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的“祸福论”与孟子的“义利观”

梭伦的“祸福论”与孟子的“义利观”

题识

我有幸在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门下做访问学者一年，读研究生三年。王敦书先生讲课之精彩，在南开大学是有名的。历史学科各个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都要修王先生的《中外史学名著选读》（或《专业外语》）课程，历史系本科生必然要选修《专业外语》、《史学名著选读》，世界史的研究生要修《世界史的理论与方法》（集体授课）和《世界文明史》（集体授课）。王先生深厚的国学功底，精熟的英语口语，充满激情的授课风格，不仅吸引着本学科的学子，也常有其他专业的学生来旁听。王先生和他那辈人中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时间只有25年（45岁至70岁）。不过，先生珍惜宝贵的时光，教书育人不遗余力，开设过的课程数量多，涉及范围广，因而受益者众多。我到先生门下学习较晚，虽然四年里听遍了先生给不同层次的学生开设的课程，毕竟自己天资不高，真正领会的有限。至今不能忘怀的，是先生进行“中西古史比较”的授课内容。比如，对“梭伦见克洛伊索斯”与“孟子见梁惠王”的比较。听过先生的课，在先生的引导下，我当时认真阅读了希罗多德的《历史》（读英文本，同时对照中文译本），也读了《孟子文选》。王先生课堂上的讲解，重点是分析事理，欣赏两种文字的优美，解读希罗多德文章和孟子文章的精彩片段。在课后，我想进一步了解梭伦的观念（实际上是作者希罗多德的观念）与孟子观念的异同，又翻阅相关的资料，后来写成一篇作业。现在翻出那篇课程作业的草稿，让我重温先生精彩的讲课内容。对“梭伦见克洛伊索斯”与“孟子见梁惠王”进行比较，发明权属于王敦书先生，我不敢据为己有，我这里只是比较梭伦与孟子观念的异同。

客观地说，比较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并不是新鲜的题材。就国内而言，民国时期有学者比较过，新中国成立后，林志纯、刘家和等几辈学者致力于中西古史比较，颇多建树。国外学者中，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指公元前8到公元前3世纪），成为普遍接受的概念，对轴心时代希腊、中国、印度的比较，成为引人瞩目的学问。不过，多数学者着眼于这一时期人类的大觉醒和精神解放，从宏观角度比较希腊、中国、印度思想领域出现的“百家争鸣”现象。总体上，就具体问题进行微观的比较分析较少。王敦书先生擅长英文材料与汉文材料的对比分析和讲解，把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第一卷中描写的梭伦见克洛伊索斯一事，与《孟子》中“孟子见梁惠王”进行对比来讲解，让我们深受启发，获益良多。那么，梭伦游历小亚细亚，孟子见梁惠王，到底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事？希罗多德通过梭伦之口所表达的观念，与孟子的观念到底有何异同，这里试作分析。

（一）克洛伊索斯与梁惠王的地位及各自的“需求”

克洛伊索斯是吕底亚的国王，三十五岁时继承了其父阿律阿铁斯的王位，其时大约是公元前560年。他运用武力，“逐渐把哈律斯河西边的几乎所有民族都征服了。继续保有自由的只有奇里启亚人和吕奇亚人，因为全部其他的部落被克洛伊索斯征服并成为他的臣民了”。不久，希腊的贤者相继游历富强如日中天的撒尔迪斯，而曾任雅典执政官的梭伦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克洛伊索斯既有权威，又拥有巨大财富，自以为不可一世，他期望智慧超凡的梭伦评价他，确认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克洛伊索斯的野心，当然决不会停留在炫耀现有的权势和财富上，他要扩大领土，继续征伐。按希罗多德的记载，引起波斯人侵犯的开端，就是克洛伊索斯挑起的。

梁惠王是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国王，梁惠王在位时期，魏国在几次重大战役中失败，实力大减，失去了昔日强盛的局面。但梁惠王并不甘心，他要重振旗鼓，再度崛起。公元前320年，梁惠王以谦恭的礼节和丰厚的财物招贤纳士，就在此时，六十岁左右的孟子到了魏国。梁惠王招贤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聚集能替魏国出谋划策、使魏国重振雄风的能人，所以他一见孟子就问孟子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所谈与梁惠王并不投机，因为梁惠王总想用战争手段报仇雪恨，打败秦楚诸国，收复失地，重振国威。

（二）梭伦的“祸福论”

