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也不一定能说
参加一个有点学术性质的会议，说了几句真话，惹了一身麻烦，多少有些后悔。
那个会议是一本书的首发式。会议主办方力邀我参加，推不掉，我就去凑数了。
会议开始，由好几位专家学者、该书的编者以及编者的亲朋介绍书的编写经过，特别是大颂特颂编者的功德。最后，把编写这本关于中国某一时期某个边塞国家文物的意义，上升到了抗击帝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的吓人高度。似乎这本书如果让外国人抢先出了，让外国的学者抢先研究了，那便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不幸，是中国学者与出版界的一大耻辱，甚至有可能亡党亡国，有可能灭种。
这个会，我本没准备发言，而且因为有别的事，要中途退场。但主持者盛情邀我发言，让我讲完再走。那天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我满口胡言乱语。我讲这本书的出版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对于编者表示了祝贺，而且还对编者之一的某管理处主任从市场与学术相结合的视角进行了嘉许。我的错误在于，我说，学术就是学术，那个古代小国在哪里并不重要，关于那个小国的学问在哪里做、由谁做也并不重要，因为那已是历史，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整个人类都有责任保护那段文化遗存，整个人类也都有权对那段文化进行研究探索。全世界的人们应当平等地、平心静气地共同进行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这与爱国主义无关，与民族尊严和自豪感无关。讲的过程中我多少还有些得意，感觉我多少还有些学者本性与文人情怀，好赖还说出了几句有学术味道的话。说完了，我便撤出了。我以为，这种应景的会、捧场的会，大家说点什么都不会有大碍。
事情远没有我想的简单。事后据一位同样参加此次会议的朋友讲，我的话一出，令全场尴尬。我出了门后，主持者以讥讽的口吻问：“还有没有要跳出来的？”跳出来的是什么？跳梁小丑呗！小丑是谁？牛某人是也。那位主持人之所以如此失态，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好向书的编写者交代。编者之一、主要编写者的亲属则开口痛斥我“大言不惭”。事后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只是一笑，而且自认“咎由自取”。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鲁迅讲的故事，说一家人在给孩子做满月，说孩子日后必定大富大贵的受欢迎，说这个孩子以后会死的，则遭臭揍。真话有时也是说不得的。我的那次经验，够我咂摸一辈子，记取一辈子的。
20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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