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劳动的苦闷

四、辍学劳动的苦闷

1962年8月，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吴忠第一中学（那一年盐池高中班停办）。当时全国正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恢复，特别是中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农村形势有所好转，农民的日子似乎比干部、工人好过些，什么“七级工、八级工，不如老农一垅葱”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有鉴于此，父亲也不主张我再上学了。二哥张万祥（生产队会计）、三哥张万清（生产队长）更是用许多干部、工人回家当农民的实例规劝我跟他们一块耕田种地。但我力求学业上有所成就的志向坚定不移，不管怎么劝说，我还是执意要上学，父亲最后还是顺从了我的意愿。

父亲向亲戚借了30元钱，作为上学费用全交给了我。一天下午，他赶上毛驴驮着我的行李送我到盐池县城。头一天住在南梁村我表叔李天贵家（和父亲是姑舅兄弟）。表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晚饭后，表叔从田里摘了许多香瓜，又香又甜又水，是我从来没吃过的一种香瓜。多年以后我一直想买那种香瓜，但从来没买到过。第二天，走到猫头梁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和父亲急忙赶到山头上的一座庙里避雨。这是清朝同治年间建的一座庙，院子很大，长满了青草，庙宇完好，内墙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汪精卫”等标语，原来当年红军西征时曾在这里驻扎过。可惜这座留有革命遗迹的古建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了。不一会儿雨住了，我们继续赶路。快到中午时，俩人都饿了。那时家家户户口粮都很紧张，除非到了至亲至友家，否则是很难吃到一顿饭的。父亲想到他在王家圈的姨弟王登峰家（父亲的母亲与王的母亲是亲姐妹），便绕道前往那里。姨叔在县公安局工作，那天正好在家，见到父亲十分亲热，急忙让姨婶将生产队刚分的二斤羊肉煮了招待我们。那顿饭吃得很香。饭后谢绝了姨叔的热情挽留，当天下午我们走到了盐池县城，住在堂姐张秀英（五叔张斌的长女，嫁给家住城里的盛如海）家。

从家到县城，父亲一路默默无语，我感受到了他的苦闷和无奈。当年父亲54岁，已无力承担生产队繁重的体力劳动。家乡石山沟队因土地贫瘠，是远近闻名的一个穷队，一个劳动日值只有几角甚至几分钱，一户人家辛劳一年，扣除口粮款能分二三十元现金就是不错的了，有的户劳动一年不仅一分钱分不到，还倒欠生产队的粮款。我家因人口少，每年还分得现金二十多元。这样的状况负担一个远离家乡的高中学生的费用是非常困难的。但父亲又不忍心让自己十分钟爱的儿子违背自己的心愿中断学业。这种矛盾的心理使父亲处于两难境地，面对即将离他而去的儿子，他再无多余的话可说，只能保持沉默而已。

20世纪60年代初，盐池通吴忠的班车是大卡车，因车辆和道路问题经常停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堂姐夫盛如海（时任盐池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打问到县商业局的一辆卡车要到吴忠拉货，让我和一位副县长的儿子牛某（盐池县初中毕业）搭个顺车。第二天，我和牛某乘着卡车前往吴忠。牛某因是县长的儿子所以坐在驾驶室里，我是农民的儿子只能站在车厢上，即便如此，也让我感到心满意足，兴奋不已。这是我第一次走出盐池，尽情欣赏着沿途风光。车过了灵武烟墩山，映入眼帘的是宁夏引黄灌区的一幅美景：一马平川的田野平坦如砥，蜿蜒而过的黄河恰如丝带，水渠纵横，阡陌交错，树木成行，林荫遮道，田园整齐，瓜果飘香。如此景色让我这个山沟里长大的孩子感到惊喜，真不知世上有这样好的地方。到了吴忠，原以为搭的顺车是不要钱的，没想到司机还是向我收了3元车费，而对牛某不仅没收费，还殷勤地帮助其搬运行李。一件小事，使我感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性的势利和社会的不平等。

吴忠第一中学是宁夏有名的一所中学。校长褚立民（“文化大革命”遭批斗至死），教导主任武甲，都是治学有方、经验丰富的教育界名人，各科师资力量也比较雄厚，教学质量比较高。那年盐池县考入该校高中一年级的还有刘爱珍（与我在大水坑初中同班）、康学玲、闫高莲等人。高一年级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班主任是俄语老师李仲三。学校对同学的学习抓得很紧，除正常的课时外，每天都要上一个多小时的晚自习，还有众多的各种辅导。考试测验不断，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各课都有2~3次之多。新的环境迫使我在学习上更加刻苦努力，每次考试我在班内都名列前茅。然而令人苦恼的是无法忍受的饥饿和经济上的拮据。学生灶的正餐一般是一个馒头一勺水煮茄子或大白菜，顿顿吃不饱，刚吃完饭就饿得发慌，只得到街上的餐馆补充一点，这很快就把所带的20多元钱花光了。当时，学校有助学金，主要救助对象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女，我的家庭成分是上中农，要让生产大队和公社开出家庭贫困的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吃助学金是没希望的。“十一”国庆节放假，我决定回家取钱。当时我已身无分文，只好向同学刘爱珍借了3元钱，买了一张卡车票回到了盐池县城。

