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四十里铺

记忆中的四十里铺

下午三点半晡礼后，我和母亲准备吃午饭。在麦加，在朝觐季节里，除了正常的礼拜时间，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完全是随意的。因为禁寺，因为天房，朝觐的人都没有规律的生活秩序，像我和母亲这样半疗养方式的朝觐者也有，但不会太多。

因为清闲，因为我处于生理休息日，我和母亲拉家常的时间多了起来。母亲时不时地用手摸摸我的背和肩膀，又开始唠叨我在中川机场和麦地那机场背的行李太重了，担心我的腰累出毛病，担心我的肺累出毛病。“比起您在四十里铺带我们搭车的情况，我背的还嫌少了呢。”听我这么说，母亲这才点点头说：“唉！那个时候，没办法啊！”

20世纪60年代末，因为父母特殊的政治成分，全家被迁移到了南阳山四十里铺萨玛朗沟，城镇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生产队帮着父母在一座孤零零的山坡上盖了三间土房，周围没有一户人家。两年后父母有了我，在我三岁时又有了妹妹。我们在相隔四十里路程的农村和父母原先生活的城镇之间游移着。政策松动的时候，多半时间在城里生活，风声一紧，就又返回农村。农村的乡亲们总是根据我们家烟囱里冒出的烟来判断城里的动向，一些好心的人，还在我们回到城里时帮我们照料庄稼，或者在我们回到农村时，给我们送来玉米和土豆。那个时候，我们是有名的村里的城里人，城里的农村倒流户。

大姐和哥哥初中毕业后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当了工人。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四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一岁，在孤零零的山头存活着。而从小养尊处优的母亲，并没有被那时的艰难打垮，依然在苦难中为我们设计着多彩的生活，给我们教信仰知识、教清真言、教苏勒、教礼拜、教封斋，给我们讲故事、教唱歌。甚至用仅有的一点点面粉和杂粮，做成花色各异的面食，野生的乌龙头、苦苦菜、圆根等，都会变成令我们欣喜若狂的美味佳肴。

很多时候，当我坐在豪华的餐厅里，看着餐桌上所谓的山珍野菜时，总是想起我们在农村的那些日子。乌龙头、苦苦菜，今天已经摇身变成了餐桌上价格昂贵的山珍，圆根则是制作泡菜的珍贵原料。而当年，吃这些只是为充饥罢了！

我们的屋子后面，是我们的自留地。每当夕阳西下，二姐姐总是带着我们三个小妹妹，坐在自留地的土坡上唱歌。多少年来，我始终记得当年二姐姐唱的那首西藏民歌《南飞的大雁》——

南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远方

献给我想念的亲人亲人……

从城里返回农村，是我们最痛苦的事情，而从农村回城，则是我们当年最幸福和喜悦的事情。我们房子东边的墙壁上，有一个正方形的小窗户，打开窗户，就能看见远处的公路和公路上驰过的汽车。每当母亲站在土炕上礼晌礼的时候，我总喜欢跪在炕上，打开小窗户，看着远处公路上偶尔出现的汽车，三四岁的我大喊着：“阿妈，三点的班车过了！”

每次决定回城里，母亲都会准备好几天。每次出门的时候，总是鼓鼓囊囊的两个大提包，母亲用布带子把两个提包串起来，一前一后搭在肩上，手里还领着妹妹，二姐领着三姐和我。一路上碰到有小河时，母亲总是先放下行李，帮着二姐过河，然后抱着妹妹过去，让二姐照看妹妹，再回来将三姐和我扶过河，最后自己回去背上行李后再和我们会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好几次，我都是掉到河里湿了双脚。而那些画面总是出现在我多年的梦里，浸湿我的双眼！

到了四十里铺的公路，母亲把行李连同我们四个孩子安放到四十里铺商店门口——白色墙壁绿色门窗的那一带唯一的一个商店，然后独自站在路边招手挡过路的汽车。母亲一边喊着“师傅，停一下”，一边跑着追赶汽车，那些绿色的卡车总是绝尘而去，留下母亲继续喊，继续追。好不容易，碰到好心的司机，一看见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早早地停车，帮着母亲把我们一个一个抱上卡车的后车厢。上车后的母亲从容地整理好自己的盖头，低声赞念一句，“艾力罕木都令俩黑，知感真主”。坚定的信仰，支撑着母亲平静地面对了世事变迁的坎坎坷坷。

多年来，每当我回临夏路过四十里铺时，总是情不自禁地看看马路右边的商店，商店依旧是白色墙面、绿色门窗，一如三十多年前的那样。我不知道，商店还能存在多久，但是那些日子却永远藏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