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请客

曾希圣请客

以前常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请客吃饭（主要是公款吃喝）似乎已成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了。关于请客吃饭的故事很多，近日读到的一则“曾希圣请客”的故事却比较别致，颇令人深思。

1960年2月，邓小平、彭真、刘澜涛、杨尚昆四位中央领导到安徽视察工作。曾希圣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委一些领导向他提出，中央四位领导人一起来安徽，这是难得的聚会，应当破例请他们吃一顿饭，但曾希圣坚决不同意，说：“毛主席和周总理来了，我们也没有请客嘛。”后来，几位省委书记不约而同来他家，都主张要请一次客。曾希圣想了想，说：“好吧，请！但是我们自己拿钱。”他把食堂的小孟师傅叫来，自己先交五元钱，要小孟到几位书记家里，每家收五元钱，总共收了三十五元钱，又叮嘱小孟：“就用这三十五元钱，做一顿可口的便饭，不准用公家一分钱。”“开宴”时，曾希圣对邓小平等人说明了这顿饭的来由，小平高兴地说：“老曾，你这个办法好。请了我们客，又不花公家的钱，真像当年在延安一样。”

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匪夷所思，但当年却是千真万确的一件真事。曾希圣在安徽有大过，亦有大功。大过是他在“大跃进”中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导致安徽出现大规模“饿、病、逃、荒、死”的严重局面，他自己曾说：“我对人民犯了罪。”大功是他面对饥荒的现实，开始头脑清醒转变态度。1961年4月，他提出在农村实行“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责任制——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群众称赞“责任田”为“救命田”，成为日后安徽农村经济改革的先驱，然而曾希圣自己却因此而遭到批判和迫害。相对于曾希圣的功与过来说，上述请客吃饭实在是小事一桩，但小事往往能体现一个人的真性情，群众正是从这样的小事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正直品质和严于律己的作风。如今公款吃喝风越刮越凶，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已达天文数字，尽管中央和各省市三令五申为之下发了几十个红头文件，但几十个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公款吃喝风推波助澜，根本禁不住。关于公款吃喝风盛行给党的形象造成重大危害的道理讲了不知多少遍了，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深奥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极为简单明了的官员利益问题和实践问题，倘若各级领导干部都像曾希圣一样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公款吃喝顽症就一定能治愈。因为，公款吃喝就是和掌握公共财权的各级党政官员利益有关的一件事，请来请去、吃来吃去的绝大多数人群就是各级官员自身。官员如要请客吃饭就得像曾希圣那样做，不得搞任何例外，即使对中央领导也如此，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犯规者一律严惩不贷，公款吃喝歪风何愁刹不住？否则，只在文字上绕来绕去，即使再发几个红头文件也是枉然。各级官员如果带头阳奉阴违，再好的规定、制度也是白搭。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请客吃饭小事关系到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头等重要大事，必须重在行动。

公款吃喝一事是如此，社会上其他不少顽症如公款旅游、公车消费等何尝不是如此呢？“曾希圣请客”的故事之所以在群众中交口相传，生命力旺盛的原因就在于故事本身包含的质朴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