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哥伦布的航海与发现

审视哥伦布的航海与发现

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走红”的时候不多。因为历史学的直接社会效用不明显，有时走它自己的独木桥，很难成为“热门”（特殊情况除外）。不过，在历史学研究中，却时有“热点”问题、“热门”课题出现。例如，近几十年来的改革问题研究，外贸、国际交流研究，“文化热潮”到来后，其“温”持续不衰，后来又有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东问题研究，等等。而世界史范围内的哥伦布“首航美洲”或“发现新大陆”这一课题研究，曾经产生过热度效应，如1992年成为世界性的研究“热点”（2002年也有一些纪念性活动）。1992年是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年纪念（2002年是510年纪念），随着纪念活动在世界范围的展开，学术界在1992年前后推出大量论文、论著，把这一课题研究推向高潮。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研究、概括、评述，对许多传统的已成定论的观点提出挑战，并树立新说。国外研究中还应用新方法，借助最现代的手段，为拓宽研究视野、更新史学观念作出重大贡献。

人类开始全球交往的历史，真正探究起来，则不过几百年。要不是借助历史学这门有时备受冷落的学问，大概很少有人去探究并惊异于今天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西半球49个国家脚下的那两块陆地——南北美洲，纳入世界版图原来才不过510多年！ 1492年10月12日，被西班牙国王册封为海军上将的哥伦布，带着一支由88名水手和3艘船组成的船队，第一次登上华特林岛，于是，美洲首次为欧洲人所认识，再过了好久才为全世界人所熟知。

哥伦布连同他的伟大“发现”，载入史册传播后世并被写进教科书，是放在“新航路开辟”这一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中的。从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休达城，标志着殖民探险时代的开始，到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成功地开通全球航路。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美洲大陆被“发现”，才使世界史真正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从欧洲人哥伦布首航美洲后，五百年来东西半球的交往从未终止。而史学领域中，对哥伦布及“地理大发现”的研究，始终是个大课题，研究成果不时被补充、“刷新”原有的历史记录，指导人们以常新的眼光，去审视和评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哥伦布这个历史人物。

（一）对“地理大发现”历史意义的新评估

哥伦布“发现”美洲及开辟大西洋航线这一事件，传统的评价是：地理大发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开辟大西洋航线，引起欧洲贸易中心的西移；“发现”美洲大陆，是欧洲殖民活动的开端，新航路开通后，在欧洲引起“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这样的结论见诸教科书及普通历史资料，且不赘述。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在1992年以来集中的研讨中，如果加以综述，则又分以下几类。

其一，出现“新旧两个世界文明汇合”这一提法。

基本论点是：欧美两大文明原本无联系，处于相对封闭、隔绝状态下，“哥伦布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双方孤立发展毫无联系的状况，两个被称为‘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文明’在殖民主义的隆隆炮声中相会了”^[1]。哥伦布的航行，使新旧大陆开始了正常的接触，交往发展迅速，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带来了无法计算的巨大影响，可称为新旧大陆正规交往的里程碑。

其二，从更高的角度评价这一事件。

国外有的学者力图将“发现美洲”这一历史事件在更广的范围进行“整体的宏观”研究。以欧洲商业革命的大系统作为视角，对先后到达美洲的历史人物进行整体分析，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发现看做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2]具体例如，德国学者洪堡和美国学者罗伯森指出，哥伦布的航海是与人类心智进步相联的伟大成就。^[3]

其三，从美洲的发展及欧美之间相互影响的方面评估。

论点有以下几种，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引发了流向拉美地区的国际人口迁徙浪潮，推动不同人种和民族在拉美地区的混杂和融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来自欧、亚、非、澳各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输入，没有外来移民和土著居民的共同参与，拉美的社会经济不可能发展到在第三世界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独具一格的拉美文化也不会形成……”^[4]又如，“欧洲人首先把基督教文明传播到新大陆，其次将欧洲的政治制度移植到美洲，最后孕育并分娩了一批新生的美洲民族婴儿”；“美洲的物产（印第安人培植的许多农作物品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而且使得世界市场发生了根本变化，商品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5]

综观上述三方面评价可知，对这一事件历史意义的研究，已经不是停留在浅层次。有的论及“发现”美洲的直接后果，如通商、移民；有的论及间接后果，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发展的损害；有的论及近期后果，掀起航海探险的高潮；有的则论及长远后果，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