在县城碰到了同学牛某，他因病休学在十多天前回了家。牛某的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语文在班内是非常突出的。他说想在休学期间自学高中的课程，争取和我们一同考大学。他的这一想法对我很有启发，他能自学考大学，我为何不可呢！想到父母年岁已大，供我上学确实不易，于是自学考大学的信念在我脑海中开始滋生并逐渐坚定起来。

我正准备动身回家，却在街上遇到了二姐侯清兰。她盐池简师毕业后回到婆家城郊公社左记沟生产队担任民办教师（二姐夫左峰，1944年参加革命，当时在固原军分区工作）。见到我，二姐很高兴，亲热地急忙拉我到一个饭馆要了一大碗羊肉和四个馒头让我吃了。这是很长时间我吃得最饱最香的一顿饭。饭后，二姐领我到左记沟她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从左记沟步行50多里到了青山公社大圪塔姨父家。三哥侯垣正和姨父和泥裹墙，他当时是盐池中学高三年级的学生。我对三哥讲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有点可惜，劝我坚持继续上学。我怀着犹豫不定的心情当天晚上回到了石山沟家中。

到家第二天，为了多挣一点工分，我不顾路途的劳累，便参加了生产队的秋收——割糜子。作为农家的孩子，我从8岁开始就协助父亲干一些农活。以后虽上了学，但每年寒暑假自己一天不脱空地参加生产队劳动，锄地、割庄稼、犁田等农活样样都会，尤其是收割庄稼，我9岁就学会了揽把（割庄稼的一种技巧），12岁就同成人一样割三沟（垅）地，并且经常带趟（割庄稼走在最前面），割得又快又干净，生产队的人都很佩服，夸我是“文武双全”。

一连劳动了多日，假期已超。我向父母谈了自己自学考大学的想法，他们都很赞同。日子一天天过去，假期超得越来越多，以至一个月、两个月，再到学校上学已不可能了，由此我中断了在吴忠第一中学的学习。原想在农村边劳动边自学高中的课程，争取能自学考大学。但是残酷的现实是，紧张的生产队劳动根本无时间学习，原以为到了冬季可能会闲一点，其实不然，到了冬天不是顶替父亲给生产队放羊，就是在队里修水利，一天空闲时间都没有，看来自学考大学只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上大学力求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是我的理想追求，如今理想难以实现，追求将化为泡影。为此，我感到失望、悲观、后悔甚至是痛苦。但我又不甘心于此，始终处于矛盾、迷惘、焦虑之中。我非常羡慕那些继续上学的同学和在校的大学生，一直在寻求继续上学的机会。很长一段时间乃至以后的几十年中，我经常在夜间梦到学校假期一天天超了，但自己还不能到校，担心被学校开除，十分焦急；或者是马上就要考试了，自己还有几门课没有到校听讲和复习，非常紧张忧虑。这可能是那一段心理刺激留下的深深烙印。

在吴忠第一中学我上了不到两个月辍学回家，原想在农村边劳动边自学考大学的梦想破灭，只得面对现实，与中国千百万农民一样，面对黄土背朝天，去经受“广阔天地”的各种严峻考验。

大水坑公社马坊大队辖马坊、红沟洼、井沟、石山沟四个生产队，方圆50余里。石山沟生产队位于马坊大队的西部，西、南、北三面环山，沟壑纵横，是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文化匮乏。那时石山沟生产队乃至马坊大队初中毕业并能到高中上学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自己算是方圆几十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回到家中的两年里，自己经受了繁重体力劳动的磨炼，也遭受了无书可读、枯燥孤寂的煎熬。

山区农村最苦最累的活当数拔麦子（为了多收一些草，山区一些农村的小麦不用刀割而是用手拔）。时值酷暑七月，天气干燥炎热，社员们在麦田里你追我赶，尘土飞扬，和着汗水，人人被泥土糊得面目全非。麦芒刷在脸上，刺痒难忍；不一会儿手上打满了血泡，疼痛钻心。一天下来，浑身无处不痛，像散了架似的，走路都迈不开步子。这样的活一般要干10天左右。我始终不甘示弱，从未间断一天，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其他农活较之拔麦子要好一些，再重再累自己都能适应和承受，久而久之，也就逐渐适应了农民身份的各种劳作，耕（地）、耧（籽）、锄（地）、收（割）样样会，打碾扬场事事通，基本上是一个“合格”的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