克洛伊索斯很热情地接待了梭伦，让他住在宫殿里，并用三四天时间陪梭伦参观了自己的宝库，本来想问梭伦“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他稍转了一点弯，问梭伦：“到目前为止在您所遇到的所有人中，谁是最幸福的人？”梭伦径直回答克洛伊索斯，第一位最幸福的人是雅典的泰洛斯，处第二位的，是哥尔哥斯的克列欧比斯和比顿兄弟。克洛伊索斯很不高兴，因为梭伦根本没把他这位既有权势又有财富的国王放在幸福者之列。

梭伦的幸福观有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人的一生虽说漫长，但“人间的万事真是无法预料啊”！一个人是否幸福，要纵观他整个一生，不能只看他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无论前半生幸福后半生遭灾的人，还是前半生不幸后半生幸福的人，都不能算完全的幸福者。神是非常嫉妒的，随时会降灾厄于人。

其二，人的幸福，不能以金钱和财富来衡量。“因为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不幸的人只在两方面优于幸福的人：一是有钱的人更有能力满足他的欲望，二是更有能力承受大灾难的打击。”但幸福的人即使没财产，照样幸福，除了“灾难不会临到自己身上”外，他还享受到这样一些幸福：“他的身体不会残缺，他不会生病，他不会遇祸，有好的子女，又总是心情愉快。”

其三，梭伦强调“善终”。一个人在拥有其他幸福的条件之时，如果他还活着，“毋宁应当称他为幸运的人，而不是幸福的人。纵然是豪富的人物，除非他幸福地把他的全部巨大财富一直享受到他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他总是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的东西，把它们保持到临终的那一天，然后又安乐地死去的人……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

其四，梭伦举了两个“幸福者”的例子，表明了普通人达到“幸福”标准的几个条件，如泰洛斯，他所在的城邦是繁荣的；他有出色的孩子，并看着孙子辈长大；一生享尽了世间的安乐；死得极其光荣（捐躯疆场，享受国葬的荣誉）。又如克列欧毕斯和比顿，他们兄弟有健康的体魄，在运动会上得过奖，为了不耽误母亲祭神，兄弟俩用人力拉车，他们的优秀让所有人敬佩，他们安乐地死于神殿，他们被立了像，奉祭于神殿之中。

其五，梭伦又由人的“不能十全十美”推及国家。他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自己的国内充分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而是每个国家都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的东西的国家也就是最好的国家了。”

同时，梭伦提出“祸”与“福”转换的观念，即没有不变的“祸”，也没有永久的“福”。世事无常、人生难料的深刻观念，在梭伦谈话中表达得极明确。梭伦的祸福论，颇类似于中国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祸福辩证关系，但梭伦把祸福转换的根源归结为神意。

（三）孟子的“义利观”

孟子第一次见梁惠王，两人谈的是“义”、“利”问题。“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认为，当时天下纷争、黎民涂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国君主不仁不义，只顾追逐私利。国君言怎样利国，大夫言如何有利自己的封邑，一般士人和老百姓说有什么办法让自身得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再次见梁惠王，谈的话题是“与民同乐”。当梁惠王立于池沼之上欣赏自己的鸿雁麇鹿时，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当面泼了一瓢冷水：“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然后引用周文王与民同乐的典故，进而阐述“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之”的道理。最后还引用反面的例子：像夏朝的末代君主那样的人，即使有亭台池泽、奇禽异兽又怎能独享其乐呢？

孟子与梁惠王还有几次会谈，一次是主张爱护百姓，关心人民疾苦，从物质生产和思想教育入手，做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这样不仅本国人民多于邻国，还会称王于天下。另一次也是为民请命，孟子用极端的言辞激励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如此说，是为了劝梁惠王尽快抛弃以前的做法，实行仁政。再有一次，就是劝梁惠王放弃战争手段，施行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按孟子的理解，只要君行仁政，百姓既能得力于农田，又修礼义，更乐于为君主尽忠，然后去征讨那些不施仁政的国君，易如反掌。简言之，“仁者无敌”。

孟子与梁惠王谈治国之道，其政治主张的核心有如下几点：其一，先“义”后“利”，以仁政代替武力和强权。其二，反对兼并战争，不反对统一，仁政可以王天下。其三，与民同乐，关心百姓疾苦。其四，轻徭薄赋，宽省刑罚。