（二）对哥伦布其人的新评价

抛开有关哥伦布的传记性的文字，仅就史学研究而言，已特别详尽、细密了。为清楚起见，可分类如下：第一，有关哥伦布生平的研究，传统观点是哥伦布生于热那亚。如今又有生于葡萄牙、生于西班牙两种说法。第二，有关哥伦布早年航海活动的研究（无争议）。第三，关于哥伦布航海动机的研究，众说纷纭。综合起来有三点：（1）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哥伦布同西班牙国王签订的《圣大菲协定》中可反映出，西班牙国王得到宗主权和新土地百分之九十的财富，哥伦布可得到新土地“总督”的地位和百分之十的收入。（2）宗教动因。即哥伦布从事为上帝服务的事业，去“归化”异民族。（3）哥伦布航海具有冒险色彩，带着“留名千古”的荣誉感出航。具体航海目的，则有“已知论”（已知有块未被发现的大陆，已知有人到过新大陆，相信西航会到达东方），有“天意论”（发现美洲纯属天意），有“亚洲论”（寻找亚洲，去中国、印度、日本），还有“进步论和偶然论”（即使不是哥伦布发现，也会有别的航海家发现）。第四，哥伦布首航登陆地点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哥伦布首航登陆地点为圣萨尔瓦多岛，即今天的华特林岛，但又有不同见解：如“萨马纳礁岛”说，“大特兰岛”说，“马亚瓜拉岛”说等等。第五，哥伦布误把美洲当印度的原因分析。传统观点是：哥伦布认识有限，误以为自己到的就是印度。新观点是：哥伦布明知他到的不是印度，称“到达印度”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他是为了得到西班牙王室的继续支持，如果公开承认到的不是印度，恐怕就没人支持他西航，也没人愿意跟他向西航行了。其次，哥伦布的初航成功，引起好多人的嫉妒，他不时受到诬蔑攻击。在此情况下，他是绝不愿说自己未到印度的。第六，则是对哥伦布的评价问题。

分析各类研究文章对哥伦布的评价，可以看出，对这个五百年前的历史人物，早已褒贬不一，或抑或扬，论述极多。传统观点着眼于哥伦布的“历史贡献”和个人素质。前者如：“哥伦布完成航海事业的伟大创举，是第一位横跨大西洋的远洋航海家”；后者如：哥伦布富于冒险和开拓精神，他年轻时代追求知识，刻苦学习，为航海事业，他百折不挠，矢志不渝，首航途中，他临危不惧，勇往直前等等，不一一列举。

近年来的研究，则深入了一步，概括起来，有这样一些论点：

其一，“哥伦布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欧洲与美洲交往第一人的角色。说他自觉，主要是基于他航行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与东方国家建立诸如商业联系、贸易往来和传播基督教等各种交往关系而言的。哥伦布充当新旧大陆物质文化交往先驱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美洲的急先锋”^[6]。

其二，将哥伦布拔高的说法。即把哥伦布说成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西方近代精神崛起的产物。近代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以及对自然科学的探索等，这些东西塑造了一个冲出地中海、驶入大西洋的欧洲人哥伦布——一位“将美洲纳入近代人类文明社会大家庭的先驱”^[7]。

其三，认为哥伦布过大于功。哥伦布的航行引起的后果是殖民掠夺，使美洲的土著居民遭受劫难。畅销书《征服天堂》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哥伦布作为一个人来说是残酷而又贪得无厌的，作为一个海员和行政管理人员来说是不称职的……他是15世纪欧洲人的缩影”，“一旦他们找到天堂，他们不可能干什么别的事情，而只有毁掉这个天堂。”^[8]

其四，强调哥伦布功过并存。他的贡献在于让两种繁荣的文明发生接触，而不是发现了美洲……早在他之前1.5万年或者更早，那里就已经是一个有着丰富而复杂历史的人类世界。^[9]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哥伦布的功绩不宜抬高，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偶然，是机会使然。

以上种种，都是对哥伦布从不同角度，作正面或侧面的定性评价。当然，这些评价也很难趋同，每一个时代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根据当时的是非标准，对历史人物作出他们认为是正确的解释。可见，历史学永远是“古老而又常新的”。

（三）这一课题研究的误区

毋庸置疑，哥伦布及“地理大发现”这一课题的研究，近年来的确取得突出成就。尤其1992年的研讨活动，可谓盛况空前，推出的作品蔚为大观。不过，客观地说，在这一课题研究中，没形成一些对具体问题的“共识”。反而衍生了好多新概念和新提法，争议的问题较多。尽管有些学者提出真知灼见，且不乏标新立异之论，但归根结底，由于史学研究本身的局限，本课题研究在几个方面走进误区。胡幸福《走出哥伦布研究的误区》一文中，概括了两点：一是“经历研究中的烦琐考证”，二是“西欧中心论阴影下的陷阱”^[10]。我只同意其一，根据自己浅见，认为误区主要有四方面：一、考证偏离主题，张扬旁枝（走向烦琐）；二、定义难下；三、摆脱不掉“自我中心论”；四、人物、事件评价的主观随意性大。

