的集中必然引起垄断；银行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要从借贷资本的中介人，成为产业的操纵者；交易所投机的发达，必然加剧剥夺的速度和社会财富的集中等等。
《金钱》的主人公萨加尔就是一个垄断的热烈鼓吹者和积极实践者。他说：“今天……财团是商业组合中一种强有力的形式！三四个独立生存异常可怜的小企业，如果它们彼此联合起来，就可以变成一种不可抗拒的有生气的繁荣事业”，“是的未来是属于大资本的。”(31)他所成立的“联合轮船公司”，就是把各个彼此互相残杀的敌对商号和公司联合而成立的，从而垄断了地中海的航运。这种“联合”就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雏形萨加尔的呼声，正体现了当时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
萨加尔还大力鼓吹交易所的投机和冒险。如“联合轮船公司”的招牌一出现，他便用它的股票在交易所参加“挂牌”，成为名噪一时的证券，可以任意抬高价格，股票价格的每一次上涨都使大量金钱流入世界银行。因此萨加尔鼓吹道：“在组织起来的工场上，在平地升起的建筑物中，高唱胜利之歌，完全是因为巴黎已陷入赌博的狂潮，金钱如同雨下，而且已腐蚀了一切的缘故。”(32)其实，投机者并不从事任何物质生产，交易所也不创造一丁点财富，只靠巧骗他人的金钱致富。
在交易所里，轻易致富的特殊方式刺激着许多有产者，即使最保守的人也会改变对金钱的传统观念，拼上身家性命试试自己的运气。萨加尔向靠地租为生的波魏里野伯爵夫人煽动说：“什么人也不靠土地生活了……旧的地产，已经是一种快没落的财富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使金钱呆滞；倘若把这些金钱拿来流通，或者以发行货币的方式，或者以买卖证券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叫这笔钱一个变成十个”。(33)这位贵妇人终于仅仅为了希望中的金钱诱惑，而参与了与她贵族身份格格不入的金钱交易的勾当，卷入了这个不可抗拒的金钱运动。马克思说：“在这里，成功与失败，同时都引起资本的集中，使剥夺以最惊人的速度来进行。在这里，剥夺已经由直接生产者，推广到小资本家和中等资本家了。”(34)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虽然仍属半殖民地的性质，但由于帝国主义特征的“输入”，垄断资本的某些经济特征也得到不同程度的、若隐若现的反映。
在《子夜》中，吴荪甫与人合组的“益中公司”，便不是单纯经营传统银行业务的，其目的是企图利用金融，控制、垄断民族工商业。同时，由于“美国的金元想对外开拓”(35)的需要，也由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赵伯韬出面，酝酿成立银团托拉斯，向工业发展势力，这就是“金融资本支配工业资本的开始”。(36)
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吴荪甫，也同样具有组织垄断集团的野心，随时准备用铁的手腕吞并比较小的企业。“益中”开办之初，便一口气吞并了八个生产日用品的小厂，并憧憬着他们生产的“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套鞋，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37)这是一个露骨的垄断日用品生产的计划；他们还企图组织一个更大的工业托拉斯，联合纺织业、长途汽车、轮船局、矿山、应用化学工业等，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他幻想：“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航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38)可惜，吴荪甫生不逢时，他所面对的现实却是被捆住手脚的殖民地经济。当时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形成的金融资本集团，阻挠他美梦的实现。《子夜》形象地说明了，生产集中引起垄断这一经济规律，在旧中国虽缺乏发生作用的场所，但这一规律的要求却是依然存在的。当时，官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相勾结，利用银行集中社会财富，金融投机盛行。如蒋介石政权借口内战需要所发行的公债，即由银行全部承购，参加市场投机，从中获取暴利。作品中交易所的背景，就是当时投机中心“华商证券交易所”。
当时的上海，无论是银行家、钱庄经理、工厂老板，还是各式各样寓公、少奶奶、交际花等都要到交易所来玩一手，胆小的“套套利”，胆大的拼上身家性命作孤注一掷。吴荪甫本来是个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的资本家，平时最反对做地皮、金子、公债，曾斥之为“不务正业”，但他也由于暴利的诱惑，卷入了金钱赌博的狂潮。一经卷入，他便和萨加尔一样，像个赌红了眼的亡命徒，再也没有理智了，不仅把振兴民族工业的宿愿抛到了九霄云外，甚至连自己多年经营的工厂和供享乐的公馆也在所不惜，一古脑儿拿出作了赌注。在最后决战的时刻，无论是吴荪甫，还是赵伯韬都欲罢不能，因为竞争的无情法则是“不吃掉别人，就会被人吃掉”。可见，表面上资本家是资本的主人，可以任意支配手中的资本，实际上资本家却是资本的奴隶，是利润的法则把他们支使得身不由己。
两部作品中无论是银行资本的新作用、垄断的形成，还是交易所的兴起，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标志，通过作者艺术的表现，使作品都具有社会经济史的价值，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剪影。
（二）两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还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无情现实：资本家不外是资本的人格化，追求金钱成了他们的一切目的和最高理想；但金钱却恣意地腐蚀着人的灵魂，败坏着社会风气，使荒淫无耻、纸醉金迷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它正在无情地动摇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