（四）梭伦的“祸福论”与孟子的“义利观”比较

梭伦所谈的“祸福论”，实际上是希罗多德的幸福观和人生观的表达。希罗多德阐发的深刻道理，通过梭伦之口，以梭伦访克洛伊索斯的方式转述出来。

希罗多德在叙述历史时，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及因果，不仅仅从政治、经济因素和民族关系方面进行分析，还从人的本性方面进行更为深刻的剖析。希罗多德甚至认为，战争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欲望，即人的本性所造成的。如薛西斯的骄傲、贪婪，蕴含了波斯向希腊发动侵略的最根本因素。所以，希罗多德着重探讨人生的重大课题，将个人的生死祸福，与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危亡联系起来考虑，这是希罗多德的智慧之处。

梭伦与克洛伊索斯之间，从表面上看，只是谈论“怎样的人是幸福的人”这一命题，实际上，梭伦正确的“幸福观”，又通过克洛伊索斯的生活结局来证明。而克洛伊索斯之结局，又联系到希波战争这一大主题。克洛伊索斯在亡国之后，即将被处死的霎那间，明白了梭伦的话，他的醒悟和警语，又触动了得胜者居鲁士。居鲁士当时的权势、荣誉和财富，超过数年前的克洛伊索斯，但其人生角色恰似克洛伊索斯，只是最后克洛伊索斯善终，而居鲁士没有善终。希罗多德作为史家，以社会良心的评判者的姿态，赞扬良好的风尚，鞭挞陈腐陋习和人类本身不能剔除的罪恶。《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的人本思想、因果论、平等的民族观渗透其中，因而成为不朽名著，倘若仅是希波战争的简单描述和平实记录，恐怕不会流传至今。

孟子作为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其思想的光彩和火花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他的仁政学说。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发展了孔子“仁”的含义，主张以仁义治国。政治上，施行仁政，反对兼并战争；经济上，轻徭薄赋，制民之产；思想文化方面，兴办学校，加强教育；同时，要求统治者选贤任能。

二是他的性善论。孟子从理论上系统地讨论了人类的共同性问题。

三是“与民同乐”说和“民贵君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是孟子首次提出的。

四是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孟子是相信天命的，认为人应顺从天命，不过他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他辗转千里，屡遭冷遇但仍不改其志。要积极进取，就要勇于献身，舍生取义。

《历史》中的梭伦见克洛伊索斯与孟子见梁惠王的情节相像。我的导师王敦书先生的中外史学名著选读课程选取英文材料进行讲解，将这两个历史情节进行比较。这里除了做类比外，重在比较分析希罗多德笔下的梭伦的“祸福论”和孟子的“义利观”。

依我看，二者之间的相似点在于：

（1）希罗多德和孟子都设置了两个相对照的人物形象，通过对比来阐述他们的观点：梭伦与克洛伊索斯，一个贤能机智，一个目光短浅、又自命不凡，所以谈不投机。孟子与梁惠王，一个从长远利益考虑，主张仁义治天下；一个从眼前利益出发，急于发动战争，所以二人也谈不拢。

（2）希罗多德和孟子都探讨了人生和社会的重大命题，前者谈的是人的幸福观，后者探究的是治国之道，但提出的方案是从争取民心的“人治”角度着眼。希罗多德和孟子都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体恤贫苦大众。

（3）希罗多德和孟子都对“人性”问题做了探讨和分析。

但是，希罗多德对“祸福”的解释和孟子对“义利”的解释有着许多不同。

其一，希罗多德的祸福论，归根于神意决定论，认为神是嫉妒的，神的惩罚会使人遭到打击，希罗多德的神定观念和对人性的解释，形成了对祸福问题的双重解释，减弱了思辨性和可信度。孟子解释“义利”问题，基本上抛开天命观念，认为统治者完全可以在义利之间作出正确抉择。

其二，希罗多德虽然看到了人的本性中的重要方面，如软弱、贪婪、妥协、自私、虚荣、骄横、残暴、妒忌等等，但他的解释并不彻底，而且也倾向于“性恶论”。孟子则不同，孟子对人性问题有系统的阐述，孟子提出“性善论”。

其三，希罗多德谈论人生的幸福问题，表现出西方传统中对个人的关爱，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珍惜。孟子谈论治国之道，总体上说也是关心百姓，但重点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所谓得民心，统一天下，都是在集体概念和群体性上谈论“民众”，并非强调单个人的祸福。

其四，梭伦由于政治原因托词出游，但表现出的超然和飘逸，与孟子到处寻求贤明君主的执著和劳碌，形成极鲜明的对照，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毕竟还是两个境界，两幅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