研究中，属于考证的，如哥伦布出生日期与地点，哥伦布首航登陆地点，“拉斯卡萨斯摘要”的辨伪等。需对具体事件作解释的，如哥伦布航海的目的与动机，宗教信仰对哥伦布事业的影响，地理大发现的后果等等。既然是考据，应该是越准确越可信，既要求准确，就得细密，审慎，详尽。然而不可避免，这样会走向烦琐、细碎。如中国古代经学研究，走入空守章句的死胡同，如中世纪西欧对于基督教义的寻章摘句，走向神学教条。而哥伦布研究中的考证，似乎仍走了原先的老路，甚而至于，用最新的手段，史学家们“联合航海家，考古学家，海船船长，艺术家，电子计算机程序设计师，制图专家，地理学专家，人类学家，气象学专家，民俗学专家，浩浩荡荡开进‘研究哥伦布登陆地点’这一阵地”^[11]。可见，考据总会不自觉地偏离主题，节外生枝，以至张扬旁枝。

这一课题研究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定义难下。主要表现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传统的提法，多少年来经历了一个“更名”和“正名”的过程。首先，认为“发现”一词不妥。因为美洲大陆本来就存在，哥伦布只是到达，而并非“发现”。其次，认为“新大陆”之说不妥。因为美洲既已存在，而且有人类活动，印第安人还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其三，“地理大发现”一词的外延时大时小，既可指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也可指整个航海探险时代的“发现”，或者干脆认为此词不准确而忌用。现在，多数论文、论著中采用“首航美洲”之说，进而有“两个文明汇合”的概念。不过，前者又常涉及哥伦布是不是到达美洲的第一人？由此产生歧异，问题反而复杂化。“两个文明汇合”则又有点含糊。上述情形，也是史学研究的通例。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正名”的工作还会进行下去的。

第三个误区是研究中绕不开的暗礁——自我中心论。很明显，在哥伦布研究中，从命题到内容，首先难以摆脱“西欧中心论”。不管是“发现”美洲，还是开辟航路，都是放在西欧进步、白人开发美洲的立场上的，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又是怎样认为的呢？表面上看，似乎是亦步亦趋跟着西欧人走，事实又不如此。中国人提起航海技术，或者航海的意义，总会自豪地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西航比较，郑和远航七次，时间比哥伦布航海早半个多世纪，在世界古代史上创了纪录。还有，哥伦布航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从中国传入的指南针，哥伦布航海思想的形成，则有《马可·波罗行记》中有关中国富庶程度的诱惑因素等等。可见中国人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这一事件的。至于其他，如北欧人声称他们的祖先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因而争夺美洲的发现权。拉美一些国家，则指责哥伦布“过大于功”，说他的航海引起殖民掠夺以及数百年的奴役。甚至连日本人也在关注这一事件，理由之一：“日本是哥伦布航海目标中的第一个目的地”；理由之二：“地理大发现后，日本终于结束了与西方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总之，人们关注、研究、解释这一事件，各自抱着“自我中心论”，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

第四个误区，主要在于人物、事件的评价很难有量化的“标准”，比如对哥伦布的评价，无论从其“历史贡献”着眼，还是从航海者本人的素质着眼，都只能执其一端，作“摸象”之举。至于这一事件历史意义的评估随着时代变化，不同时代的人会持不同的看法，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也会以不同角度来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

（四）由哥伦布“热点”引发的思考

上述内容，是国内外学术界对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一课题研究状况的概观。有成就也有误区，研究成果中，有维持传统观点的，也有突破传统观念的标新立异之说。总之，在这一课题研究中，现在已不局限于对事件本身如何定性，对历史人物如何评价的问题。用发展的眼光来看，给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评价，如果以求同的目标去研究，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式。事实上，世界范围内哥伦布发现美洲课题研究，给予史学工作者的是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前史学研究中，不仅运用历史计量方法、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法等早已在史学研究中熟练运用的方法，而且，各学科之间的障壁已不存在，海洋学、制图学、气象学、电算工程设计学等，步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之后尘，纷纷与历史学联系，共同走进史学研究阵地。对哥伦布首航美洲这个五百年前的历史事件的研究，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事。史学研究方法在不断更新，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