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除了可以满足无止境的奢侈享乐外，似乎还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那就是为了攫取金钱本身，把积累金钱作为唯一嗜好，乃至生命的原动力。《金钱》中据有十亿巨额财富的甘德曼，住着陈旧的宅子，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就在背光的小小一角开始工作；胃病苦恼了他二十年只能一口一口地咽牛奶维持着衰弱的生命，可见他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要求。但他却顽强地希望每天在金钱上有所收获，哪怕是最小的一点收获。他活着唯一的目的是继续积累财富，永无止境地扩大他的黄金王国，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足的人。
至于萨加尔，更是满身铜臭的狂人，他的儿子马克辛说得好：“如果我们可以上市的话，他都会把我们拿去出卖的。……金钱可以使他发狂，可以使他成为极下流的人。”(39)他贪得无厌地大把捞钱，多次千百万金钱从他手中溜过，但一次也没有真正占有它们，他只要求从金钱的川流中获得快感，树立无上的权威。他信奉金钱万能的教条，竟异想天开地用金银作了一次新奇的广告，他选中了曾以十万法郎的代价和皇帝睡过一夜的热梦夫人，以加倍的二十万法郎的代价同样获得了她。其目的只是为了在上流社会的晚宴上作一次辉煌的广告和财产的标价，以炫耀于巴黎。
金钱腐蚀着人的灵魂，煽动着一切邪恶的念头。萨加尔所掀起的金钱运动还卷进了许多妇女，有的为了追逐这种时髦的风尚，对她的情人说：“快买世界银行的股票吧，假如你还爱我的话”；有的名门贵族为了金钱而变成不忠于丈夫的卖淫妇，如桑多尔男爵夫人，由于染上了这种赌博的嗜好，不得不先卖身于萨加尔，后又奔走于甘德曼门下，最后堕落为“脚踏两只船”的“间谍”，使自己沉溺于污泥中。
《子夜》中也有类似的描写。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也以玩弄女色来夸耀自己的财富和威势，他不仅扒进各项公债，“也扒进各色各样的女人”。所谓的“诗礼传家”的封建地主冯云卿，在公债风潮中被压碎后，竟不惜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卖身于赵伯韬，想探得赵做公债的秘密；寡妇刘玉英，虽然她的父亲、哥哥丈夫都是交易所中的牺牲者，但她仍流连于交易所，利用女人身上的本钱作为生财之道，起初只是“零碎拆卖”，赚点零花钱后来便设法勾搭上老赵，把这也当成是一种投机，想从中捞一笔整的。
无论是法国的巴黎，还是旧中国的上海，金钱所带来的腐烂、荒淫何其相似啊！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由此可见，虽然两部作品写作的时代不同，地域各异，作者的世界观也不同，其思想艺术上的成就也不能相提并论，但它们所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则是一致的。左拉虽然只注重客观的描写、冷静的剖析不像茅盾那样立场鲜明、爱憎强烈。但由于他是“从真实的事件中获得灵感”（拉法格语），所以作品也能“再现整整一个世界”。两部作品同样形象地表明，在这金钱运动的洪流中，真正受损害的是众多小生产者、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变得一贫如洗，范围广阔的社会悲剧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原载《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4期“姜文”的笔名，源于我姥姥家姓姜，意为姓姜的所写文章
【注释】
(1)《致·哈克奈斯》，转引自《马恩列斯论文艺》，136页。
(2)《子夜》，见《茅盾文集》第三卷，308页。
(3)《多角关系》，见《茅盾文集》第四卷，55页。
(4)同上，51页。
(5)《我怎么写春蚕》，见《茅盾研究资料集》，67页。
(6)《当铺前》，见《茅盾文集》第七卷，246页。
(7)上海国际劳动局：《上海的工资统计》，1930年，15页。
(8)《子夜》，见《茅盾文集》第三卷，359页。
(9)同上，44页。
(10)《故乡杂记》，见《茅盾文集》第九卷，154页。
(11)《子夜》，见《茅盾文集》第三卷，44－45页。
(12)同上，42页。
(13)同上，513页。
(14)《多角关系》，见《茅盾文集》第四卷，121－122页。
(15)《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吴江，见《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一］。
(16)《子夜》，见《茅盾文集》第三卷，209页。
(17)同上，75页。
(18)《“现代化”的话》，见《茅盾文集》第九卷，169页。
(19)同上。
(20)《金钱》，左拉，15页。
(21)《都市文学》，见《茅盾文集》第九卷，67页。
(22)《子夜》，见《茅盾文集》第三卷，481页。
(23)《上海大年夜》，见《茅盾文集》第九卷，195页。
(24)《林家铺子》，见《茅盾文集》第七卷，211页。
(25)《雷雨前》，见《茅盾文集》第九卷，46页。
(26)《外国经济史》（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32页。
(27)瓦尔加主编：《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54页。
(28)《金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197页。
(29)同上，300页。
(30)同上，15页。
(31)同上，63页。
(32)同上，264页。
(33)同上，142页。
(34)《资本论》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561页。
(35)《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207页。
(36)同上。
(37)同上，308页。
(38)同上，130页。
(39)《金钱》，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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