第二，对具体事件的考证，不应走向烦琐。这是反面的教训。今后的研究中，如何走出烦琐考据的误区？我以为，首先，应坚持这样一个准则：对要考证的具体问题，看看它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影响是大是小，有无必要深入下去花大力气。比如哥伦布的长相、丧葬地点等，实在不必要。其次，考证过程中，应随时校正方向，看是否偏离主旨，误走岔路。最后，从方法论意义来说，摩尔根和恩格斯为史学研究作出了“从小处着眼研究大课题”的范例，如摩尔根从印第安人的亲属称谓着手，研究古代社会，恩格斯从婚姻形态和家庭着手，研究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否能启迪史学工作者：运用尽可能多、尽可能新的手段，花费极大的力量，去考证极小的问题，甚至纠缠不清，这样有无必要？是否合适？

第三，不为理论需要而剪裁历史，不轻易拔高或压低历史人物，否则会使历史人物成为抽象概念。依然坚持“论从史出”，即我们必须在历史中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

现阶段的世界史研究中，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已趋向于“整体”、“宏观”把握。用卡尔·波普的话说：“为了认识社会生活，我们不能只限于分析动机、利益和行动所引起的反应，我们必须懂得每一件事在整体中有着某个特定的作用。这个事件由于它对整体的影响而获得它的意义，所以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整体来决定的。”^[12]国内学者亦有新论：“哥伦布发现美洲不是历史中孤立的产物，而是人类发展链上的一环，哥伦布本人不是欧洲历史的宠儿，而是世界历史中的一员。只有把握这个原则……哥伦布才能在世界史中有恰当的位置。”^[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历史是沿着纵横两条轨道发展的。纵的轨道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继承、更新和交替，横的线索是各地区、各民族由闭塞、隔绝、分散到开放、交流和统一的发展。哥伦布的功绩不在前者而在后者。

对“发现美洲”这一事件，我们不妨放在“人类心智进步”、“人类开拓交往范围”这一大的系统来考察。“人类活动的舞台从大陆转向海洋，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取向的创新性突破。但是，在哥伦布航行至美洲之前，由于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的局限，人类对海洋探索还只是区域性的，只是在哥伦布远航之后，人们在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价值观的刺激和鼓舞下，海外探险才突破了传统的区域范围并终于导致了‘新旧两个世界的汇合’。”^[14]再进一步说，“只有当西欧人要求与东方人进行直接交往时，哥伦布才有可能发现美洲，唯有美洲被发现，才有世界海道大通和全球性人类交往形成”^[15]。在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漫长历史时期里，人类各群体基本上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中……这种孤立分散状态，是从15世纪开始才被打破的。从“郑和下西洋”、“迪亚士到达好望角”、“达·伽马到达印度”，到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航行。这些事件中，“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是1492年哥伦布在航行中发现了美洲大陆，从此将这块一直同亚、欧、非三洲处于隔绝状态的沃土，引入了世界历史的行程。1519—1522年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证明了建立全球联系的可能性。此后，海上探险活动仍然断断续续地进行，发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北极和南极。到18世纪末，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不为人知的陆地了”^[16]。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近海的郑和航线、达·伽马航线，远洋上的哥伦布航线，全球性的麦哲伦航线，正好构成一个序列——人类开拓交往范围的成果的序列。哥伦布的航海活动，是其中的一个镜头。这才是它适当的位置。

（说明：这篇综述文章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习作，曾发表于没有正式刊号的师专学报上。）

【注释】

[1]彭顺生：《哥伦布发现美洲与人类交往》，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

[2]胡幸福：《走出哥伦布研究的误区》，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

[3]李安山：《国外哥伦布研究述评》，见《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

[4]杨启藩：《浅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拉丁美洲人口发展进程的影响》，见《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5]彭顺生：《哥伦布发现美洲与人类交往》，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

[6]彭顺生：《哥伦布发现美洲与人类交往》，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

[7]《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第55-56页。

[8]王方宪：《关于哥伦布功过的几种评说》，见《历史教学》1992年第10期。

[9]同上。

[10]胡幸福：《走出哥伦布研究的误区》，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

[11]胡幸福：《走出哥伦布研究的误区》，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

[12]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13]胡幸福：《走出哥伦布研究的误区》，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

[14]陆文：《纪念哥伦布首航美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综述》，见《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91年12期。

[15]张一平：《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界说》，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1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